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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看金一南將軍的《浴血榮光》，里面有這樣一段話，大致的意思是：

從蘇聯(lián)的十月革命，到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的東歐社會主義政權(quán)，再到越南、朝鮮、古巴，都是先奪取政權(quán)，然后再建立政權(quán)。只有中國的革命，是在奪取政權(quán)前，就已經(jīng)建立起了職能完備的紅色政權(quán)。

這個政權(quán)就是1931年11月宣布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定都瑞金。這里地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面積約8.4萬平方公里，人口453萬，被稱為中央蘇區(qū)。

那么，中央蘇區(qū)是如何建立起來的？為什么它會出現(xiàn)在贛南、閩西地區(qū)呢？

故事要從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開始說起。

為什么要離開井岡山

“井岡山模式”就是根據(jù)地模式，相比“流動游擊”而言，這是一個大進步。通俗一點理解，純粹打游擊屬于“居無定所”，而建立根據(jù)地就有了能夠提供給養(yǎng)和休整環(huán)境的“大本營”。

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不是放棄了“井岡山模式”，而是因為井岡山根據(jù)地本身有它的局限性。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是毛澤東所說的“經(jīng)濟無出路”。

秋收起義后，毛澤東之所以選擇了井岡山，是經(jīng)過廣泛考察的，按他的說法：“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span>

井岡山的優(yōu)勢，其一當然是它的地形環(huán)境，在軍事上易守難攻；其二就是山上有水田和村莊，能夠提供一定數(shù)量的給養(yǎng)。

但問題是，這里“人口不滿兩千，產(chǎn)谷不滿萬擔”。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的部隊有1000多人，而山上原本的袁文才、王佐兩部又各有150人左右。也就是說，這時山上的人口有3000人左右。

“一擔”是120斤，假設一人一天吃1斤糧食，那一年就需要消耗3擔。那么“萬擔”可以支撐的人口，也就是3000多一點。所以當時的情況僅僅是“持平”。

但沒多久，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800多人也上山了，還帶來了湘南起義的大批農(nóng)民軍，于是井岡山的經(jīng)濟情況一下就“失衡”了。等到彭德懷帶領平江起義部隊上山時，“經(jīng)濟無出路”的情況愈發(fā)嚴重。

糧食不夠就只能下山去買，然后挑上山，這就是《朱德的扁擔》的故事。但這個“出路”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國民黨會隨時進行封鎖。

除了經(jīng)濟原因，第二點就是地理原因。

如上圖所示，羅霄山脈被三條大河“包圍”，北面是長江，西面是湘江，東面是贛江，這三條大河都無法徒涉。這就意味著，紅軍最擅長的運動戰(zhàn)，在這片區(qū)域的發(fā)展空間有限。

就這樣，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共3600人，從茨坪地區(qū)出發(fā)下了井岡山。留下來堅持戰(zhàn)斗的，是彭德懷的紅五軍。

路在何方

離開井岡山，是為了開辟新的革命根據(jù)地，那應該去哪里呢？

首選就是贛閩邊界。因為江西的國民黨勢力是比較弱的，但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而何健的湘軍實力比較強。相對來講，福建本地軍閥也比較弱，所以在江西、福建兩省的邊界建立新的根據(jù)地，在外部環(huán)境方面最有利。

此外，贛南、閩西地區(qū)是夾在羅霄山脈和武夷山脈之間的一片廣闊地區(qū)，既有山區(qū)做軍事屏障，又有大片的肥沃土地來發(fā)展經(jīng)濟，所以具備建立根據(jù)地所需的地理和經(jīng)濟優(yōu)勢。

下圖便是井岡山和瑞金的位置關(guān)系圖：

但紅四軍主力走的線路卻是條大曲線：

為什么這樣走呢？原因就是前面講的，三面都有不能徒涉的大河，在后有追兵的情況下，紅軍不能冒然走需要渡河的線路，所以只能南下，然后從贛江上游的江面狹窄處過河。

最困難的時候

這是一段極其艱辛的征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一路上幾乎沒有群眾基礎，陳毅元帥后來這樣回憶：

當時紅軍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qū)А蛔咤e路便有全軍覆沒的危險…當時一般群眾不太愿意給我們帶路，我們也不敢隨便找人當向?qū)?。我們找的人，是曾?jīng)和北伐有點關(guān)系的。

1月底，紅四軍走到了那條“大曲線”的底部：位于贛閩粵三省交界處的尋烏，就是在這里，遭遇了紅軍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一次險情。

2月1日，紅四軍在尋烏的圳下村宿營。第二天一大早，山區(qū)里下起了大霧，尾隨的敵軍在此時發(fā)起了突然襲擊。更不巧的是，主力28團在林彪的帶領下已先行出發(fā)，導致朱毛指揮部的防御能力非常薄弱。

所幸的是，毛澤東當時帶領政治部駐扎在村外的“文昌閣”，沒有引起敵軍的注意。所以槍一響后，毛澤東就從屋里向山上跑去，脫離了危險。

朱德、陳毅都和敵軍近在咫尺，情況非常危急。陳毅跑的時候甚至被一個國民黨士兵抓住了衣服，他奮力甩掉外套，恰巧扣在了那個士兵的頭上，才幸運脫身。晚年的時候，陳老總曾這樣回憶：

此事已過去43年了，回想當時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測，還不知以后中國革命會怎樣發(fā)展。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這樣驚心動魄的場面，我至今未忘。

毛澤東、朱德、陳毅幸運脫險，但朱德的夫人伍若蘭不幸被俘，2月12日被國民黨當局殺害。

這段歷程，在后來紅四軍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被稱為“我軍最困難的時候”。

否極泰來

紅四軍挺進贛南閩西的這條大曲線，其實挺“形象”的：南下的時候，一路是挫折和困難；尋烏遇險，恰是曲線的“低谷”；而開始北上之后，就有一種否極泰來的感覺了。

首先是大柏地伏擊戰(zhàn)，時間是2月9日，當時紅軍繞開了瑞金，在北面的大柏地山區(qū)伏擊圍殲了追敵兩個團，陰霾盡掃，士氣大振。

然后進占寧都，繼續(xù)北上到達了東固，并于2月20日與這里的江西獨立第2團、第4團會師。紅四軍在東固革命根據(jù)地安置了傷員，得到了充分的休整。

2月25日，紅四軍離開東固，北上走了條“小曲線”，于3月4日攻占廣昌。然后翻過武夷山脈，在3月14日占領了有“小上?！敝Q的長汀。長汀城里有小型兵工廠和軍服廠，紅四軍的著裝統(tǒng)一，便從這里開始。

電影《古田軍號》

4月1日，紅四軍離開長汀回到贛南，并在瑞金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彭德懷紅五軍會師，然后在雩都（于都）建立了贛南的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quán)。

5月20日，紅軍第二次入閩，并在這里停留了9個多月，初步建成了閩西蘇區(qū)。

上面出現(xiàn)的這些地名：寧都、廣昌、于都等等，都是后來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蘇區(qū)的戰(zhàn)略要地。

故事到這里似乎可以結(jié)束了，但這只是中央蘇區(qū)建立的“物理”過程，還沒有涉及本質(zhì)的原因。

贛南閩西地區(qū)有地理、經(jīng)濟優(yōu)勢，也有相對寬松的外部環(huán)境，這兩條是中央蘇區(qū)得以建成的客觀條件，而更重要的，是人的主觀能力。

“誰”建成了中央蘇區(qū)

在中央蘇區(qū)的建成過程中，有一次重要的會議，就是1929年12月底召開的古田會議。

小杜以前對古田會議的理解，主要在“整軍”二字上：反對流寇主義，糾正極端民主化傾向，建立起一支有別于舊軍閥部隊的新型人民軍隊。

直到開始思考“中央蘇區(qū)是如何建成的”這個問題時才發(fā)現(xiàn)，古田會議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軍事”整頓，更在于“政治”建設，它直接決定了中央蘇區(qū)的建成。

“誰”建成了中央蘇區(qū)？答案就是紅軍，不是之前的紅軍，而是被賦予了政治使命的“新”紅軍。

這是毛主席“政治建軍”的偉大創(chuàng)舉。

電影《古田軍號》

毛主席在井岡山斗爭的后期，就提出了紅軍絕不是單純地打仗，還要擔負起做好群眾工作的任務。這就是政治建軍的“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quán)。

我們后人看這三大原則的感覺是：對啊，就應該這樣啊，這不是共產(chǎn)黨部隊的最基本素質(zhì)嗎？

但當時的大部分人其實是想不通的，因為紅軍那時面臨的是生存問題，所以打仗和籌款的重要性很容易理解，但做群眾工作費力費時，而且見效有個過程，要堅持這一點真的很難。

毛澤東一直在堅持，他堅信這是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基礎，所以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教育”著紅軍。

我們都知道主席的游擊戰(zhàn)“十六字要訣”，但這是戰(zhàn)術(shù)層面的總結(jié)，主席對游擊戰(zhàn)的戰(zhàn)略設計是：分散以發(fā)動群眾，集中以應對敵人。所以游擊戰(zhàn)的最底層思想就是群眾工作。

主席反對“流寇主義”，但本質(zhì)上不是反對這個“流”字，因為紅軍打的就是流動游擊戰(zhàn)，建立中央蘇區(qū)的過程中，紅軍也是不停地在贛閩粵三省之間流動。主席反對的是“寇”字，“寇”的相反面，就是新型人民軍隊。

電影《古田軍號》

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寇”，而能夠發(fā)動當?shù)厝罕姡瑐鞑ジ锩枷?，將“火種”燃燒成燎原之火，那才是“紅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主席在1930年1月寫給林彪的信，因為林彪提出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林彪代表的其實是當時普遍存在的悲觀思想，不是他一個人出了問題，而那時，古田會議才結(jié)束沒幾天。

這封信的一開頭，主席有這樣一句話：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quán)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

這就回答了金一南將軍在本文開頭的那個問題：為什么只有中國革命是先建立政權(quán)，后奪取政權(quán)？

因為有毛主席。在當時大多數(shù)人都覺得應該先通過革命推翻政權(quán)的時候，是毛主席看清了中國的實情，提出了先建立政權(quán)的理論。

這才有了中央蘇區(qū)，和后來的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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