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
這一段和宋夏戰(zhàn)爭沒有直接關(guān)系，但是涉及到宋廷的運作方式重大改變，有必要講明，否則下一篇也不易理解。
元昊稱臣后，宋廷暫時從陜西軍務(wù)中解放出來，此時建國已經(jīng)八十年，很多問題已經(jīng)積蓄到了一定程度，亟需一場改革來解決。就在此時，宋仁宗很適時的發(fā)起了著名的“慶歷新政”。從慶歷元年（西元1041年）起，宋廷陸續(xù)召回陜西前線的幾位重臣韓琦、范仲淹、富弼、文彥博、龐籍等人，進封為宰執(zhí)，主持變法。一般認為范仲淹是慶歷新政的主導(dǎo)者，他當時的職務(wù)是同中書門下參知政事（相當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wù)院常務(wù)副總理），頂頭上司是同平章事（首相）晏殊。范仲淹向仁宗提出十條意見，主要集中于吏治，加強對官員的考核。作為一個建國八十年的大國，大宋的官場上早已是盤根錯節(jié)，改革吏治自然是重中之重。當然，還有一條重要措施，就是加大推廣紙幣：交子。交子早在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便在民間發(fā)行，天圣元年（1023年），宋廷在成都設(shè)立益州交子務(wù)，開始官方發(fā)行，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慶歷新政中加大了紙幣的發(fā)行力度，甚至市場一度謠傳要完全取代鐵錢。
慶歷新政涉及到很多官場直接利益，遭受的阻力也很大，但是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等重臣通力合作，最終得以推行，極大的改善了官場風(fēng)氣，政治文明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現(xiàn)代有些人說慶歷新政受到保守派的阻撓而失敗了。這很奇怪，它明明是非常成功的。雖然范仲淹本人不久被罷相，但這主要是因為他和呂夷簡的私仇，而他在變法的過程中確有操之過急，被呂夷簡抓住把柄。他罷相后韓琦等人繼續(xù)擔任宰相，宋仁宗采取非常合適的節(jié)奏繼續(xù)推進慶歷新政，取得極大成功，這也正是宋仁宗深受后世頌揚的主要原因。
皇祐四年（西元1052年），資政殿學(xué)士范仲淹卒，享年64歲，追贈兵部尚書，謚號文正，后贈魏國公，宋仁宗為其親筆纂寫《褒賢之碑》。噩耗傳到陜西，鄜延、環(huán)慶的百姓和數(shù)百羌蕃酋長聚集在他的生祠“哭之如父”，齋戒三日而去。雖然范仲淹到最后只當?shù)絽⒅碌母毕嗦殑?wù)，沒有位極人臣，然而就像貝利的10號、喬丹的23號成為球場上永恒的經(jīng)典一樣，范仲淹的“文正”這個謚號也成為后世官場的最高謚法，士大夫以“生封宰相，死謚文正”為最高追求。其名篇《岳陽樓記》中寫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成為無數(shù)后人景仰的道德標桿。范仲淹作為一個貧民遺腹子，靠政府救濟勉強長大，沒有任何家庭背景，全憑科舉入仕，并以才華上進，集才干和正直于一身，在陜西邊防帶兵屢立軍功，又入閣為相主持變法，一生操勞，只為國為民，而決不為個人成就，完全符合儒家的一切道德標準，報了幼小立志苦讀之愿，也被朱熹子盛譽為：“有史以來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其人雖已逝千年，但其名卻光照萬世，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士子為國家民族奮斗終身。
皇祐初年，一位百越酋長儂智高在廣西一帶反叛。由于他占據(jù)有利地形，宋廷初時進討不利，損兵折將。最后在宰相龐籍的力主下，由樞密副使狄青調(diào)集陜西軍精銳進剿，于皇祐五年將儂智高捕殺。狄青也因此功成為北宋唯一一位純粹士卒出身的樞密使，并成為中國民間家喻戶曉的人物。不過在很多關(guān)于狄青的野史中都用到了一位大反派龐太師，應(yīng)該是以龐籍為原型，但歷史上的龐籍不但是位良相，而且對狄青有知遇之恩，野史為何如此演義，令人費解。
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宋仁宗駕崩，享年53歲，在位41年，是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宋仁宗子均早亡，在韓琦的主持下，立其侄、真宗兄商王之子濮王之子趙宗實即位，改名曙，即為宋英宗。宋仁宗是歷史上第一位獲得“仁宗”廟號的皇帝，其仁厚程度史所罕見，即使普通百姓也很難達到。史書中有許多稱頌他圣明仁厚的例子，尤其是被諫官包拯（包青天）把唾沫噴到臉上卻仍然采納其意見，這在某些臣子必須蜷伏在地上對上級諾諾唯是的朝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仁宗崩時，“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nèi)之前”，許多城市自覺罷市致哀，號哭之聲，不絕于巷。噩耗傳到契丹，遼道宗（耶律洪基）當著滿朝文武失聲慟哭，幾欲昏厥。宋詞婉約派掌門人柳永，因在殿試中被宋仁宗淘汰，一生功名盡廢，只能“奉旨填詞”，與仁宗有不解私仇，仍然衷心的寫下了“愿歲歲，天仗里常瞻鳳輦”的詩句。宋仁宗在現(xiàn)代名氣并不大，走在街上十個人有九個都沒聽說過他，但歷代文士卻將其推崇為中國甚至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晚明大思想家王夫之就說：“自三代而下,論太平之盛世,唯漢文帝,宋仁宗與本朝孝宗皇帝而已。”明朝后期的思想家朱國楨等普遍持相同觀點，把這三位和平君主的地位放在了漢武帝、唐太宗甚至明朝人最崇拜的明太祖、明太宗之上。
是?。』蛟S很多人只記住了漢武大帝的鐵騎縱橫，永樂大帝的萬里海疆，只記住了亞歷山大轉(zhuǎn)戰(zhàn)三洲的壯舉，君士坦丁將基督定為國教，卻淡忘了這位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罕見政治文明的文治圣君。梅堯臣、歐陽修、晏殊、曾鞏、龐籍、包拯、韓琦、富弼、范仲淹、文彥博、司馬光、王安石、蔡襄、蘇洵、蘇軾、蘇轍……一連串熠熠生輝的偉大名字如群星般閃耀在仁宗一朝的殿堂之上。沒有一個門閥貴族，沒有一個富商巨賈，全都是憑借自身才華進入國家最高領(lǐng)導(dǎo)層的平民?！俺癁樘锷崂?，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毕嘈胚@是某些整天叫囂著“*自由”、“普世價值”的國家至今乃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都遠遠無法做到的。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的祖先在一千年前就顯現(xiàn)出了這樣偉大的文明，卻被他的后人扭曲污蔑成了“文弱”。在某些人的嘴里，宋仁宗就是“文弱”的代表，動不動就扣上“投降派”的帽子，對西夏的三次敗仗更是為他們所津津樂道，勝仗則選擇性失明。而一些人退一步講，說趙禎這個人很好，但是作為皇帝風(fēng)格太軟，缺乏魄力，并不適合主持一個超級大國。對此我只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寶元元年的那次自然災(zāi)害，宋仁宗以不能為民解難，將四位宰執(zhí)同時罷免。請注意！罷免他們的原因僅僅是不能為民解難，而不是政治因素。試問古往今來，還有那位最高領(lǐng)袖有這樣的魄力？炫耀武力是膚淺的野蠻行為，這，才是一個超級大國最高領(lǐng)袖應(yīng)有的魄力。
繼位的宋英宗雖然很有抱負，但在位僅4年。他在位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因為名叫趙曙，所以簽署樞密院事的官名改稱簽書樞密院事；二是支持司馬光編纂《通志》，是《資治通鑒》的前身；三是所謂的“濮議”。“濮議”在歷史上名氣不大，但其實很重要。此事是因為英宗以仁宗遠侄繼位，其父濮王生前并未當過皇帝，但是英宗卻堅持要給他追贈皇帝待遇，此事雖有部分宰執(zhí)支持，但卻遭到百官的反對，經(jīng)過近兩年的激烈爭吵，英宗終于勉強達成目的。這件事很像明朝嘉靖年間的“大議禮”之爭，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也想給他沒當過皇帝的父親追贈皇帝待遇，與群臣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斗爭，十余年方才獲勝。濮議和大議禮雖然爭的只是個虛名，但是朝廷內(nèi)皇帝卻和大臣們處于對立面，最后朝臣們也會分裂成兩派互相攻擊，開始了一種非常不好的政治風(fēng)氣，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破壞了和諧社會。更為湊巧的是宋朝的濮議之后緊隨而來的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熙寧變法”，明朝的大議禮之后也是以張居正為代表的“隆萬改革”，不久后便是靖康之難和清軍入關(guān)，這其中未嘗沒有必然聯(lián)系。
宋英宗雖然年輕，但身體很差，在韓琦、歐陽修、包拯等重臣的強烈要求下，終于同意預(yù)立長子穎王趙仲針為皇太子。治平四年（西元1067年），宋英宗病危，韓琦果斷拍板，擁立皇太子繼位，改名瑣，即為宋神宗。英宗享年僅36歲，在位4年。韓琦作為三朝宰輔，最初在陜西軍對西夏作戰(zhàn)，屢立戰(zhàn)功，作為宰相又推行“慶歷新政”，更兩次主持繼位，使帝國平穩(wěn)渡過危機，實乃不可多得的社稷之臣。宋神宗即位后，御史中丞王陶提出韓琦擔任宰執(zhí)時間太長，逐漸養(yǎng)成了一些跋扈行為，不能再繼續(xù)當下去了。于是六旬高齡的韓琦免去實職回相州家鄉(xiāng)養(yǎng)老，建設(shè)了著名的“晝錦堂”，成為當時最著名的私立學(xué)院之一。熙寧八年（西元1075年），韓琦卒，享年67歲，追贈尚書令，謚號忠獻，配饗英宗廟庭、從祀孔子，神宗親自為其撰寫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勛”。
宋神宗即位時年僅20歲，志向遠大，最愛擺弄太祖太宗的兵器，有蕩平天下之志，他下令編篡的《武經(jīng)七書》成為中國古代軍事學(xué)院的官方指定教材。當時王安石因為提出許多新穎的治國理論而名噪一時，年輕的宋神宗也被他的理論所深深吸引，曾與其暢談。神宗說：“我想效法唐太宗，需要得到我的魏徵?！蓖醢彩f：“得到我就你可以成為堯舜，唐太宗算個屁?！逼鋵嵲陧n琦辭相時宋神宗就曾主動提出：“您離開后誰可以執(zhí)掌國事，王安石如何？”韓琦答道：“王安石做個翰林學(xué)士綽綽有余，但是做宰相則萬萬不可。”宋仁宗在位時，也曾指出過王安石才華甚高，但性格有嚴重缺陷，不宜為相，當朝的官員也大多反對其升遷。但最終神宗還是頂住各方壓力，于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將王安石提拔為參知政事，并開始實施其新的治國理念，次年又迫不及待的提為同平章事，成為首相。
與慶歷新政主要針對整頓吏治不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主要著眼于財政經(jīng)濟，有農(nóng)田水利、青苗、常平、均輸、市易、保甲、募役、免行、礦稅抽分等方案。其實這些新法的理論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利于增強國家財政實力，拉動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而這些新法中的利率調(diào)節(jié)、政府購買、稅收調(diào)節(jié)、通貨膨脹等等，其實就是現(xiàn)代國家宏觀經(jīng)濟調(diào)控的常用手法，也成為西方經(jīng)濟學(xué)宏觀部分的淵源。西方人極度崇拜王安石，將其譽為天才的改革家。列寧在其1906年所作的《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lǐng)》中說：“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偉大改革家”，甚至還有人認為他最早提出了社會主義思想。但是，外國人對王安石的研究可以處于一個很超然的角度，因為他們只看到王安石的理論，而不必考慮實施的實際情況，就像人類用小白鼠做實驗，不必考慮小白鼠本身所受的痛苦。對于宋帝國而言，激進的采用這些新法確有許多實際困難，滿朝文武的一致反對并非沒有道理，而這個時候，王安石的性格缺陷開始顯露。
首先是新法的義理問題，熙寧變法的直接目的是擴大財政收入，然而人類社會發(fā)展至今，尚無任何一個國家敢于公開宣稱其政府以盈利為目的。王安石犯了這個大忌應(yīng)該盡量低調(diào)的埋頭做事，然而以他的性格，卻非常不以為然的和道學(xué)家們辯論，從一開始便失去了正義的地位。在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中，將政府也視為市場經(jīng)濟中的“理性人”，甚至有以政府作為盈利主體的財務(wù)分析方法，但這畢竟只能停留于數(shù)學(xué)模型，王安石卻將全國人民都當成他的數(shù)學(xué)模型，其目中無人，震驚天下。
其次是新法推行太過于激進，這么多措施同時推出，而且基本上都是一步到位，沒有任何緩沖。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都是循序漸進的合理過程，所謂“休克療法”經(jīng)常會造成更大的傷害，我們現(xiàn)在深化改革最強調(diào)把握好速度、效益和質(zhì)量的辯證有機結(jié)合，科學(xué)發(fā)展觀則是全面、協(xié)調(diào)、以人為本、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觀，并且要堅持“五個統(tǒng)籌”，王安石顯然違背了這些科學(xué)原理。義理問題那些道學(xué)家們嘴巴可以說，但影響不到王相公辦事，同僚們面上也維護道學(xué)家，但實際上都心知肚明。不過當王安石過于激進的推出這么多措施時，他們也不得不站出來反對。事實上，所謂的“舊黨”并不是真的反對這些新法本身，而是反對王安石操之過急。
再次是王安石的用人問題，他提拔起來的曾布、呂惠卿、蔡京等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奸臣，在徽宗朝充斥朝廷，安能不有靖康之難？
最后是最重要的，熙寧變法承接濮議，將宋廷的“黨爭”風(fēng)氣發(fā)揮到了極致，很多重臣忘卻了自己的宰執(zhí)重任，逞權(quán)術(shù)之爭，將宋廷的決策機制帶入到了一個非理性時代，這個問題我們還將在靖康之難中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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