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后記
吾鄉(xiāng)昔有才子敬隱漁，生于1901年，原遂寧縣文星下街人氏，從小在修道院長大，先學的法語，再學的漢語。他最早把《約翰·克利斯朵夫》譯介到漢語世界，又最早把《阿Q正傳》譯介到法語世界。羅曼·羅蘭曾稱贊其譯本是“規(guī)矩的、流暢的、自然的”?？上У氖?，他弄丟了羅曼·羅蘭帶給魯迅的親筆信，換言之，亦取消了這兩個偉大作家的思想聚會，——可以想見，那該多么令人激動！據說敬氏出生貧寒，性情孤傲，神經衰弱，后來得了花柳病，在1930年蹈海而死，一說在1931年投湖以亡，活了不到三十歲。其人可憫，其才可嘆，其志可嘉。
本刊亦有志于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此卷繼續(xù)譯介當代外國詩人。在俄羅斯女詩人伊琳娜·赫羅洛娃（Ирина ХРОЛОВ?。┤ナ朗苣曛H，感謝晴朗李寒先生翻譯提供其短詩四十七首、長詩一首，——這也是赫氏首次進入漢語世界。編者之所以選發(fā)長詩《鏡子》，不僅僅因為此詩是赫氏名作，曾在讀者中間熱烈傳抄，還因為此詩恰好獻給編者熱愛的詩人：偉大的曼杰什坦姆。曼氏出生在波蘭華沙，卻在俄國圣彼得堡長大，這座古城后來在新的政治語境中被稱為列寧格勒，但是曼氏堅持沿用舊名稱。1930年12月，他終于寫出《列寧格勒》，僅提及一次“列寧格勒”，然后就連續(xù)兩次低聲呼喚“彼得堡！”這座逃不掉的古城還在變化名稱，正如赫氏所寫到的，“他要抵達如今的彼得格勒”。如果說曼氏的寫作就是傷寒論寫作，我們將欣慰地看到，赫氏多么固執(zhí)地繼承了這個艱難的傳統(tǒng)。有一個意象，“童年的小旗子”，在《鏡子》里兩次出現，讓我十分震撼。欸，在編者看來，這個意象幾乎濃縮了白銀時代以來俄羅斯詩歌的全部復雜性。編者不欲在此作進一步的闡釋，要補充的是，在短暫的人生里，赫氏始終堅持毫不妥協的態(tài)度，遺世，深居，——伊戈爾·麥拉麥德的文章，《關于伊琳娜·赫羅洛娃》，也證實了這一點。這讓赫氏看起來像是阿赫瑪托娃的遺孤，或者說是阿克梅主義的守靈人。當然，俄羅斯詩歌的另一個傳統(tǒng)，也許是更加古老的傳統(tǒng)，在敘事性中慢慢結晶出抒情性，在赫氏這里也得到了得體的延續(xù)。赫氏對于部分中國詩人的啟迪意義或許還在于，她堅持置身于痛苦之源，并且如此發(fā)問：“但是如何在巴黎產生靈感？”
本刊向來關注那些幽居的詩人，而陸憶敏，恰是不可多得的選擇。在1981至1993年間，她僅僅寫出四十多首詩，就已經翀臨那隱秘的孤峰，此后驚鴻斂翅，再也不現芳蹤：拒不出版詩集，也不發(fā)表作品，更不參加活動：彷佛亟欲與這個世俗世界一刀兩斷。很多年前，詩人柏樺就不能掩飾對陸憶敏的激賞，稱之為“立刻發(fā)生的詩人”。2011年3月8日，正當張棗周年祭，陸憶敏獲得首屆張棗詩歌獎，柏樺又不可禁抑地發(fā)出《贊美》，“今天，我們要贊美一位詩人——陸憶敏。在當代（20世紀80年代以降），這位既顯要又退避的詩人，以她那不可模仿亦很難被人識透的藝術，為我們幻化出神秘的詩、輕盈的詩、尖利的詩、寂靜的詩、幸福的詩……與此同時，她還‘教孩子們偉大的詩’”。早在此前的2月10日，柏樺和他的學生陸波就已蒐校出“陸憶敏詩選”，得詩三十八首。大約在此前后，胡桑也蒐校出“陸憶敏詩集”，得詩四十三首。鑒于鐘鳴當年在紙刊《象罔》推出的陸憶敏專輯已很難尋見，編者比對匯總前述兩個電子版，并按照作者建議，刪去較亂的《冬天》，剔除偽托的《午后》和《利刃》，結合新浪微博“冰川茶蔍”微刊“癥狀”終校其全部作品，在本卷（愉快地，捎帶著慶幸和興奮）刊出短詩四十首、長詩一首，或可寬懷那些暗里無垠的“陸迷”們。編者在“癥狀”新發(fā)現陸憶敏短詩《相容性》等二十五首，已有寫及地震，似是近作，將來或可另作安排。
本卷亦推出“元寫作小組”部分成員之近作。阿伍正當而立之年，他與他的小圈子醉心于研究修辭的顯微雕，煉字，造詞，破句，打褶，都有越來越精細的講究?？梢赃@樣說，他的寫作，恰是針的技藝而非斧鉞的勞動。從這次提交的作品來看，他的每首詩似乎都安設了兩張對峙的嘴：一張急于說話，而另一張忙于掩口。移花接木更是阿伍的拿手戲，他藉此導演了隱喻的雙簧：“水開了”，卻是“我不停地冒水蒸氣”。他的作品表現了年輕一代詩人對于生活和語言的敏感，編者有理由相信，時間和時代會在另外一些層面給他更加豐富和沉重的饋贈。余孟秋剛剛開始寫作，換言之，她終于意識到，寫作也許可以讓舌頭獲救。她的詩似乎都來自于旅行：身體先上車，靈魂后攆路：“還有什么/不是一窗寒風獵獵過”。這樣，她幾乎 “整個兒”實現了從此在的逃離。從《在喜馬拉雅山南》組詩來看，她的旅行就是對旅行社的嘲笑，因為她要趕赴的，不是名山，而是荒野。她要繞開一般意義上的線路，自己去尋找，去驚嘆，去贊美，去安享，然后去寫作。這是一種在荒野倫理學引導下的寫作。生命返璞，作品趨簡：兩者的相互成全讓人分不清軒輊。當然，我們期待著詩人在寫作中也能繞開一般意義上的線路，在情與景、虛與實、藏與露、險與夷之間求得更加驚妙的偏頗（不是平衡）。安遇也展出了近作，他繼續(xù)游目（又何嘗不是游心）于鄉(xiāng)頭的小地理和身邊的小人物，寫出了“人性的，太人性的”詩篇。我們已經看到，爐火在轉青，當然也在轉輕。他拒絕復雜性和沉重感，試圖從平淡而安閑的生活中掏出細小而結實的快樂。這種偷著樂，不免讓我們想起英國的輕體詩（Light verse）——啊，奧頓，《學術涂鴉》——或者前蘇聯的的輕派詩。輕派詩是對響派詩的反對。后來，葉甫圖申科卻反而用響派詩的特點，“公民性”，來糾正輕派詩的某些習性。建議安遇適當參讀葉氏之文章《公民性—行動中的道德》，算是編者的吹毛求疵。在很多次交談中，安遇都透露出自己的美學理想：要把詩寫得像宋代的青瓷。二十二年前，這種青瓷在吾鄉(xiāng)金魚村出土，立馬就照亮了所有人的眼睛：簡約，晶瑩，溫潤，兩種釉色（梅子青與蓮花白）似乎交替隱現，具有豐富的層次和搖曳的韻味。這不唯是安遇的美學理想，亦不妨視為元寫作的美學理想。本卷亦收入拙文兩篇，是分別為兩個選本，《1949-2008：中國當代詩100首》，以及《四川新詩99年99家99首》，所作的小序。這兩個選本旨在促進新詩經典化進程，此次刊出兩篇小序，試圖在更大范圍內喚起對新詩經典化問題的思考和討論。
本卷選用張新泉、馬新朝、李振聲、孫文波、東蕩子、田禾、寒煙、李龍炳、阿翔、李小洛等詩人和學者的墨跡作為插頁。今年10月11日，詩人東蕩子突發(fā)心臟病，已然撒手塵寰，享年四十九歲。這位木匠的兒子，用最好的手藝，將一個個漢字榫接成阿斯加王國：“堅毅和對生命可能性的確信使他開啟了一個高于現實的詩歌世界”。東蕩子生前曾兩次給編者寄來詩集，編者自忖會當相逢，尚未回致友聲，不料倏遽之間，此與彼已如參商。此次輾轉覓得并刊出其手稿——最后的手稿——以表達歉意和哀思。就在此前十三天，9月29日，詩人牛漢仙逝，享年九十歲。詩人阿翔當天就寫出《悼詩》，幾天后就已將手稿快寄至編者案頭。牛漢先生是七月派碩果僅存的大匠，他面對苦難和暴行的態(tài)度甚至讓他在更大的范圍內成為一個象征。如果血性和骨氣“真的”比修辭重要，那么牛漢先生堪稱中國詩人的楷范。他的仙逝，猶如最后一枝白色花凋謝，將在不會短的歲月里，讓我們感到空曠，冷寂，軟弱，以及馨香的裂斷。本卷刊出阿翔手稿，以此參與整個中國對牛漢先生的深切緬懷。
感謝柏樺兄提供部分稿件，感謝余叢兄提供東蕩子墨跡，感謝畫家田涌兄代約汪小川先生篆刻刊名，——據云小川先生有三絕：篆刻，書法，火鍋。今得見一絕，余二絕可以想見矣。
胡亮
2013年11月15日，遂寧，
銀杏樹快要掉光葉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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