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是晚清封建統(tǒng)治集團借“西法”以“自強”的運動，客觀上開拓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盡管推進這一運動的洋務派公開宣稱其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政治目的，但仍受到西方列強的阻礙、打擊、破壞和本國腐朽、頑固勢力的嚴重阻遏與反對。在這種環(huán)境下，擔負洋務運動指導職能的中央機構負擔極其繁重。其設置、權限、決策能力及組織指揮狀況，無一不對它所推動的事業(yè)產生極其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簡稱“海軍衙門”或“海署”）是清廷甲申易樞后增設的指導海防乃至洋務的重要機構。它的設立，改變了長期以來由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共同指導洋務的舊格局，直接影響和規(guī)定著中國近代化的規(guī)模和進程。本文不揣譾陋，試作粗淺探討。
一
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創(chuàng)立于中法戰(zhàn)爭之后。此前，沿海雖組建有若干水師，但全國并沒有統(tǒng)一的組織指揮機構。中法戰(zhàn)爭后，清王朝鑒于海戰(zhàn)失利的教訓，在創(chuàng)建海軍，組建海軍中樞機構問題上很快取得共識。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慈禧發(fā)布懿旨，聲稱：“海防善后事宜關系重大，……著派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jié)制調遣，并派慶郡王奕劻、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辦理。正紅旗漢軍統(tǒng)領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F當北洋練軍伊始，即責成李鴻章專司其事。其應行創(chuàng)設籌議各事宜，統(tǒng)由該王大臣等詳慎規(guī)畫，擬立章程，奏明次第興辦”(《清德宗實錄》，第3冊，第1023、501、1103頁。)。根據這道任命，醇親王奕譞等一改以往推諉、觀望之態(tài)，僅用12天即籌劃就緒，于九月十七日（1885年10月24日）奏請設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同日懿旨允準(周馥：《醇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載《近代史資料》1982年第1期。)。其速度之快，在有清一代的歷史上頗屬罕見。從此，中國近代化的海防力量由中央政府直接運籌。
海軍衙門的設立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列強矛盾日趨激化的產物。也是晚清封建統(tǒng)治集團日益感受到西方列強的海上威脅，抵御外侮、加強海防的重大舉措。鴉片戰(zhàn)爭以來，英、法等列強憑借海上優(yōu)勢，在我東南沿海殺人越貨、肆虐橫行，不僅使中國人民遭受到巨大災難，也沖擊、動搖著封建統(tǒng)治的基石。清王朝面對有海無防、處處挨打的局面，一改歷代備邊多在西北的格局，轉而重點加強海防建設。這在慈禧于同治末年到光緒初年多次召見曾國藩、郭嵩燾、曾紀澤等主持洋務官員時得到印證，表示出對洋人要挾的憤懣，聲稱“此仇何能一日忘記”(曾紀澤：《使西日記》，第5頁。)，主張將練兵、制械、加強海防、徐圖自強作為立國“一件大事”(《曾國藩日記》，同治八年。)，鼓勵他們不必顧及反對派的指責，盡心興辦。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最高統(tǒng)治者對洋務派的信任與倚重，更重要地是反映了清王朝國防重點的轉移。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國沿海地區(qū)陸續(xù)開始了造船、造炮、修筑炮臺，編練水師的活動。
遺憾的是，海防建設長期各自為政，缺乏中央的統(tǒng)一組織，不利于從全體規(guī)模上協(xié)調力量、保證重點，抵御強敵。創(chuàng)設海軍衙門很快提到議事日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光緒八年九月前駐日公使何如璋的奏疏。他強調指出：“防海異于防陸，陸軍可以分省設守，海軍則巡防布置必須聯絡一氣，始無分兵勢散之虞。七省瀕海之地，港漢紛錯，互有關涉，風輪飚忽，瞬息千里，茍分省設防則事權不一，呼應不靈，守且不能，何有于戰(zhàn)？”急切吁請“特設水師衙門，以知兵重臣領之，統(tǒng)理七省海防，舉一切應辦之事，分門別類，次第經營”，以達“固海防”，張國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2冊，第534頁。)之目的。這份奏疏洞中癥結，建議及時得體，但清廷沒有立即采納。中法戰(zhàn)爭中，海防“事權不一，呼應不靈”的弊病徹底暴露。法國艦隊乘機重創(chuàng)福建水師，攻擊、封鎖臺灣，造成沿海七省處處戒嚴。慘痛的教訓使創(chuàng)設海軍衙門之議引起朝野高度重視。張佩綸、劉銘傳、李鴻章、曾國荃及總理衙門等交章呼吁于下，慈禧肯定于上，稱統(tǒng)一事權，大練海軍“為目前第一要務”(《清德宗實錄》，第3冊，第1023、501、1103頁。)，從而使海軍衙門得以迅速創(chuàng)立。
海軍衙門的設立又適應了洋務運動發(fā)展的需要，說明當時中國已初步具備建立海軍的條件。清王朝自60年代以來廣泛設廠制械、造槍造炮、制造船艦，逐步改變著中國軍隊陳舊落后的武器裝備。這不僅使陸軍由千年一貫的大刀長矛向近代先進的新式槍炮迅速轉化，創(chuàng)建海軍的條件也日趨成熟。海軍衙門成立前，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中國企業(yè)自制的大小船艦已達40余艘(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上），第286、405、422、524頁。)，均配備新式槍炮、分撥南北洋，為使舊式水師向新式海軍轉化創(chuàng)造著條件。同時，民用工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如煤、鐵資源的發(fā)掘，交通運輸、電報通訊的創(chuàng)辦，也無一不適應著這種轉化。為加速海軍成軍，清政府在中法戰(zhàn)爭前即籌措巨款定造“定遠”、“鎮(zhèn)遠”兩艘大型鐵甲艦和“濟遠”號快船，至此已全都竣工，即將回國，并繼續(xù)在英、德訂造船艦。當時許多西方報刊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動向，預言：“由此觀之，不數年間，中國陸路之兵，將舍弧矢之戲，而專恃洋槍之威，水師之船，將舍風蓬之笨，而獨取火輪之速矣”。(丁韙良編：《中西見聞錄》，第1號，第22頁。轉引⑦第290頁。)這種種情況表明，洋務運動的發(fā)展已為創(chuàng)建海軍、加強海防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晚清最高統(tǒng)治集團能夠順應趨勢，遂使海軍衙門應時而生。
但是，也應看到海軍衙門的設立又籠罩在沒落王朝專制、腐朽的陰影之中。盡管創(chuàng)設海軍衙門之議早已提出，利害關系已經剖明，但直至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才在總理衙門內增設一個“海防股”。慈禧久久不下決斷的重要原因，是對長期主持洋務的奕訢集團心懷疑忌，對海防人選頗費斟酌。當時，暫主中法戰(zhàn)爭全局的奕訢與總理衙門擬委李鴻章總攬海防，李鴻章則建議“仿東西各國之例，在京添設海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20卷。)。正當他們往返函商之際，慈禧搶先一步，于1884年4月8日罷黜奕訢為首的軍機處，改造總理衙門，換上了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軍機處，并以慶郡王奕劻主持總理衙門，同時特諭：“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清德宗實錄》，第3冊，第1023、501、1103頁。)。從此，清王朝中央體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原由奕訢一人統(tǒng)轄的軍機處和總理衙門被分為二，既防止權力過于集中某一大臣，又便于慈禧直接操縱。尤引人注目的是，使親貴中頗得慈禧寵信的光緒帝生父奕譞得以參與機要，開始其“隱握朝綱”(劉體仁：《異辭錄》，第2卷。)的政治生涯。但這種參政形式使奕譞雖有太上之尊，并無主管機構實權。慈禧又抓住加強海防之機，任命奕譞主持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使其由臺后走到臺前。因此，海軍衙門的設立，又是晚清中央權力再分配的結果，從而將海軍大權集中于慈禧信任的滿族親貴手中。
盡管背景頗為復雜，海軍衙門的設立仍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標志著清王朝自鴉片戰(zhàn)爭屢遭列強打擊之后，終于將加強海防、創(chuàng)建海軍做為頭等大事。醇親王奕譞雖然才識有限，但為光緒帝的未來和清王朝的鞏固，還是將創(chuàng)建海軍、加強海防做為盡忠報國的畢生事業(yè)。他受命之后，敢于拋棄陳腐觀念，密切注視國際風云，虛心向洋務派請教，并以其特殊地位爭取慈禧的同情與支持，為推進以海軍建設為中心的近代化事業(yè)創(chuàng)造了有利環(huán)境。海軍衙門遂成為指導后期洋務的中心。
二
在貧窮、落后的中國，創(chuàng)建前無古人的近代海軍面臨經濟低下、經費奇缺、科技落后、人才缺乏、工業(yè)薄弱、設備不足等諸多困難。它們嚴重困擾、阻礙乃至扼殺著新式海軍的誕生，致使早已在福建、廣東、南洋和北洋創(chuàng)建的水師遲遲難以脫離舊式師船的巢臼。海軍衙們成立后，面對窘境統(tǒng)籌全局，以極大魄力支持總理衙門原方案，決定傾全國之物力財力優(yōu)先發(fā)展北洋海軍。目的在于首先加強近畿防務，保證統(tǒng)治中心的安全與穩(wěn)定；同時為逐步發(fā)展海軍摸索經驗，樹立榜樣。這項提議立即得到慈禧批準(《清德宗實錄》，第3冊，第1023、501、1103頁。)。此后，海軍衙門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動北洋海軍建設。在組織人選上，海軍衙門授予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專辦北洋海軍之全權。李鴻章是晚清力主加強海防的主要代表人物，又與王室成員關系密切。他對創(chuàng)建北洋海軍，加強本集團軍政實力有著強烈欲望。但長期以來，苦于朝廷支持不夠，經費不足，難以實現。海軍衙門成立伊始，放手支持李鴻章，對促使北洋盡早成軍顯然是極其有力的保證。在經費方面，集中財力優(yōu)先保證北洋用款。購置、制造軍艦，修筑炮臺、軍港均需巨額資金，這與當時經費竭蹶形成尖銳矛盾。海軍衙門成立后，立即將清廷每年撥出的400萬兩海防經費實行集中管理；同時極力籌措款項，諸如光緒十四年奏準每年從各海關洋藥稅厘收入項下撥庫平銀100萬兩、支持李鴻章向沿江沿海督撫籌銀260萬兩存津生息等，以供海軍需要。所有資金，優(yōu)先保證北洋發(fā)展。在軍械、裝備方面，海軍衙門不惜財力，將從德國定造的最先進的大型鐵甲艦“定遠”號和“鎮(zhèn)遠”號及巡洋艦“濟遠號”集中撥歸北洋。不久，又為北洋從英、德訂造了“致遠”、“靖遠”、“來遠”、“經遠”號巡洋艦及魚雷艇等新式船艦，并長期擔負北洋以上諸艦的薪糧、公費支出。經過短短三年，到1888年北洋在海軍衙門支持下已擁有戰(zhàn)艦25艘，形成具有鐵甲艦、巡洋艦、炮艇、魚雷艇等相互配合的海上快速攻擊力量，宣告初步成軍。它開始改變了以往只可株守海口的被動局面，以鐵甲雄姿馳騁大洋，從而標志中國新的軍種——海軍的誕生。
北洋海軍擁有當時東方最先進的船艦和武器裝備，由一批具有先進軍事文化的人員充當指揮，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最高表現。對于這樣一支近代化軍種，以往的軍規(guī)條例都失去效力。為使組織指揮、艦船管理、后勤保障、教育訓練諸方面適應需要，海軍衙門在奕譞主持下立即組織力量，翻譯、借鑒西方諸國海軍章程，特別是英國海軍章程之長，結合中國實際，適時制訂了《北洋海軍章程》。它對北洋海軍的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餉、恤費、工需、雜費、儀制、鈐制、軍規(guī)、簡閱、武備、水師后路各局等均做了明確規(guī)定，使之條例化、正規(guī)化，堪稱中國海軍的第一部法規(guī)?！侗毖蠛＼娬鲁獭窂闹贫壬媳ＷC并促進著近代海防建設的鞏固和發(fā)展，在中國軍事史特別是海軍史上不愧開拓之作。
與此同時，海軍衙門指導李鴻章在旅順、威海、大沽等處開始大規(guī)模的海軍基地建設。旅順扼直奉渤海門戶，威海當南北要沖、與旅順隔海相望，大沽則可居中調度。光緒十二年，總理海軍衙門大臣奕譞等親赴諸地查勘，決定不惜動用巨額財力、物力，利用天然形勝，構筑炮臺，修建船塢。光緒十七年，各項工程初具規(guī)模。李鴻章與山東巡撫張曜巡閱后稱：大連灣、威海衛(wèi)“兩處臺壘粗成，移軍填扎，北洋兵艦合計二十余艘，海軍一支規(guī)模略具。……陸路各軍，勤苦工操，歷久不懈。……綜核海軍戰(zhàn)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于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3冊，第146頁。)。三年之后，旅順、威海、大沽等處工程大體就緒，從而形成以拱衛(wèi)京師為中心的海防體系。北洋的海軍與基地建設以從來未有的速度取得從來未有的成果。這一切確使海軍衙門、特別是奕譞、李鴻章等值得炫耀與自豪。
海軍衙門作為全國海防中樞，在重點保證發(fā)展北洋的同時，統(tǒng)籌全局，還在諸多方面推動了南洋乃至全國海防建設。首先是支持在臺灣設立行省、提高臺灣防務能力。臺灣是我國東南沿海屏障，早為西方列強所垂涎。為鞏固海疆，清廷在任命奕譞總理海軍事務的當天，即依據他的提議，決定“將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常川駐扎。福建巡撫事即著閩浙總督兼管”(《清德宗實錄》，第3冊，第1023、501、1103頁。)。不久，劉銘傳被任命為臺灣省第一任巡撫。海軍衙門多方面支持劉銘傳，明確指示他增加澎湖駐軍，修筑臺、澎海防工事，敦促慈禧批準在臺灣修筑鐵路、發(fā)展經濟，有效地提高臺灣防務實力。其次是支持發(fā)展本國艦船制造，突出支持馬尾船政局。馬尾船政局是我國當時最大的艦船制造基地。自光緒十五年九月“改歸海軍衙門節(jié)制”(《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5冊，第409頁。)后，大力裁減冗員，節(jié)省經費，增添、改進機器設備，提高造艦質量。光緒十三年，靠自己的技術力量試制成功第一艘雙機鋼甲艦“龍威”號，不僅提高了速度，而且增設了防衛(wèi)能力。其后所造艦只，絕大部分輪機升到2400馬力，速率由40里提高到110里，且大多采用臥機、鋼甲(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上），第286、405、422、524頁。)。這幾項主要指標，已接近或相當于從西歐定造的“濟遠”等艦，說明我國艦船制造已開始擺脫落后局面，有了長足進步。此外，海軍衙門還督飭沿海各省修筑炮臺、添置艦船、整頓水師。尤針對舊式師船“大半供解餉、運械之用，甚至終年往來江海迎送差使”，虛耗帑金，無益海防的弊端，倡言裁舊養(yǎng)新，請慈禧懿旨，令各地“將無用之船分別裁撤，騰出餉項，精練兵船(《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3冊，第52頁。)”。此后，廣東、福建、兩江等地逐漸裁汰舊船冗員，開始了向新式海軍的轉化。
三
在當時，海軍建設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它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深受本國經濟、特別是工業(yè)發(fā)展水平的制約。北洋海軍主要是在向外國購置軍艦的基礎上，在國內燃料、通訊、陸上交通、軍火供應、人才培養(yǎng)及經費諸方面相對不足的條件下成立的，因而其困難程度不言而喻。值得肯定的是，海軍衙門并不因此而止步不前，卻能盡力改變這一被動局面。
首先大力推動的是鐵路建設。修筑鐵路是發(fā)展近代工業(yè)的重要內容。自從洋務派在70年代提出修路之議后，長時間地遭到頑固派的圍攻、漫罵。直到80年代，李鴻章才在奕譞的支持下試修了由唐山經胥各莊至閻莊的一段鐵路運煤(《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5冊，第409頁。)，鐵路建設仍處于極為困難的境地。
北洋海軍成軍使中國第一次具有了海上快速機動武裝，但與之相輔的陸防卻相差甚遠。盡管當時部分陸軍已裝備了新式槍炮，由于沒有鐵路，機動性差，缺乏與海軍配合的快速應變能力。此外，鐵路在保證海軍供應及發(fā)展工商方面的作用也日益為有識之士所贊許。修筑鐵路已是勢所必行。為此，海軍衙門力排眾議，大膽支持了鐵路建設。1887年，奏準接筑閻莊至天津的鐵路，第二年奏請接修津通（由天津至北京通州）鐵路，以加強京畿防務。這期間，一直遭受著頑固派的激烈反對。大學士恩承、吏部尚書徐桐、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奎潤交章攻擊修路之舉為“資敵”、“擾民”、“奪民生計”，大有“舉國興師”(《王文韶日記》（下），第747頁。)問罪之勢。面對圍攻，海軍衙門在奕譞的支持下，義正辭嚴據理力爭，指明修路可“外助海路之需，內備征兵入衛(wèi)之用”，“實御侮之長策，亦持久之良圖”；同時肯定鐵路“于通貨物、銷礦產、利行旅、便工役、速郵遞”的諸多作用，稱贊“利之所興，難以枚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6冊，第226～231頁。)。與此同時，海軍衙門還煞費苦心、精心設計于1888年在西苑修筑了一段鐵路，使慈禧第一次見到火車，親身領教乘車之便，也使都中士庶大開眼界，更是對信口胡說的反對派的一次實際教育。這種種努力終于使慈禧于光緒十五年八月初二日下達懿旨，肯定修路之舉，從而使綿延20年之久的鐵路之爭終于以海軍衙門的勝利宣告結束。此后，海軍衙門又爭取到每年200萬兩白銀的?？畎l(fā)展鐵路，并在開礦、冶煉、電訊、教育等諸方面推動著近代中國經濟的發(fā)展。
采礦業(yè)一直是近代工業(yè)中發(fā)展極為緩慢的薄弱環(huán)節(jié)，遠遠不能適應發(fā)展海軍、興建鐵路在資金、原料、燃料諸方面的大量需求。為逐步扭轉被動局面，海軍衙門放手支持地方督撫廣泛籌辦金、銀、銅、鐵、煤諸礦。在金、銀礦方面，很快使熱河土槽子遍山線銀礦、山東平度金礦、漠河金礦、吉林三姓金礦、琿春元寶山銀礦等陸續(xù)開辦，為開辟財源做出貢獻。光緒十三年，李鴻章向海軍衙門不無樂觀地報告：“淄川之鉛，平度之金，熱河之銀，工程有大小、資本有重輕，……然果礦產富有，乃天地自然之利，亦須放手為之，……十年內外，海防用項可略指矣。”(《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第3卷，第6～7頁。)在煤、鐵礦方面，突出支持湖廣總督張之洞，使大治鐵礦、王三石煤礦、江夏馬鞍山煤礦等相繼開辦，為煉鋼制軌解決了急需的原料、燃料。在海軍衙門推動下，我國逐步興起一股開礦熱潮。一些在華洋人也敏感地得出“清政府正在開始在全國各地準備開礦”(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下），第691頁。)的推論。
鋼鐵工業(yè)是整個工業(yè)化的基礎，尤為發(fā)展軍械、興建鐵路所急需。但是，長期以來它同采礦業(yè)一樣薄弱。直至1893年，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機器局才建成煉鋼廠，但仍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大批鋼材主要依靠進口。為大幅度提高鋼鐵產量，海軍衙門以極大魄力支持張之洞在湖北籌建當時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yè)——湖北煉鐵廠。這個企業(yè)先由張之洞籌建于廣州。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后，繼任者無意接辦。當時清廷已決定修筑蘆漢鐵路，海軍衙門立即指示張之洞將該廠移建湖北，強調“鐵為盛舉之根。今日之軌，他日之械，皆本乎此”。目的在于解決鋼鐵原料，以使“將來軍旅之事無一仰給予人”。它鼓勵張之洞要不怕失敗，敢于創(chuàng)業(yè)，“雖不必即有其效，萬不可競無其志”(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上），第286、405、422、524頁。)，試辦大型鋼鐵企業(yè)，自力更生解決原材料的決心躍然紙上。其后，海軍衙門從選擇廠址、勘察礦源到籌措資金、購置設備等諸方面予以支持，并將1890年度200萬兩鐵路經費移作創(chuàng)辦經費，為該廠創(chuàng)建奠定了基礎。1893年冬，包括煉生鐵廠、機器廠、鑄鐵廠、煉貝色麻鋼廠、煉熟鐵廠、煉西門士鋼廠、造鋼軌廠、造鐵貨廠、大冶鐵礦、馬鞍山煤礦、大冶運礦鐵路、漢陽水陸碼頭在內的諸廠礦、交通相繼運營投產。至此，湖北煉鐵廠以東方鋼鐵巨龍的雄姿屹立于江漢大地。
電報通訊業(yè)曾是李鴻章及總理衙門的得意之作。它采用官督商辦方式，在很短時間得到迅速推廣，但怵于頑固派輿論卻遲遲沒有引入京城，在工商蕭條的邊防、海防要塞也難以招商集股。甲申易樞后，奕譞首先支持李鴻章改用地下鋪線方式將電報第一次引入京城(《海防檔》，丁，電線（三），第973頁。)，便利了中央與地方的通訊聯絡；旋又由海軍衙門支持在旅順口、威海、臺灣、新疆等海防、邊防要地迅速推廣，經費則由有限的海防經費中予以報銷或墊支。在海軍衙門及總理衙門支持下，到1892年電報已遍及黑龍江、新疆、云南、閩、粵、臺灣等22行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6冊，第446頁。)，形成了全國電報通訊網絡，對加強國防便利工商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海軍乃至近代工礦、交通的發(fā)展，迫切需要造就大批新式人才。但是，傳統(tǒng)的教育體制從內容到方式不僅無法滿足這種需要，而且阻抑著新式人才的培養(yǎng)發(fā)展。這種狀況早已為有識之士深惡痛絕。為沖破阻力，解決急需，海軍衙門積極為在算學、制造等自然科學方面學有專長的科技人才創(chuàng)造條件，于光緒十三年四月奏準，允許他們參加順天鄉(xiāng)試，量予科甲出身；同時對“已得官職或不愿投考者，仍歸該管大臣核計年勞保獎”(《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2冊，第209～211頁。)。在當時，這種作法顯然是對新學人才的安慰與鼓勵，為他們的才識獲得社會公認開辟了途徑。尤為重要的是，它使傳統(tǒng)的科舉考試加入了西學內容，使迂腐的科甲隊伍擠進了新學人才，這無疑是對舊教育體制的一大沖擊。與此同時，海軍衙門以極大興趣推動各地發(fā)展新式學堂，尤下大力發(fā)展海軍教育，“飭令沿海閩、粵、江、浙各省廣設水師學堂”，并將天文、數學、地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及海戰(zhàn)必須的技藝列為必修課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3冊，第125頁。)。在海軍衙門的指導和影響下，水師學堂、水陸師學堂、魚雷營學堂等軍事學堂和算術學堂、商務學堂、西學堂等科技學堂得以在北京、天津、廣州、臺灣、湖北、旅順、威海等廣大地區(qū)迅速開辦，興起了新式教育熱潮。此外，洋務派先前興辦的各類學堂也在教學內容、培養(yǎng)方式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提高。礦學、電學、化學、植物學、公法學、醫(yī)學以及與鐵路建設相關的學科在諸多學堂相繼開設。對外輸送留學生也繼有發(fā)展。這種種變化，反映一種與舊式教育迥然不同的新式教育在迅速興起。它使人們開闊眼界、豐富知識、提高了文化素質，適應著社會發(fā)展的廣泛需求。
四
海軍衙門從1885年成立到1895年裁撤，僅僅存在了短暫的10年。毋庸諱言，其間它的所作所為不無可指摘之處。諸如：海軍衙門大臣中沒有一個出身水師學堂或留學海軍的成員；海軍衙門長期沒有專門的辦事機構；尤有甚者，是海軍衙門曾長期擔負了為慈禧修“三海”、修頤和園挪借經費的“重擔”等等。這些顯然與指導全國海防近代化的要求極不協(xié)調，必然影響其正常職能的發(fā)揮。特別令人氣憤的是，北洋海軍初步成軍后，面對日本海軍的崛起，竟然沒有能夠采取果斷措施，對北洋海軍的船艦、裝備進行更新，致使日本艦隊得以肆虐海上，嚴重影響了中日甲午海戰(zhàn)的結局。因此，就海軍衙門的職能來講，世人對它的指責、譏諷不無道理。海軍衙門咎無可辭。
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發(fā)生上述弊端的原因，不難發(fā)現，除奕譞等海軍衙門大臣的主觀因素外，根源在于令人窒息的封建專制體制，是處于權力最上層的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愚昧與腐敗。慈禧作為當時的最高決策者，雖然表示支持興辦洋務，在創(chuàng)辦海軍衙門時也不乏加強海防、大振軍威，雪恥復仇之詞，但是并沒有指導中國近代化的知識和能力。在歷次籌議海防、發(fā)展洋務的討論中，她沒有拿出過一件建設性措施；對有爭議的重大項目，常常不置可否、一意拖延；對日本海軍的崛起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缺乏應有的警惕和果斷措施。與此同時，隨著專制地位的穩(wěn)固，慈禧益發(fā)追求享受與安謐。中法戰(zhàn)爭的硝煙剛剛散去，又重蹈歷次對外戰(zhàn)爭失敗的復轍。只要侵略者沒有打到國門，在國防與享受、近代化與專權之間，她主要追求的顯然是后者。這才會出現對海防建設始而重視，繼而阻抑，以至動用海軍衙門助修頤和園的鬧劇。甲午戰(zhàn)爭之際，正當急需擴充海軍、加強海防，慈禧竟下令于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將海軍衙門裁撤(《清德宗實錄》，第5冊，第718頁。)。其舉措之失當，令人難以置信。封建專制體制使人難以辨明是非，造成唯上是尊；愚昧、腐敗的專制者則把決策推向了荒謬的深淵。這種狀況極大地影響乃至阻礙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洋務運動只能在崎嶇跌宕的道路上蹣跚而行。海軍衙門和北洋海軍建設中出現的上述弊端，不過是這同一根源的不同表現而已。
惡劣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坎坷的發(fā)展道路，給推進中國近代化帶來了重重阻力。然而，海軍衙門作為中國第一個海軍中樞機構，面對中法戰(zhàn)爭之后海防空虛的嚴竣局面，在無經驗可供借鑒的情況下，積極探索，勇于任事，毅然承擔起創(chuàng)建海軍、加強海防的重任。它在承繼前期洋務建設成果、購置和制造船艦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條件、克服困難，僅用三年時間就實現了北洋海軍初步成軍的設想，從而在我國歷史上成功地創(chuàng)建了第一支正規(guī)海軍。它又親自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部海軍章程，逐步使海軍管理體制、后勤保障、軍事訓練諸方面適應新式船艦的需要。它還促成了第一批海軍基地的興建，并初步形成了以直隸為中心的海上防御體系。海軍衙門的積極開拓，改變了我國有海無防的被動局面，奠定了我國海軍建設的基礎，增強了國防，促進了海防近代化。它使我國海軍實力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國際舞臺上躍居世界第四位，在亞洲則獨領風騷。
尤為值得稱道的是，海軍衙門沒有局限于單純創(chuàng)辦海軍，而是從國防建設乃至富強中國的全局出發(fā)，自覺將鞏固海防與發(fā)展民用工業(yè)、交通、通訊、培育人才等諸方面聯系起來，有力地推動了它們的發(fā)展，取得了顯著成效。其中，突出支持了創(chuàng)辦陸上交通命脈——鐵路和興辦基礎工業(yè)——冶煉鋼鐵。海軍衙門成立前，洋務運動中的民用工業(yè)已有一定發(fā)展，但主要局限于航運、電訊、采煤和輕紡工業(yè)。盡管鐵路、鋼鐵等門類的重要作用早已為有識之士所稱許，卻限于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或無力承辦，或不敢問津，嚴重拖了工業(yè)乃至國防近代化的后腿。以奕譞為首的海軍衙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毅然支持地方開辦鐵路；對頑固派的圍攻、辱罵奮起反擊，終于擊潰了它們的狂吠，為修筑鐵路排除了障礙，創(chuàng)造了有利環(huán)境。這一勝利，在我國鐵路發(fā)展史乃至交通史上寫下了嶄新的一頁。同樣，海軍衙門在地方督撫矛盾重重、經費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以極大的熱情，傾注諸多心血，支持張之洞創(chuàng)辦鋼鐵工業(yè)，使之僅用四年時間就在湖北建成了我國乃至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yè)——湖北煉鐵廠。這是海軍衙門在洋務運動中的又一得意之作。湖北煉鐵廠的投產，引起國際輿論的強烈關注，它們發(fā)出：“漢陽鐵廠之崛起于中國，大有振衣千仞一攬眾山之勢，……嗚呼！中國醒矣”的驚嘆(《東方雜志》，第七年，第七期，轉載上?！度f國商業(yè)月報》譯西報：《論漢陽鐵廠裝運鋼鐵出口將為歐美二洲實在之中國黃禍》。宣統(tǒng)二年七月出版，第66頁。)，顯示了興辦鋼鐵工業(yè)對富強中國的巨大作用。海軍衙門的以上舉措，抓住了后期洋務運動的關鍵，對帶動其它方面的發(fā)展，起了提綱挈領的作用。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