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zhèn)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中華古玩網 http://www.gucn.com 來源：轉載
促織又名秋蟲，古代俗稱蟋蟀或蛐蛐。宣德蟋蟀罐是專為宣宗斗蟋蟀燒制的官窯蟲具。明代養(yǎng)蟋蟀成風，袁宏道《促織志》有“京師至七八月，家家皆養(yǎng)促織”的記錄，當屬這一真情的寫照。斗養(yǎng)蟋蟀既為時俗又為民俗，沈德符尤以善記萬歷以前的朝章典故而聞名，但他關于宣德蟋蟀罐的記錄畢竟不屬正史，其所記是否可靠，必須具備真實的證據。然而，北京故宮收藏宣德官窯瓷器八百七十余件，臺北故宮收藏宣德官窯瓷器一千七百七十四件，如果連同國內外各博物館的同類藏品包括在內，也還有相當可觀的數量，卻無一件宣德蟲具。因此，不過就是在十幾年前，人們關于宣德官窯蟲具的情況還處于疑惑當中。1982年和1993年，景德鎮(zhèn)明御器廠先后出土經復原的宣德蟋蟀罐計二十余件圖一 ，這不僅證實沈德符的記錄真實可靠，且為一向少見的宣德官窯蟲具提供了實物資料。所以，劉新園先生經潛心研究，從蟲具的溯源入手，結合相關史學、器物學、類層學、繪畫工藝等多種學科，對這一問題作出多方面的探索總結，并出版了《明宣德官窯蟋蟀罐》這一專著。在這部書中，劉新園先生提出了古代關于“斗盆”與“養(yǎng)盆”之辨的問題，認為景德鎮(zhèn)出土的這批蟋蟀罐是所謂“斗盆”而非“養(yǎng)盆”。
筆者多年從事史學及考古的學習研究，近十余年又熱心于中國古陶瓷的學習研究，尤以元及明早期景德鎮(zhèn)燒制為重點，且于明清時期的蟲具情況饒有興趣。1999年以來，筆者專往北京、景德鎮(zhèn)觀看展出的部分宣德蟲具，并有機會向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的專家討教相關問題。這些年又有機會接觸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民間收藏，居然訪見一件永樂斗盆圖二 。尤其是多年以來，《中國文物報》重視古陶瓷科學，關注館藏并充分運用其科學的物證以饗讀者，同時又關照民間收藏并加以正確引導，推進專家同民間互動，筆者備受感召，故愿借貴報一角，就景德鎮(zhèn)出土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定名問題提出個人看法，并就這批蟋蟀罐的分期問題提出商討意見。不當之處，希望批評指正。
筆者訪見的這件永樂盆，口徑23厘米，底徑21厘米，微呈底窄上寬式。該器連蓋高19.5厘米，不連蓋高11厘米，器壁與器蓋皆繪二條銜花夔龍，器蓋堆塑二龍戲珠，口與蓋為子母式，底為平砂底，中心為一直徑7厘米的微呈凹陷的釉圈，釉圈內陰刻花瓣式篆書“永樂年制”四字官款。該器內壁只少量掛釉，內底中心部分不掛釉，可以認為是為防止蟋蟀斗咬時打滑而有意為之。而且，該器去蓋后，其口徑較闊大，形狀似盆，便于觀看蟋蟀斗咬，其年代可靠，又同前人的記錄若合符契，故依據文獻稱其為“永樂盆。”景德鎮(zhèn)出土的宣德鼓式蟋蟀罐，口徑皆為13厘米，高9厘米，形狀不類于盆而類于罐圖三 ，而且與文獻所說的“蟋蟀罐”相符。這兩件蟲具形制不同，一為盆名，一為罐名，孰為斗盆，理當為先決問題。
古人從蟋蟀的捕捉、飼養(yǎng)直至斗咬，所用蟲具種類繁多，且十分講究。究其用途而言，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為飼養(yǎng)用具，有關其名類情況文獻記錄頗詳，卻無“養(yǎng)盆”這一說法，故不屬于本文討論的范圍。另一類為斗咬用具；這當中最為重要的器具就是斗盆。斗盆顧名思義，是古代專門用于觀看蟋蟀斗咬的瓷質蟲具，因其形狀類于盆而名，亦名“盆柵”，俗稱斗盆。一般認為，斗盆的出現是始于宋代，宋賈秋壑所輯《鼎新圖像蟲經》刊出“宣和盆”、“平章盆”式樣圖四 ，明確其為斗盆，并且為宋代皇室斗蟲所用名品。明劉侗《促織志》云：“初斗，蟲主各內乎比籠，身等、色相合，而內乎斗盆”。這里，劉侗不僅就斗盆的用途作出具體說明，而且還是較早的關于斗盆的說法。自宋代至于明清時期，斗盆的形制既相傳承，又有所變化，而以皇室專用斗盆最具代表性。清朱從延輯《王孫監(jiān)·盆柵各式》云：“初用絕大蛩盆，名曰斗盆。繼用圓柵，以紙為之，如帽籠式。……后改為長柵，亦曰方柵”。這是關于民間所用斗盆的演變情況。可見，斗盆無論方形或圓形，都是體積較大便于觀看蟋蟀斗咬的器具，因其形狀似盆，故有是名。自宋代訖于明代，皇室所用斗盆一直為瓷質圓柵式，民國李大羽中輯《蟋蟀譜》除刊出宋內府盆、宣和盆、平章盆與《鼎新圖像蟲經》所刊宋代皇室斗盆式樣相似之外，還順序刊出“元至德盆”、“王府盆”以及明“永樂盆”、“宣德盆”式樣，這是關于宋元明三朝皇室所用的斗盆的珍貴史料。圖二 永樂盆就是一件這方面的實物資料。目前雖然尚不見宣德斗盆實物資料，但可以證明“宣德盆”在歷史上實有其物，而宣德蟋蟀罐并非宣德斗盆。
尤其難得的是，《蟋蟀譜》還對明“永樂盆”、“宣德盆”的具體尺寸作了記錄，說明“永樂盆”、“宣德盆”高三寸，羅元九寸。羅元就是今所說的直徑。古代尺寸小于今所說的尺寸，如以文獻同圖二 實例相互考證，這件永樂盆的尺寸同文獻記錄相合，年代可靠，可以認為是文獻所說的永樂斗盆，而景德鎮(zhèn)出土的蟋蟀罐則與文獻相去甚遠，其為斗盆的說法顯然不能成立。
劉新園先生所著《明宣德官窯蟋蟀罐》一書刊出一幅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明嘉靖青花大罐圖片，顯示該罐外壁三童圍一方桌，桌上放置一體積較大的圓盆，其中的一小兒正在以芡斗咬蟋蟀圖五 。從其中的人物同器物的比例關系來看，這一圓盆明顯大于宣德鼓式罐，因此劉新園先生稱其為“大大的罐子”，即文獻所說的明代圓柵式斗盆。這與景德鎮(zhèn)出土的直徑僅為１３厘米的宣德鼓式罐不合，而與圖二 永樂盆相符，又證宣德鼓式罐不屬斗盆。
1886年上海出版的《點石齋畫報》刊出一幅清晚期時人斗蟋蟀的線圖圖六 ，圖中許多人在圍觀一方形盆，其中一人正用長芡挑逗方盆內的蟋蟀。這個方盆應是文獻所說的“方柵”式斗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群觀看蟋蟀斗咬的人群身后的多寶格以及案幾上，堆放著多個筒式罐，這些筒式罐與宣德鼓式罐如出一轍這一情況應當注意：方柵既然已被確定為斗盆無疑，多寶格及案幾上堆放的那些筒式罐顯然不可能是斗盆。同樣，與筒式罐相似的宣德罐也不可能是斗盆。另外，從這幅圖還可以看出，斗盆的使用只有一個，而蟋蟀罐的使用卻需要多個。這說明，斗盆的使用數量極少，因此難見實物。這也正是景德鎮(zhèn)雖然出土多個宣德蟋蟀罐，但不見一件宣德斗盆出土的原因所在。宣德蟋蟀罐成堆出土，這本身就說明其不會是斗盆。退一步說，無論這件永樂盆的真實情況如何，宣德鼓式罐也不可能是斗盆。
通過文獻與實物圖二 相互參證，可以認為這件永樂盆就是文獻所說的圓柵式斗盆，目前雖然尚未見宣德斗盆實物，但景德鎮(zhèn)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并非斗盆。
斗盆的情況已經明確，景德鎮(zhèn)出土的宣德蟋蟀罐是不是就可以歸之于“養(yǎng)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古器物要想獲得科學的定名，不能脫離相關史學的合理解釋。從文獻來看，古人飼養(yǎng)蟋蟀用具皆為陶制品，不用泥制或瓷制器具，并且絕無“養(yǎng)盆”這一說法。所謂養(yǎng)盆之名是民國以來近世京城一帶人關于飼養(yǎng)蟋蟀用具的稱謂，同古代所用器具的稱謂毫不相干。那么，古人關于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及其定名情況如何﹖筆者以為，這正是劉侗所說的“比籠”，亦即文獻所說的蟋蟀罐。
比，《說文》曰：“密也。二人為從，凡從為比”。意為比較、排選并兼珍藏之義。古代凡稱籠之名，皆為竹編之屬，隨著歷史的演進，其所用材質雖已為金絲銀絲或瓷器取代，并非竹類，卻仍沿舊名稱籠。景德鎮(zhèn)出土有著名的官窯蟲具“宣德串”，亦名“過籠”，原因正在于此。比籠源于比匣，北宋時，人們以石匣貯藏參加斗咬的蟋蟀，凡斗咬之蟋蟀，須按身材大小，身體輕重是否相符，顏色是否相合等條件進行嚴格排選，合于上述條件才能被裝入比匣，以備斗咬之用，故有“寶彼石匣，行伍武庫”的說法。入明以來，比匣為瓷質蟋蟀罐所取代，俗稱比籠或蟋蟀罐。劉侗關于這一情況作出具體說明，故曰：“初斗，蟲主各內乎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斗盆。”這一做法直到清代還相傳承，清陳昊《花鏡》云：“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織而往者，各納之于比籠。”其意是說，凡到蟋蟀斗場參加斗咬者，皆以比籠貯藏促織入場?？梢姡暗骆?zhèn)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就是文獻所說的比籠，是貯存斗蟲的專用器具，為斗具之一，也稱蟋蟀罐。
還有一個相關問題。無論是從文獻還是以實物圖二 來看，皆暗含著一個歷史的隱秘，即成祖朱棣與其孫朱瞻基都有促織之好，并且都留有專為其所用的官窯蟲具。如果這一歷史情況屬實，景德鎮(zhèn)御窯廠極有可能留下證據。事實也正是如此。景德鎮(zhèn)出土的蟋蟀罐共分三式，其中式一為圓腹坐蓋式，圈足邊沿較窄，足內無款；式二為圓腹坐蓋式，蓋底與器底皆書“大明宣德年制”單行楷書款。簡言之，式一為無款罐，式二為有款罐。上述兩式蟋蟀罐皆于1993年出土于景德鎮(zhèn)中華路，并且有明確可靠的類層關系可考，證明式一蟋蟀罐年代較早，而且同1982年永樂后期地層出土的瓷器品種接近，而式二蟋蟀罐的年代晚于式一蟋蟀罐。特別巧合的是，式一同式二蟋蟀罐各出土青花櫻桃小鳥罐與青花瓜瓞紋罐，即每對罐分別由式一無款罐同式二有款罐組成。二者相互比較，式一無款罐青花發(fā)色濃重，有明顯的暈散，這與永樂青花器少款、發(fā)色濃重等情況相符，而且有明確的類層關系為證據，應為永樂器無疑。式二蟋蟀罐發(fā)色淺淡，少有暈散，并且有明確的紀年款，為宣德器物無疑。文獻有關于永樂盆、宣德盆的記載，景德鎮(zhèn)則有明確的類層關系以及出土的實物為證，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式一無款罐應為永樂器，有款罐則為宣德器，而且證明朱棣與朱瞻基祖孫二人皆有促織之好的記錄屬歷史的真實。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