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的盛名下，生命喪失了全部結構，它由許多小碎片拼湊而成，各自分離，沒有任何整體感。
從這些碎片中，他看不出整體的意義，你困惑于恐懼，只是盯著這些無意義的小碎片，看個不停。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你喪失了自我，而自我是自由真正安全的基礎。我們雖然自由，但卻是一種消極自由，要想獲得積極自由，全在我們自己，積極自由在于完整人格的積極活動。積極自由就是實現(xiàn)自我，它意味著充分肯定個人的獨一無二性。從動植物種類演化角度看，人類歷史的特點也可以說是一個個體化和自由不斷加深的過程。人走出前人類舞臺，就標志著邁出了擺脫強制本能的束縛，謀求自由的第一步。人的存在與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這里所說的自由并非積極意義上的“自由地發(fā)展”，而是消極意義上的“擺脫束縛，獲得自由”，即在行為上擺脫本能決定的控制。 焦慮狀態(tài)、無能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尤其是對個人來世的懷疑，「代表了一種任何人實際上都難以忍受的思想狀態(tài)」。幾乎沒有人在受這種恐懼困擾的時候，能夠放松自己、享受生活，并對來世漠不關心。一種可能逃避這種難以忍受的不確定狀態(tài)，并麻痹自己的微不足道感的方式就是瘋狂地活動、拼命地做事。這恰恰成為加爾文主義越來越顯著的特征，這種意義上的活動具有強迫性質：「個人必須積極活動，以克服他的懷疑感和無能為力感」。這種努力和活動并非內在力量和自信的結果，而是絕望地逃避焦慮。這種機制在個人受焦慮性恐懼的襲擊時便很容易看出來……他通常不會靜靜坐在那里等待。最經常發(fā)生的是，他的焦慮，如果沒有麻痹他的話，也會使他多少做出些急躁的舉動。他可能在地板上踱來踱去，向碰到的人問問題，并喋喋不休地說個不停；可能清理自己的桌子，也可能寫信。他可能繼續(xù)自己往常的工作，但會更加拼命瘋狂地干。他無論做何種努力，都是受焦慮的驅動，都意在通過拼命地活動來克服無能為力感。「這種強迫性努力的非理性便是活動并不意味著創(chuàng)造一個被渴望的目標」，而是為了找出某種事情是否會發(fā)生的征兆，這些事情是已事先決定好了，獨立于人自己的活動或控制的。這個機制正是眾所周知的強迫性精神病癥的一個典型特征。這種人在擔心一個重要事情的結果時，會在期待結果的過程中數(shù)房子上的窗戶或街道上的樹。如果是雙數(shù)，他覺得事情會很順利，如果是單數(shù)，便是倒霉的征兆。這種懷疑不只是在某個場合出現(xiàn)，而是常常貫穿人的一生，這種尋找“征兆”的強迫癥也將終生存在。如果生命的意義有了疑問，如果與他人及自己的關系不再提供安全，那么名聲便是消除疑問的一種方式。
它與埃及人的金字塔及基督徒的永生信仰有相同的功能：「它把個人的生命從受束縛和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提升到堅不可摧的狀態(tài)」。對他人的敵視往往是意識到了的，可以直接表達出來，而對自己的敵視往往是無意識的，都以間接理性化方式表達出來。一種是積極強調他自己的邪惡和微不足道，另一種則以良心或責任義務的偽裝形式出現(xiàn)。自我貶抑和自我否定式的“良心”只是敵視的一個方面，另一面則是對他人的輕蔑和仇恨。要破壞人的批判性思維，其中一種方法就是「破壞所有對世界的結構性看法」。今天，我們無時無刻不浸泡在信息中，但是只有信息和沒有信息一樣，都是思考的障礙。事實已經不再是結構性整體的組成部分，僅僅是抽象的量的東西：「每個事實不過是有一個事實，唯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的多少」。我們生活在個人自決（selfwilling）的幻想中，所思、所感、所愿都是別人期望的樣子，我們卻認為是自己的。在覺察到自身的自發(fā)性的時刻，是真正幸福的時刻?！笎凼亲园l(fā)性的最核心組成部分」，愛不是把自我完全消解在另一個人中的那種愛，也不是擁有另一個人的那種愛，而是保存自我基礎上，與他人融為一體的那種愛。自卑感與軟弱感的根源在于：無力自發(fā)活動，無法表達真感覺及思想，其結果必然是用偽自我取代他人和自我。「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最大的恥辱莫過于我們不是我們自己，最大的自豪與幸福莫過于思考、感覺和說出屬于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意味著真正重要的在于活動，在于過程而非結果。
只要一個人自發(fā)而不是強制或機械地活著，懷疑就會消失。他意識到自己是個積極有創(chuàng)造力的個人，認識到生命只有一種意義：生存活動本身！如果我們清楚本能上有一種受先天神經結構網絡決定的特殊行為模式，我們就能在動物王國發(fā)現(xiàn)一種清晰的趨勢。動物發(fā)展程度越低，它對自然的適應能力就越強，它的所有活動便越受本能和反射行為機制的控制，某些昆蟲的社會化組織都完全是本能使然。相反，動物的發(fā)展程度越高，它的行為模式的靈活性就越大，出生時的結構調整功能就越不完整，人就是這種發(fā)展的頂點。降生伊始，人是所有動物中最無助的。他對自然的適應基本以學習過程為基礎，而不是受本能的決定。“本能在較高級的動物，尤其是人身上，即使沒有消失，也在不斷退化” 。當本能的固定行為的缺乏超過一定限度時，當對自然的適應不再有強制特征時，當行為模式不再受先天的機制限制時，人便開始存在了。人降生時并沒有動物所具有的適應某些行為的機制。人對父母的依賴比任何動物都多，對環(huán)境的反應能力也比受自發(fā)本能行為調節(jié)的動物差得多。人的忍受是因為他缺乏本能機制所引發(fā)的所有危險和恐懼。
但人的這種無助恰恰奠定了人發(fā)展的基礎，人在生物學上的弱點，恰是人類文化產生的條件。一個人能夠，并且應該讓自己做到的，不是感到安全，「而是能夠接納不安全的現(xiàn)實」。為了克服孤獨與無能為力感，個人便產生了放棄個性( individuality )的沖動，要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然而，這些沖動與由此而生的新紐帶及自我增長進程中切斷的始發(fā)紐帶并不是一回事。正如兒童永遠無法在肉體上返回母親的子宮里，同樣，個體化進程在物質上也是不能重復的。此類企圖必然帶有臣服特征，其中權威與臣服于它的兒童之間的基本沖突永遠不會消除兒童可能在意識上感到安全和滿足，但在潛意識里，他卻認識到其代價便是放棄力量與自我完整。因此，臣服的結果是物極必反：既加劇了兒童的不安全感，同時又制造了敵視與叛逆情緒。個體化進程是一個力量增長和個人人格不斷完善的過程，但同時又是一個喪失與別人共有的原始共同性， 其中兒童與他人越來越分離的過程。這種日益加劇的分離可能導致寂寞的孤立，產生緊張的焦慮和不安全感，如果兒童能夠發(fā)展內心的力量和創(chuàng)造力的話，也有可能與他人建立一種新的密切而又休戚相關的關系。發(fā)展內心的力量和創(chuàng)造力是與世界建立新型關系的前提。社會進程通過決定個人的生活模式，塑造了他的性格結構；新的宗教、哲學及政治等意識形態(tài)源于這個變化了的社會結構，卻又訴諸于它，并強化、滿足、穩(wěn)定了它；新行程的性格特質反過來又成為經濟進一步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影響了社會進程。雖然人人都有諸如饑、渴、性等某些需求，但是，引起人性格差異的那些沖動，如愛恨、貪求權力、渴望臣服及沉溺于或恐懼感官享樂等，都是社會進程的產物。人的傾向，最美好亦或是最丑惡的，并非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創(chuàng)造人的社會進程的產物。換言之，「社會不但具有壓抑功能，而且有創(chuàng)造功能」。人的天性、激情和焦慮都是一種文化產物；實際上，人自身就是人類不斷奮斗的最重要創(chuàng)造物和成就，其記錄便稱之為歷史。人的行為不受固定的先天本能決定，他不得不在內心里權衡可能的行為模式，他開始思考；他改變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從完全被動的消極適應變?yōu)榉e極的主動適應，他開始生產；他發(fā)明了工具，并在支配自然的過程中，離它越來越遠。他開始朦朧地意識到自我或其群類與自然不同；他漸漸明白了自己的悲劇命運：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他還發(fā)現(xiàn)，哪怕竭力幻想否定死亡，但死亡仍是他的最終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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