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話語 傳薪絕學】  

　　簡帛是簡牘和帛書的合稱，簡與牘都是用竹或木制作而成，窄長的稱為簡，大塊的稱為牘，帛則是白色的絲織品。簡帛是造紙術發(fā)明之前中國最主要的書寫材料，戰(zhàn)國時期的《墨子》一書中曾兩次出現“書于竹帛”一詞，形象地說明了當時書寫材料的特征。即便是到了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之后，簡帛仍然與紙張并行使用了很長時間，一直到南北朝時以后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簡帛類文獻的發(fā)現，在古代就有不少記載，其中最為人們所艷稱的，當屬西漢景帝時在孔子故宅發(fā)現的孔壁中經，以及西晉時在河南汲縣出土的汲冢竹書。孔壁所出，有《尚書》《論語》《禮記》《孝經》等文獻；汲冢則發(fā)現了《紀年》《穆天子傳》《易經》等典籍，在當時就引起了熱烈討論，對于后來學術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國學大師王國維對它們給予高度評價，并進而提出了“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的著名論斷。

　　19世紀末，西方探險家紛紛涌入中國，在中國西北的新疆、甘肅、內蒙古等地區(qū)大肆進行探險考察活動，發(fā)現了不少簡帛實物，從而揭開了現代簡帛資料發(fā)現的序幕；而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后出土的居延漢簡和長沙楚帛書，更是蜚聲中外。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蓬勃開展，新發(fā)現的簡帛資料更為豐富，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國各地出土的簡帛資料數量之多、地域之廣、內容之豐富，已遠非以前所能比擬。迄今中國所發(fā)現的簡牘資料已有三十多萬枚，帛書也有數十件之多，蔚為大觀。一些學者甚至把當今稱作是一個簡帛時代，也洵非過譽。

　　從時代上來說，目前已經出土的簡帛資料已覆蓋了從戰(zhàn)國直至魏晉時期的各個歷史階段。就其性質來說，大致可以劃分為簡帛書籍和簡帛文書兩大類。西北烽燧屯戍遺址所出，主要為文書檔案；內陸出土的簡帛中，里耶秦簡、走馬樓吳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益陽簡等也屬于這一類；至于一些墓葬出土的簡帛書籍，為墓主人生前所閱讀的書籍實物，與墓主人的學識和生涯有關。例如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定縣簡、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北大簡、安大簡等，多系珍貴典籍，可見墓主人在學術方面很有造詣，墓中所出土的簡帛也反映了他們的學術傾向；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岳麓簡則以法律書籍為主，墓主人都曾任執(zhí)法官吏，也體現出《挾書律》廢除之前“以吏為師”的事實。

　　簡帛資料的大量發(fā)現，已經深刻地影響了當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簡帛資料給我們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嶄新的視角，來重新研究中國輝煌的古代文明。學者們不僅可以利用簡帛資料證經補史，探研新領域，解決新問題，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飛躍。近年來學者們紛紛提倡的重寫學術史、文學史、思想史、科技史等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簡帛資料大量發(fā)現之賜。需要說明的是，這么多豐富而且重要的簡帛資料，其學術價值絕非我們這個時代所能充分認識，其中的許多深刻內涵，有待于子孫后代進行長期研究和揭示。

　　當前，簡帛研究已成為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長點，成為當代的顯學，日益受到重視，但是許多工作有待于進一步深入。比如說，一些簡帛材料已經出土了三四十年，尚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和出版；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進步和認識的深入，許多過去出版的簡帛資料尚有重新整理的必要。例如，以往公布的簡帛照片，囿于當時的設備和技術，往往不夠理想，造成文字識別十分困難，現在的攝影設備和技術已經大為改觀，完全可以獲得更理想的圖像資料；再比如說，以往的竹簡拍攝只注意有字的一面，對于無字的背面則往往忽視，現在學者們都充分認識到，作為一種文物資料，竹簡背面蘊藏著大量的珍貴信息，可以對竹簡的編聯、綴合發(fā)揮關鍵性的作用；另外，像簡帛學的理論建設、簡帛學與當代高科技成果應用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有待開展。（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