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直說,中國歷史道路是與眾不同的,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具有獨特性,其原因是極為復雜的,但以下五個因素是起決定作用的,它們分別是商周易代的特殊性、中華文明的早熟和高度發(fā)達、秦始皇所確立的中央集權(quán)制度、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科舉制度的全面推行。
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周武王聯(lián)合各路諸侯滅商并建立周朝,史稱西周。在西周以前,當時的政治中心長期位于黃河中下游流域,也就是在今河南省商丘和安陽一帶,而周人則一直生活在今陜西西安以北以西的涇渭地區(qū),因此,在商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周不僅是小邦,而且地處偏遠。到了商末,周人的勢力已強大起來,但其滅商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周能滅商而代之,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商紂王的殘暴無道使其眾叛親離,二是周聯(lián)合八百諸侯共同伐商。這兩個因素,決定了周人滅商后的執(zhí)政思想和統(tǒng)治格局。
首先,周朝的執(zhí)政思想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即從神教向德治轉(zhuǎn)變。在商代,人們普遍相信天命的力量,神是統(tǒng)治一切的,胡適就曾說“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比如,當西伯侯即后來的周文王攻克距商朝都城朝歌距離很近的黎國、情況已萬分危急時,商紂王竟然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但是,自居天命在身、擁有巨大都城的東方大國商,卻最終被小邦周所滅。這一重大事變促使時人重新審視天命,對于周人來說,取商人而代之更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對自己也是一種警示,他們由此重新審視天命觀,認為天命可信不可恃,人的作為可以影響天命移易,百姓的意思可以上達于天,只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才能永保天命。這些重要思想表明,西周社會逐步由神本向人本、由神權(quán)政治向倫理政治、由祭祀文化向禮樂文化轉(zhuǎn)變。從此,中國告別了神教社會,開啟了后來的以德治國之路。
其次,周初對商人后裔作了合理的政治安排,商人的宗族組織得以存續(xù)。商王軍隊的臨陣倒戈,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商朝的軍事力量并未受到根本性打擊,二是軍隊反對紂王。但是,反對紂王不等于擁護周王,因此,周王必須用妥協(xié)的辦法建立和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具體表現(xiàn)為,在宗廟活動中,周人在祭祖時,雖然周人的祖先居首,但同時商人祖先也尊享祭祀地位。在政治格局中,周人籠絡商人貴族,保留商人的宗族組織,原來的宗族長依然領(lǐng)導各自的宗族。為防止商人造反,周人讓幾個大的宗族成建制地搬遷到異地,并派親信予以監(jiān)視。之后,這種以血緣關(guān)系結(jié)成的宗族長期延續(xù)至后世。
再次,周初發(fā)生了一件意義深遠的事件,不僅使周文明與商文明有了重大分野,也使中國的文明進程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這一事件就是周公制禮作樂。制禮作樂的有關(guān)記載可見于《尚書大傳》《左傳·文公十八年》《禮記·明堂位》《史記·周本紀》。這套禮樂制度被后來的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作了系統(tǒng)的追記??梢韵胍?,在禮樂初成之時,不可能形成如此周詳?shù)闹贫?,但是,這些典籍所反映的基本精神是符合周禮的?!蹲髠鳌ふ压迥辍份d:“夫禮,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又載:“禮,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币簿褪钦f,禮是處理天地人三者關(guān)系的總規(guī)定,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總法則。周禮的基本精神包含兩個主要方面:國家和社稷是建立在等級制度之上的,所以要“尊尊”,也就是尊重應該尊重的人,這里指的是貴族;人民及其后代都天然地分屬各自的宗族,所以要“親親”,也就是要親愛應該親愛的人,這里的人是指血緣親族之人。而從《禮記·曲禮》等典籍對周禮的描述來看,禮不僅是全社會行為準則的總綱,而且還指各種社會關(guān)系的具體規(guī)范,包括了制度、禮儀和倫理道德等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殷周之際的這場劇變及其結(jié)果,對后世的影響不可低估。西周統(tǒng)治者的天命可信不可恃的思想,既強調(diào)了人的有為,又認同天的制約,不僅使中國很早就開始了從神到人這一歷史性的大轉(zhuǎn)變,而且使中國人形成了盡人事而聽天命、勤勞頑強等民族性格。西周統(tǒng)治者的敬德保民、崇拜祖先、親親尊尊等思想和以此建立的禮樂制度都為后世所繼承,并發(fā)展為禮教,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和規(guī)范。而宗族組織較完整的保存延續(xù),則為禮教社會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和可能??傊?,商周易代和制禮作樂對后世的影響是全面、廣泛和深刻的。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21年6月2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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