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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靈胎，原名大椿，又名大業(yè)，晚號洄溪老人，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卒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終年79歲，江蘇吳江人。徐氏天生聰明過人，博聞強識，醫(yī)學、音律、水利等無一不精。其醫(yī)學理論造詣精深，臨證精準，為當時和后世醫(yī)家所稱頌。徐氏自學成才，無師自通，深研內、難、本經、傷寒、金匱、易理等，著作頗豐。徐氏關于咳嗽的論述主要在《醫(yī)貫砭》、《醫(yī)學源流論》、《蘭臺軌范》、《慎疾芻言》、《洄溪醫(yī)案》等著作中，茲就其關于咳嗽的認識及其治療特色，總結如下。

徐氏診治疾病極為精準，其在《蘭臺軌范》中強調：“欲治疾者，必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當辨其生病之因各不同，而病狀所由異，然后考其治之之法”，可見，徐氏治療疾病重在審證求因[1]。

審證求因，即剖析病癥與病因的關系，是確定治療方向的關鍵，即所謂審因論治。徐氏在《醫(yī)學源流論》中提到：“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至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虛火升，有郁怒、憂思、勞怯、蟲疰，此為病之因。知其因則不得專以寒涼治熱病矣[1]。”說明同一病癥可由多種病因導致，需深入分析判斷，勿犯“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之戒。徐氏抨擊時弊，指責時醫(yī)“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愈而反增病，幸中者甚少，而誤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癥愈多而愈惑[1]”，言語雖犀利，但此感悟源于其多年行醫(yī)而見庸醫(yī)誤治無數，不忍病人因誤治死去，足見其大醫(yī)精誠，胸懷慈悲之心、醫(yī)者之心。

徐氏對疾病的認識必引經據典，其論咳嗽援引《素問·咳論》“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指出咳嗽不一定都是肺臟的病邪所致，五臟六腑的病邪均有可能導致咳嗽。又引“皮毛者，肺之合也……因而客之，則為肺咳[1]”，認為體表皮毛受了寒氣，內傷肺之嬌臟可致咳嗽。同時，徐氏認為寒涼飲食入胃后，寒氣可循肺脈上犯于肺，內邪與外感寒邪相合，發(fā)為肺咳，即咳嗽可由外感內傷所致，與張景岳論治咳嗽的觀點[2]相同。其在《蘭臺軌范》提到：“秋傷于濕，上逆而咳”，認為濕邪、水飲會影響肺治節(jié)的功能，阻礙氣機的調節(jié)、肺的宣發(fā)肅降，從而引起咳嗽?！锻馀_秘要》將咳分為十咳，包括風咳、寒咳、支飲、肝咳、心咳、脾咳、肺咳、腎咳、膽咳和厥陰咳[3]。徐氏亦贊同此種分法，其認為唐朝以前的醫(yī)學典籍與宋朝以后各醫(yī)家著作比較，更能繼承與發(fā)揚中醫(yī)經典的思想。遵循古法的思想在徐氏的著作中有充分體現。

徐氏在《醫(yī)學源流論》中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1]，認為咳血之人，血止而咳者，日嗽夜嗽，痰壅氣升，多則三年，少則一年而死矣，最終咳血之人并不是死于吐血，而是死于咳嗽，原因為咳嗽不止，腎中之元氣震蕩不寧，肺為腎之母，母病則子亦病。徐氏指出，肺病，則不能輸精于臟腑，一年而臟腑皆枯，三年而臟腑竭。其精讀經典，以判斷疾病轉歸，認為咳嗽乃“真勞不治之疾”。

徐氏曾發(fā)感嘆：“諸病之中，惟咳嗽之病因各殊而最難愈，治之稍誤，即貽害無窮”[1]，其臨證考究四十多年，而后才對治療咳嗽比較得心應手，告誡后學之人對于咳嗽的治療要潛心參究，不能輕視。

徐氏認為，治療疾病要結合病人的具體情況譴藥制方，《醫(yī)學源流論》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1]。”七情六淫是一樣的，而受感之人的體質、生長地域、個人性情、年齡、食物、天氣、病情輕重、病程長短等方面均有不同，徐氏提醒醫(yī)者，無論是何種疾病，應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進行個體化治療，觀點與陳無擇的“三因學說”[4]類同。

徐氏崇尚“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1]，臨證好用古方，認為“昔者圣人之制方，推藥理之本源，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偶，而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1]，經方藥味少而精，用之得當，效如桴鼓。對于咳逆上氣之咳嗽，兼喉中水雞聲治以射干麻黃湯；兼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治以皂夾丸；由肺脹所致咳逆上氣治以越婢加半夏湯、小青龍加石膏湯。對于咳者，兼脈浮則有風邪在表，治以厚樸麻黃湯；兼脈沉則伏飲在里，治以澤漆湯。對于痰飲所致之咳嗽，方用小青龍湯、葶藶大棗瀉肺湯、桂苓五味甘草湯、苓甘五味姜辛湯、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湯、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湯、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黃湯，除葶藶大棗瀉肺湯、桂苓五味甘草湯（服小青龍后，發(fā)泄已甚而氣沖，故此方五味子不與干姜同用，專予斂肺）外，其余各方皆有五味子、干姜[1]。徐氏在《傷寒類方》中論道：“古方治嗽五味干姜必同用，一以散寒邪，一以斂正氣，從無單用五味子治嗽之法，后人不知，用必有害[1]?！眴斡梦逦蹲右资諗繜崴哉叻沃酗L火之邪，痰涎深入肺臟，而后難以治療。

對于老人虛嗽，徐氏以觀音應夢散治之。此方由人參和胡桃組成，人參入肺經，益肺氣，胡桃補腎益肺，納氣定喘，老人多有腎虛之證，肺腎互為母子，臟腑相關，二者合用共奏補氣、納氣、定喘嗽之功。對于小兒咳嗽，以補肺阿膠散治之。小兒乃純陽之體，最宜清涼，方中馬兜鈴、牛蒡子、阿膠、杏仁共奏清肺、潤肺、止咳之功，小兒脾胃之氣羸弱，加糯米、炙甘草補脾益氣。對于久嗽者，以蘇子煎、十味丸、久嗽上氣心胸煩熱吐膿血方、人參蛤蚧散治之，四方各有所主，蘇子煎治療單純久嗽，方中蘇子、杏仁、白蜜、生姜汁共奏降氣化痰、潤肺止咳之功，地黃汁清熱滋陰；十味丸治療兼有肺癰者，方中麻黃、白前、桑白皮、射干、百部共奏宣通肺氣、止咳降逆之功，白薇、生地黃、地骨皮清肺涼血，陳皮行氣化痰；久嗽上氣心胸煩熱吐膿血方治療兼有寒嗽者，方中蘇子、杏仁、生姜汁、白蜜行溫肺、潤肺止咳之功，鹿角膠溫補先天腎命，因久嗽易生寒熱錯雜之征，以生地汁除久嗽之郁熱；人參蛤蚧散治療兼虛喘者，方中人參、炙甘草補益脾肺，蛤蚧補肺腎、定咳喘，川貝、杏仁、知母、桑白皮共奏清熱化痰，止咳平喘之功。此外，對于上氣咳嗽，以杏仁煎、療上氣方、鯉魚湯或葶藶丸治之，四方各有不同。杏仁煎治療單純上氣咳嗽，為平和之方，但其中蘇子需水研絞汁方有效；療上氣方治療兼有支飲者，此方脫胎于葶藶大棗瀉肺湯，可瀉肺之壅脹，去肺之支飲；鯉魚湯治療兼有水聲，身浮腫者；葶藶丸治療兼有面目浮腫，喘促不安，小便赤色者，即里有水熱互結之癥。對于咳嗽兼痰飲者，其人胸膈煩悶，涕唾稠粘，痰實咳嗽，咽嗌不利，以金珠化痰丸治之。對于咳嗽失音者，以清音丸治之等[1]。

徐氏主張用藥當如用兵，或絕其內應以防舊疾復發(fā)并病，或用引經藥以作向導之師，或寒熱反用以防格拒，或分而治之使前后不相救，或合而治之以搗其中堅，或更益精銳以攻衰退之病邪，或峻補以護疲憊之體，應根據病情的不斷變化對藥物進行加減[1]?？人缘牟∫蛴葹閺碗s，易生寒熱錯雜之證，要求醫(yī)者根據寒熱輕重不斷調整藥物，其用藥加減更為頻繁。徐氏在《醫(yī)學源流論》中論道：“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癥，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癥，自然不倍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1]?！贝擞^點強調了用藥加減的重要性，欲使古方投之必效則要求依傷寒、金匱、本經之法加減，將用藥調整到與病情一致，啟示醫(yī)者應熟讀經典而曉醫(yī)學之道，而非出口則言“古方難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5]。

自明朝以后，溫補之學盛行，尤以趙養(yǎng)葵之學說為首。徐氏對此深惡痛絕，謂當時之人“不怕補死，只怕虛死”。趙養(yǎng)葵在《醫(yī)貫》中提到：“脾實則肺金有養(yǎng)，皮毛有衛(wèi)，已入之邪易以出[6]?！毙焓限q駁道：“邪已在內而補之，則補邪也，當改為已入之邪，終身不出[1]。”徐氏主張外感咳嗽應以驅邪為主，忌諱多用、濫用補藥，以犯“閉門留寇”之過，其在《慎疾芻言》云[1]：“咳嗽由于風寒入肺，肺為嬌臟。一味誤投，即能受害，若用熟地、麥冬、萸肉、五味等滋膩酸斂之品，補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喉癬肛癰、喘急寒熱。近者半年、遠者三年，無有不死。”其言雖駭，但實有道理，以濫用補藥致患者誤治，醫(yī)者之過也。徐氏還提到，時醫(yī)嗽藥多用桔梗，實際上是不明仲景之意，桔梗甘草湯乃治療少陰之喉痛，非治咳嗽清降之法，服者往往氣逆痰升，不得安臥，故治療咳嗽宜以清解肅降化痰之法。

縱觀徐靈胎診治咳嗽之法，其遵從經典而不盲從，臨證好用經方，亦不排斥時方，診治必先審證求因，根據每個病人不同情況進行譴藥制方，其人對濫用補藥之醫(yī)者深惡痛絕，對趙養(yǎng)葵為首的溫補派提出批判性見解，告誡后來醫(yī)者應熟讀經典，遵從辨證論治之觀念，勿要以個人之喜好濫用藥物方劑，其嚴謹治學的精神和臨床的思想均值得后世借鑒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