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指中國歷史上從內(nèi)陸河流和海路運送官糧到朝廷和運送軍糧到軍區(qū)的系統(tǒng)，包括開發(fā)運河、制造船只、征收官糧及軍糧等。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漕運文化的歷史及發(fā)展。
漕運文化的歷史
漕運起源很早。西漢定都長安后，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谷物以滿足關中地區(qū)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漕轉(zhuǎn)關中，費用浩大，需時很長，動員人力很多，特別是漕船要經(jīng)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隋初除自東向西調(diào)運外，還從長江流域轉(zhuǎn)漕北上。隋煬帝動員大量人力開鑿通濟渠，聯(lián)結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溝通南北的新的漕運通道，奠定了后世大運河的基礎。
唐、宋、元、明、清歷代均重視漕運，為此，疏通了南糧北調(diào)所需的網(wǎng)道，建立了漕運倉儲制度。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運河淺梗，河運日益困難 ，隨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 ，漕運已非必需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遂令停止漕運。歷代漕運保證了京師和北方軍民所需糧食，有利于國家統(tǒng)一，并因運糧兼帶商貨，有利于溝通南北經(jīng)濟和商品流通;但它又是人民的一項沉重負擔，運費代價過高，尤以漕運徭役，征發(fā)既眾，服役又長，以至失誤農(nóng)時，故亦有眾多弊端。
漕運文化的發(fā)展
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晉國發(fā)生饑荒，秦穆公下令從秦國都城雍(今陜西鳳翔)用龐大船隊通過渭河、黃河、汾河運送幾千噸糧食到晉國都城絳(今山西翼城東南)，是為泛舟之役。
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發(fā)邗溝溝通長江和淮河：從揚州引入長江水經(jīng)過樊梁湖、博芝湖、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從水路調(diào)兵運糧。三年后吳王夫差擴展邗溝，開荷水運河，接通泗水。
秦漢
中國古代政府將所征收財物(主要為糧食)經(jīng)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組織和管理。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zhuǎn)漕”或“漕輦”。
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從山東向北河(今內(nèi)蒙古烏加河一帶)轉(zhuǎn)運糧食;攻南越時，令監(jiān)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系運糧。楚漢相爭，蕭何將關中糧食轉(zhuǎn)漕前線以供軍食，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
西漢定都長安后，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谷物以滿足關中地區(qū)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轉(zhuǎn)漕逐漸制度化。漢初，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萬石，以后又增到四百萬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據(jù)桑弘羊的建議，令民納粟補吏、贖罪，各農(nóng)官又多增產(chǎn)，政府掌握的糧食大增，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漕運用卒達六萬人。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漕糧則輸入大司農(nóng)所屬的太倉。此外，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fā)西南時，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zhuǎn)漕運輸，甚至漕轉(zhuǎn)一石，沿途要耗費十余鐘糧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漕轉(zhuǎn)關中，費用浩大，需時很長，動員人力很多，特別是漕船要經(jīng)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糧食損耗很大。為此，西漢政府曾先后采取過多種改進辦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開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據(jù)大農(nóng)鄭當時的建議，用三年時間，沿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使潼關到長安的水路運輸?shù)穆烦毯蜁r間大大縮短，運輸費用從而減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這是漢代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時耿壽昌建議糴三輔、弘農(nóng)、河東、上黨、太原之粟以供京師，這種做法，對縮短漕運路線，減少漕運壓力，避開砥柱之險，起了良好的作用。
東漢建都洛陽，從山東、河北、江淮等地轉(zhuǎn)漕糧食到京師，路程較近，又不需經(jīng)過砥柱之險，改善了漕運困難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罷了護漕都尉。但此時漕運事業(yè)仍有一定的發(fā)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陽南修陽渠引洛水以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滎陽(今滎陽縣東北)到千乘(今山東高青高苑鎮(zhèn)北)?？?，筑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黃河徙道后混流的黃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來的漕糧自淮河入汴，北來的漕糧循河、洛而西，使京師糧食供應不憂匱乏。這是東漢漕運事業(yè)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時王霸擊匈奴，曾從溫水(即漯余水，流經(jīng)今北京北)漕運軍糧，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太守，在沮(今陜西略陽東)、下辯(今甘肅成縣西)間數(shù)十里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該地區(qū)糧食運輸緊張的狀況。
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轉(zhuǎn)漕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長安，從全局來看，最重要的轉(zhuǎn)運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國最大的糧倉——敖倉于成皋(今河南滎陽西五里)。西漢時東方的糧谷多從此西運，東漢時置敖倉官，屬河南尹管轄。
淮河、長江流域是南北對峙政權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積谷為要務。孫吳都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曾疏鑿杜野(今鎮(zhèn)江市東十五里)至小辛(今江蘇丹陽市北十余里)的徒陽運河。遷都建業(yè)(今江蘇南京)后，又開鑿小其(今江蘇句容東南十七里許)至云陽西城(今句容縣南唐莊)間三十余里的破岡瀆，立倉儲糧，以避長江漕路風濤之險。曹魏多次于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潁、洧、渠四水，開賈侯渠、討虜渠、淮陽渠與百丈渠，這一運河網(wǎng)東南溝通江淮，便于運兵運糧、屯田積谷。西晉末，鑒于徒陽運河位于地勢高仰的鎮(zhèn)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傾北瀉的狀況，于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運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節(jié)制了河水的流失。東晉時，為改善江淮間的運輸條件，曾對邗溝進行多次整治。邗溝與鴻溝、汴水等運河開通以來，淮北地區(qū)的泗水成了南方溝通中原和黃河下游的主干。謝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時，遇泗水洪流，軍糧運輸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東南六十里的呂梁河等泗水支流。東晉時還于彭城之北開人工渠，使汶、濟、泗諸水相通，泗水過彭城西，入汴通黃河。北魏經(jīng)略江淮，于水道之沿立倉十二處，儲漕糧以供軍需。
這一時期，針對各航段水位高下不一的狀況，還建造了許多堰埭，漕河人工化、渠化的水平提高，運載能力增強。
隋唐
隋代先后修通四段運道：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引淮水達揚子(今江蘇儀征縣治東南)入長江;通濟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陽西)引谷、洛水達黃河，又從板渚(今河南汜縣治東北二十里)引黃河水通淮河，實際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廣濟渠);永濟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黃河;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運河縱向溝通了海河、淮河、黃河、長江與錢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先后在河南、陜西運渠所在沿岸置黎陽、河陰、常平和廣通等倉。召募運丁，運儲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糧食。滅陳后，長安糧大部由江淮輸送。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儲糧二千六百萬石。
唐初，水陸運抵關中之糧僅一二十萬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關中運道艱險，東南運路長年失修，故唐廷常駐東都(洛陽)，“就食”太原、洛口倉(分別在河南陜州與鞏縣)的巨量積糧。開元中期，官府機構膨脹，特別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糧物需求劇增。天下漕糧，愈益以江淮為重，唐廷組織數(shù)千漕船，年運百余萬石江淮租糧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后，改“長運法”為轉(zhuǎn)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則，于沿河就勢設倉，節(jié)級轉(zhuǎn)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倉以待。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費三十萬貫。天寶元年(742)，李齊物于三門峽附近鑿開元新河;不久后，韋堅又開挖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終避開了運道下段的車載陸運。這期間最高運額達四百萬石。安史之亂，東南漕路曾一度中斷，轉(zhuǎn)以長江入漢水，由陸路抵扶風(今陜西鳳翔)。廣德元年(763)，劉晏主漕政，針對時弊作全面改革：開決汴河、疏浚河道;以鹽利為漕傭，雇人運輸;于河沿每兩驛置防援三百人以保安全;創(chuàng)綱運法，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武官押運;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黃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則，改進轉(zhuǎn)般法;據(jù)各航段水情分造運船，訓練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動蕩，年運江淮米多為百余萬石，少則五十萬石。德宗時中原藩鎮(zhèn)割據(jù)，扼斷運路，韓■從鎮(zhèn)海軍(駐江蘇鎮(zhèn)江)載江南糧，武裝押運，直抵中原、關中，轉(zhuǎn)般法中止。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復劉晏時的漕運水平。唐末漕政大亂，年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至關中僅十余萬石。
貞觀六年(632)設“舟楫署”管理漕政，后因不敷需要而廢罷。中期以來，因漕運日重，唐廷常令宰臣兼轉(zhuǎn)運使等職，主管漕政。綱運制度形成后，制定相應獎懲制，責成地方長官分負其責，后進一步明確由沿河縣令主持所在地段漕運事宜。
宋
北宋漕糧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集運：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經(jīng)汴水入京;陜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zhuǎn)黃河，入汴水達京;陜蔡之粟由惠民河轉(zhuǎn)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之地入五丈河達京。其中來自東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總領漕政，各路轉(zhuǎn)運司(漕司)負責征集，發(fā)運司負責運輸。北宋對運河進行一系列整治，恢復與完善壩閘制，并創(chuàng)建復式船閘。加之北宋漕線較隋唐縮短近半，故運輸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黃河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轉(zhuǎn)般法，并以“平糴”為其基礎，江湖、兩浙，宿亳(淮南路)米麥，分別糴于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和泗州。發(fā)運使一員駐真州，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駐泗州，負責真州至京師糧運。所在糧倉稱轉(zhuǎn)般倉，豐則增糴，饑則罷糴，將當納糧額折交斛錢(額斛)，另從本地倉儲中代支起運(代發(fā));諸路運轉(zhuǎn)司所征漕糧交發(fā)運司。若耽誤可航期，發(fā)運司則以一百萬貫的“糶糴之本”，就近趁糧價賤而糴糧起運。此法自熙寧變法以來更趨完善，發(fā)運司的本錢從一百萬貫漸升，最高達三百五十萬貫，除保證六百萬石的年運量外，真、泗二倉還有數(shù)年儲備。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倉后，還可裝官鹽返航，增加了效益。發(fā)運司掌六千只左右漕船，綱運制進一步完善，熙寧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與官舟分運，征召一批商船直運至京。宋初東南六路漕米數(shù)目不定。太平興國六年(981)始定歲運江淮稅米三百萬石，至道初(至道始于995)五百六十萬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于1008)七百萬石，其后漸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運河設施改善，年運量達八百萬石。漕運常額，自景德三年(1006)定為六百萬石，自天圣五年(1027)起暫減為五百五十萬石。金帛鹽茶布等“東南雜運”均由運河運送。另如徐州冶鐵，年運數(shù)達三十萬斤?；兆凇J宗時政治昏暗，漕政敗壞。蔡京廢轉(zhuǎn)般法，改直運法;“花石綱”等危害漕運事件屢有發(fā)生，故運量漸減。欽宗時汴京被圍，汴渠潰決，所入不及常數(shù)百一。
南宋漕運體系以臨安(今浙江杭州)為中心作重大調(diào)整。建炎年間，江浙、湖廣、四川糧大多運往沿江重鎮(zhèn)及抗金前線，后改運臨安，運數(shù)大致仍六百萬石。諸路中，江西獨居三分之一，長江及江南河為運輸主干，采取官運為主、商運為輔的方式。
元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戰(zhàn)亂及黃河“奪淮入?！倍?，故大運河中段改南北取直，東移山東;海運興通，漕運進入新階段(見元代海運)。
元初漕運大致循唐宋大運河舊道入大都，但因舊運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陸聯(lián)運形式。至元十八年(1218)修鑿濟州河，引汶、泗水經(jīng)濟州(今山東濟寧)西北至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南來運舟由徐州經(jīng)濟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屬今山東)入海，海運至直沽，再水陸聯(lián)運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會通河(須城安山至臨清)與通惠河(通州至大都)鑿成，元代大運河全線溝通。此外，至元十八年鑿成縱貫膠州灣與萊州灣的膠萊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聯(lián)運路線：運舟從江蘇淮安順黃河(黃河“奪淮入?！鼻暗幕春庸实?東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膠萊河，再經(jīng)海道至直沽。
內(nèi)河漕政的管理于至元十九年始趨完善，江淮都漕司負責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蘇六合)段，京畿都漕運司接收前司漕糧，負責中灤(今河南封丘南，黃河北岸)至大都糧運。二司各于其關鍵地設行司、分司，以求上下銜接，年運糧三十萬石。元代綱運劃為兩大組進行：短運(軍般、短般)，其中又分兩段：南段由呂城(屬今江蘇丹陽)駐軍運至瓜州，北段由漢軍與新附軍由瓜州運至淮安;長運，募民船承運，從瓜州起運至淮安，由淮安分司開閘放船入淮，再由中灤、濟州分司派員分領綱船。官府另于運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負責各所在地屯田糧的運輸。
海運的最高管理機構是中書省，其“左司”下轄“糧房六科”中的“海運科”為具體辦事機構，主要則由分處南北的兩大組織系統(tǒng)承辦。南方的“承運”系統(tǒng)最終定名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治平江，今江蘇蘇州);北方的“接運”系統(tǒng)為“都漕運使司”(駐直沽河西務)與“京畿都漕運使司”(駐大都)，前者主要負責接納海道糧，兼及其他各路南來物資，后者將南來糧物運入大都各倉。南北兩大系統(tǒng)各擁有布局合理的糧倉。
明
明代漕運發(fā)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時征運漕糧的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漕糧又按供應地區(qū)的不同區(qū)分為南糧和北糧。其數(shù)額，宣德時最高達六百七十四萬石。成化八年(1472)始規(guī)定歲運四百萬石的常額。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后，連漕糧改折(約一百至二百萬石)在內(nèi)才勉強達到此數(shù)。主要征自南直隸和浙江，約占全國漕糧的六成。除漕糧外，還有白糧，由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和湖州五府供納，歲額二十一萬四千石。均系當?shù)爻霎a(chǎn)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糧為京、邊(北邊)軍餉，白糧供宮廷、宗人府及京官祿糧。
漕運的組織與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運司，以漕運使主之。后廢漕運使，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領衛(wèi)軍十二總共十二萬七千六百人，運船一萬一千七百只，另遮洋總(海軍)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專職漕糧運輸，稱為運軍。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縣總書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戶部和漕府派出專門官員主持各地軍、民糧船的監(jiān)兌和押運事宜。州縣以下由糧長負責征收和解運。糧長下設解戶和運夫，專供運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運為主，河、陸兼運為輔。一由江入海，經(jīng)直沽口至通州，或徑往遼東;一由江入淮、黃河，自陽武縣陸運至衛(wèi)輝府，再由衛(wèi)河運至薊州(今河北薊縣)。江南漕運，則由江、淮運至京師南京。以承運者而言，海運為軍運，余皆民運。雇運權是一種輔助形式。永樂年間因遷都北京，糧食需求日增，而海運艱阻，遂整治大運河，即從杭州灣通往北京的漕河。其辦法：一是疏浚會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資轉(zhuǎn)運。二是在運河沿岸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和天津五處建置漕糧倉庫，亦稱水次倉。
漕運方法歷經(jīng)改革，在明代趨于完善，計有：
?、僦н\法(即轉(zhuǎn)運法)。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陳■推行。規(guī)定各地漕糧就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再由運軍分段接運至通州、北京。一年轉(zhuǎn)運四次。農(nóng)民參加運糧即免納當年稅糧，納當年稅糧則免除運糧，其運費計算在支運糧內(nèi)。民運的比重約占支運的四五成。
?、趦哆\法。宣德五年陳■等推行。各地漕糧運至淮安和瓜州，兌與運軍轉(zhuǎn)運;河南于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總海運;山東則于濟寧兌與軍運。軍運的費用由農(nóng)民承擔。
次年，始定漕糧“加耗則例”，即按地區(qū)的遠近計算運費，隨正糧加耗征收，于兌糧時交給官軍。起初兌運與支運并行，其后兌運漸居優(yōu)勢。
?、鄹膬斗?即長運法或直達法)。成化七年漕運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兌運的軍官過江，徑赴江南各州縣水次交兌。免除農(nóng)民運糧，但要增納一項過江費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倉支運糧為改兌。自此，除白糧仍由民運外，普遍實行官軍長運制度。
為維持漕運，國家規(guī)定漕糧全征本色，不得減免，嚴格限制漕糧改折。只許在重災、缺船或漕運受阻等嚴重情況下才實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時正、耗各項合計在內(nèi)。漕運的費用由糧戶承擔，包括運費、運軍行糧及修船費等，均按正糧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敗，各級官府貪污聚斂，加耗雜派層出不窮，農(nóng)民的負擔極為苛重，通常為正糧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運者無論民運或軍運，都是繁重的徭役。農(nóng)民被金點應役，荒時廢業(yè)，艱苦萬狀，又遭風濤漂沒，官吏勒索，勢必負債賠納，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紛紛逃亡和反抗斗爭。一般運軍下層，亦遭受同樣的苦累及長官的克扣，不斷出現(xiàn)逃亡現(xiàn)象。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