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來人們總是把王獻之與其父王羲之并提，稱為“二王”。雖然父子二人在開一代書風上，對中國書法的發(fā)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兩人畢竟各有所長，風格亦不甚相同。王羲之擅行書、楷書，其字雖妍媚流暢，但還是偏向中正平和；王獻之擅草書、行書、楷書，其字神爽氣清，頗有仙風道骨。在此，筆者不揣淺陋，就王獻之書法藝術(shù)的風格成就談?wù)勛约旱目捶ā?/p>

王獻之（公元344一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為王羲之最小的兒子，但也是最有才氣的兒子。謝安曾評獻之七兄弟，以為“小者最勝”。獻之官建武將軍、吳興太守，至中書令。初娶另一大族郗縣之女為妻，后離婚，復(fù)娶新安公主。年四十三而卒，死后由王珉繼位任縣職，為小令，后世故稱獻之為“大令”。

王獻之出身在書法世家，其父王羲之，為江左書人之冠，他的書法“博精群法，特善草隸，古今莫二”，“字勢雄逸，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王獻之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又有名師指點，這些無疑給他的學(xué)書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而東晉時，篆、隸、楷、行、草諸體，歷經(jīng)各代書家的努力，已達到了諸體完備的程度，所以書家們可以不再把精力放在書體的創(chuàng)新上，他們完全可以從新的角度通過對筆法、章法等的加工美化上去創(chuàng)新。以上兩點無疑為王獻之后來能破體創(chuàng)新提供了外部條件，但是王獻之的成功，畢竟與其本人的天分、才氣和努力分不開的。

王獻之自幼天智聰慧，“書性過人”，所以最得羲之賞識，并為之親書《筆勢論》一篇及小楷《樂毅論》一本，作為他學(xué)習(xí)書法的啟蒙教材。又據(jù)虞和《論書表》中記載，獻之從小便顯示出了在書法方面的非凡天賦。獻之七八歲時，羲之從后掣其筆不脫，便嘆曰：“此兒書，后當有大名”。雖然執(zhí)筆方法各有主張，這句話出自王羲之之口，想必其對獻之的推測和評價有足夠證據(jù)的。

虞和又記事一則，說獻之玩時，見北館新泥堊壁白凈，便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書成，觀者如市。羲之見了也情不自禁大聲贊嘆，問是誰所作，人答云“七郎”，羲之高興之極便親自寫信向親朋好友說：“子敬的飛白書大有意”。王羲之在他的書論中就提到過“意”，如“君學(xué)書有意，今相與送草書一卷”；“頃得書意轉(zhuǎn)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這意指的是什么，我認為他論書之意即是玄學(xué)中的“言不盡意”之“意”，并不是單純的點畫和技法。

王獻之的書法實際上是他心靈的外現(xiàn)，人格的顯示，審美理想的結(jié)晶。古人曾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鞍压P抵鋒，肇乎本性”?！皩懽终邔懼疽?，筆情墨性，皆以人之性情為本，書也者，心學(xué)也”。所以，我們對王獻之的書法作出評價，必須全面了解王獻之的人格、風度與審美理想。

東晉士人最高的精神境界，是瀟灑高逸。當時，謝安之流于生活態(tài)度、情趣上中優(yōu)游容與，時常詩酒宴樂。王獻之追求的就是這種精神境界。如《世說新語》所記載：“王子敬自會稽經(jīng)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游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王獻之每遇優(yōu)雅名園，輒留連往返，他完全以自己的適情為依歸，我行我素，不管他人誹謗或嘲笑，情之所至，即為目的。他的這種舉止，在魏晉人看來，實是一種高人風致?；感鴮ν鯓E之贊嘆道：“亡叔（王獻之是王楨之七叔，時已卒）是一時之標”。《續(xù)晉陽秋》亦說“獻之文藝并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王獻之賞名園雖則旁若無人，但在風度上，他總是溫文爾雅，在危急的場合不慌張，從容鎮(zhèn)定，看似風度，其實也是一種精神境界。正如《世說新語》所載，“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fā)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履；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正是他內(nèi)心寧靜高逸的境界的外現(xiàn)，王獻之這種從容優(yōu)雅的風度，又表現(xiàn)出一種高度的文化素養(yǎng)。

此外，王獻之還雅好服散，篤信五斗米道，向往神仙的境界?！妒勒f新語·德行》說：“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yīng)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得失？’子敬云：'不覺有余事，惟憶與郗家離婚’?！鲍I之病重按道家消災(zāi)度厄之法請禱。米帶《畫史》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笨芍?，王獻之是一位虔誠的道教信徒。

兩晉文化與玄學(xué)不可分割，王獻之自然深受影響，平時談吐多不涉俗事，“非哲理玄學(xué)不語”。他是一個極富于思索，追求曠達虛靜之人，同時，在人格上又耿介獨立，不肯“摧眉折腰”攀附權(quán)貴，為人高邁不羈，據(jù)說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俗獻之題榜，王獻之認為起殿實是苦民傷財，便有不平之色，曰“魏詐所以不長”。這種獨立的人格，使王獻之能夠任性自然，開創(chuàng)一代書風。

以上說明王獻之清峻孤高的品性與瀟灑優(yōu)雅的風度是兩晉文人社會風氣熏陶的結(jié)果，而家學(xué)淵源使資質(zhì)英邁的他能卓然超群，終于成就與其父并稱的一代書法大師。

二

王獻之幼承家法，學(xué)書于父，又學(xué)張芝，而博采之長?！稌x書》記載說：“……（獻之）次習(xí)于張（芝），后改制度，別創(chuàng)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實際上，王獻之始終在尋找一種能與自己個性相契合的書體，“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不既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zhí)’”。

創(chuàng)造新法成了王獻之的奮斗目標。由于章草帶有濃重的隸意，筆畫上多有隸書粗重的波磔，而波磔太多，行氣便向右側(cè)流泄，上下字間的筆勢、氣韻就變得不太連貫，這樣的草書大大影響了書寫時的速度，使書家的感情不能自由地得到流露，所以，為了使草書的抒情性能得到充分地發(fā)揮，王獻之提出了“宏”（即氣勢雄渾、豪放）、逸（即飄逸、流暢、氣韻生動）的要求。

基于此，王獻之設(shè)法以一種新的書體去代替章草，以改變章草古雅質(zhì)樸的面目，而這種書體務(wù)求飄逸秀麗，又能簡略易寫。他終于取得了成功，正如張懷璀說的：“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指章草）非行，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今草而言）又處中間”。

王獻之所創(chuàng)造的書體實際是一種“破體”，這種“創(chuàng)草破真”后出現(xiàn)的書體，可以不受真、行、隸、楷等書體的約束，對于能表達書家感情的線條能隨意地加以驅(qū)遣，已不再拘泥于某一種書體特定的技法、章法和結(jié)構(gòu)?？傊@種書體書寫時自由度極大，并且風格上又瀟灑、嬌媚、飄逸。張懷瓘說得好：“（此書體）無藉固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wù)于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yōu)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中，最為風流者也”?！稌x書》中亦稱：“率爾師心，罷合天矩，若孤峰回絕，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

王獻之的“破體”雖既非真、非行又非草，但我們縱觀《淳化閣貼》，他的杰出成就還是體現(xiàn)在行草書上。他的行草書，瀟灑飄逸之氣遠過其父王羲之。虞和說：“獻之始學(xué)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于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婉轉(zhuǎn)妍媚，乃欲過之”。羊欣亦與虞和觀點一樣：“（獻之）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羊欣和虞和可謂行家所見略同，都認為獻之字有“媚趣”，一種天然去雕飾、秀媚灑脫的風貌。

在此，我們試看王獻之的行草代表作《鴨頭丸貼》。其文如下：“鴨頭丸墳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此帖行草皆用，用筆上，整篇以中鋒為主，但每字起筆又以側(cè)鋒居多，如“鴨”、“墳”、“明”等字，“側(cè)鋒取媚”，此帖可見一斑。又觀其筆觸，獻之書寫時不是重按重頓，而是筆尖輕觸紙面，當為心情愉快時所書，故線條清新流暢，無板滯之氣。字的結(jié)體隨勢而成，字形有正有斜，而整體又復(fù)歸平正，如一變山間小溪，極富動感。在墨色的處理上，將枯方濃，或干或濕，或潤或澀，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又如一支富有節(jié)奏的抒情小曲。此帖章法上，縱有行，橫無列，行距疏闊開朗，絕無壓抑之勢，唯給人以心曠神怡之感。

王獻之不僅行草書帶有媚趣，而且他又擅長的草書，更見秀媚、灑脫、豪邁的風貌，李嗣真《書后品》道：“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林鳳舞，清泉龍躍，倏然變化，莫知所白；或蹴海移山，翻濤簸岳。故謝安石謂公當勝右軍，誠有害名教，亦非徒語耳”。我們再來分析一下被米帶稱為“天下子敬第一帖”的《十二月帖》。其文云：“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復(fù)不得相未復(fù)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

此帖除“至”字為行書外，其余皆為草書，字勢連綿不斷，一氣呵成，如飛流直下三千尺，大氣磅礴。另觀文字內(nèi)容，當為王獻之于極悲痛時所書，情溢于哀，于是心手相忘，不復(fù)計字之工拙，卻更見超邁入神。誠如米帶所言：“大令《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來，如不經(jīng)意，所謂一筆書”。這種一筆書，較諸王羲之《十七》諸帖，已非相同面目。王羲之《十七帖》等草書，各字之間并不相連，偶有相連，僅二三字而已，線條靜雅可人，筆法上全用內(nèi)懨法。

沈尹默云：“內(nèi)厭是骨勝之書，外拓是筋勝之書”。內(nèi)抵近古，外拓趨今”。王獻之的草書幾乎全用外拓筆法，故其草書剛用柔顯，華固實增，比其父，多有清俊之氣，后人評價二王“子為神俊，父得靈和”，黃庭堅所謂“以右軍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也”。實是一語中的，左氏文風雍容大度，不急不厲，得儒家中庸之道，王羲之書風亦然；而老莊多慕自然，常有終焉林泉之志，似不食人間煙火，王獻之草書實有仙風道骨。

王獻之的草書風神蓋代，瀟灑俊朗，豪邁縱逸，他的楷書同樣蕭散淡遠，骨朗氣清?！稌x書》稱獻之“善書草、隸”，“隸”在東晉當是楷書之名，張懷瓘云：“獻之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圣，筋骨緊密，不減于父”。雖然王獻之的楷書脫胎于鐘繇《宜示表》及王羲之的《黃庭經(jīng)》、《樂毅論》和《東方朔畫贊》諸帖，但鐘繇和王羲之的楷書質(zhì)樸過甚，而王獻之楷書的秀逸之氣是遠過他們的。

王獻之的著名楷書是《洛神賦》十三行。柳公權(quán)跋《洛神賦》十三行有言：“子敬好寫洛神賦”。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只有從“嬉”字至“飛”字共十三行二百五十字，字數(shù)雖少，但其寬綽靈秀、簡靜飄逸、豪邁奔放的風致還是能盡見的，此帖結(jié)字，往往在各個部件的不平衡中求得平衡，如“嬉”字，把“女”位置提高，簡直匪夷所思，而整體上又是平正的，“接”字以斜取勢，“妄”從右上方職飄欲下，提手旁又殷勤逢迎，算是絕了！此帖之字，雖多有重復(fù)，如“兮”字，但各不相同。

人云蘭亭“之”字二十三，各有各的面，《洛神賦》中的“兮”字難道不一樣嗎？由此可見王獻之的楷書也到了一個“無技巧”的境界。最使人嘆為觀止的是對撩筆的處理。在《洛神賦》中，撩筆雖然不盡相同，但其長度卻是盡量向右邊伸，如孤云之出岫，飄飄悠悠又不失靈動，纖纖而又圓潤，洛神仙袂迎風飄舉，徐徐欲下之勢盡可見也。此帖的字大小參差，卻又自然天成。筆法的處理上，正側(cè)鋒兼用，方圓皆備，故各字多起筆收筆妍媚，外方內(nèi)圓，勁健而不失圓潤。在整體的章法上，縱有列，橫無行，善于通過不同字的造型來決定字距和行距，敢于冒險，又終能化險為夷，所以蔣驥贊曰：“《王獻之十三行》，章法第一”。

綜上所述，如果說，鐘繇、王羲之的楷書，筆法未脫隸意，如字形扁平，筆肥重等，而王獻之則能順應(yīng)時代審美潮流，易俗為雅，豪邁奔放，成就似在其父之上。追求自然平淡、天真超逸的董其昌就說過：“《黃庭》吾不甚好，頗覺其俗。余亦不甚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宗極耳！”。右軍楷書蘊藉有余，豪邁之氣是比不過王獻之的，蔡襄在《墨林趣事》中說得很好：“大令右軍法雖大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絕跡也”。

三

王獻之所開創(chuàng)的書風是一種“寫意”的書風。他這種追求妍媚、飄逸的寫意書風在六朝時便得到了推崇，以至他競成了當時書家們心中的偶像。陶弘景與蕭衍《說書啟》中說，當時“比世皆尚子敬書，元常（鐘繇）繼以脫落，海內(nèi)惟不復(fù)知有元常，于逸少（羲之）亦然”。

王獻之的書名競超過了鐘繇和王羲之，就是因為王獻之的書法涉及到了書法的“寫意”本質(zhì)。那時，學(xué)王獻之的著名書家有羊欣（王獻之的嫡傳弟子）、蕭思話、蕭衍、王僧虔、薄紹之、謝靈運等人，雖然他們的筆力皆不及王獻之，但都學(xué)到了王獻之妍媚婉轉(zhuǎn)的一面，比如蕭思話的字“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王僧虔字“如王謝子弟，縱復(fù)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流氣骨”等等，不過，六朝人可謂只得獻之書法形貌而失之剛勁。

到了唐代，書家大都學(xué)過王獻之，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所謂初唐四大書家，無不從王獻之那里吸取精華，比如歐得獻之清峻之風，虞得獻之蕭散，褚得獻之秀媚（如美女嬋娟，不勝羅綺)。王獻之峻逸神縱的草書實在開了唐代草書的先河。沈曾植云：“草勢之變，性在展蹙，展布縱放，大令改體，逸氣自豪，蹙縮皴節(jié)，以收濟放，則率更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旭素奇矯皆從而出，而楊景度又為其嫡系”。比如其中的張旭，他在王獻之“一筆書”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制了狂草，郁屈盤結(jié)，連綿縈繞，逸勢奇狀，狂怪百出，他的書法，將強烈的個人情感傾注到狂草創(chuàng)作中去，使草書成為渲泄個人情感的理想方式。

宋元時代，書法尚“意”，主張書法能表現(xiàn)書家的個人情趣。這種尚意書風就類似于王獻之書法以書抒情，如蘇軾所云：“我書造意本無法”，黃庭堅所謂：“凡書畫當觀韻，但在書法實踐上，代表宋朝書壇水平的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米帶、蔡襄卻取法“二王”。歐陽修就認為書法要崇“二王”，故他極喜魏晉筆墨，以為“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tài)橫生，披卷發(fā)函，燦爛在目，使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tài)如無窮盡也”。歐陽修的字蕭散飄逸，極類王獻之。

黃庭堅和米芾受王獻之影響更深，黃就推崇子敬：“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書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黃的行草書以橫逸為功，縱橫奇屈，變化多端，如行云流水，有著明顯的獻之影子。而另一行草大家米芾，尤得力于獻之，他直接了當說：“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米芾的行草書用筆深得獻之行草之三昧，筆觸輕靈，運筆迅疾，有如風檣陳馬，沉著痛快。正側(cè)鋒互用，字體上同獻之一樣，以斜返正，錯落有致，氣脈貫通。

至于元明諸書家中，學(xué)獻之的也不乏其人，趙孟于獻之貼嘗臨數(shù)百遍，“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其行草書“則法逸少、獻之，不雜以近體。清代行草大家王鐸更直捷了當?shù)卣f：“予書獨宗羲獻”，終而形成了他那飛騰跳擲，峻利放達的行草書。

以上說明，王獻之作為一代書法大師，他那妍媚秀逸且又豪邁奔放的風格，對中國書法的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獻之卻肆意貶損，說他“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贏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在李世民看來，獻之書法無論是結(jié)體還是氣勢都不足取，其實李世民學(xué)得最多的恰是王獻之，這從李世民的《溫泉銘》可以看出。

米芾就說過：“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又何等相似”。但是，李世民緣何要誹謗，歪曲獻之書法？近人沈尹默的看法是：“我想李世民時代，他（李世民）要學(xué)書，必是從子敬入手，因為那時子敬書跡比右軍易得，后來才看到右軍墨妙；他或者不愿甘于終居子敬之下，便把右軍招了出來，壓到子敬，以快己意”。雖然這是猜測，也盡管可以對王獻之的書法表示不同看法，但李世民的評論過于偏頗。

更有甚者，在李世民之后的孫過庭，為了迎合太上皇的旨意，更以儒家的倫理觀念來指責王獻之。他以《孝經(jīng)》中的陳腐觀念：“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為借辭，把評論書法水平的高低硬拉到儒家的“三綱五堂”上去品評，認為子敬“自稱勝父，不跡過乎！”還說獻之書法“雖粗傳楷則”，但“實恐未克箕裘”。一句話，這都是由于王獻之“恥崇家范”而造成的。

孫氏認為，王獻之一變父法實是對其父的大不敬，他目無尊長，所以他的書法也不足為觀。孫過庭甚至編造了一則小故事，說子敬曾涂去羲之之題壁，以己書代之，后被羲之發(fā)現(xiàn)，羲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此時子敬“內(nèi)慚”，因為他“私為不惡”。在這則故事中王獻之竟成了一個沽名釣譽、狂妄自大的小人。顯然，凡此種種出于個人好惡的無端指責，實在無道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