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袁中道曾說，“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的確，除了形色姿態(tài)之美外，花卉常令人有凝神凈慮之感，這一點，多以文人領(lǐng)受最深刻。也許是這個原因，賞花、插花常被中國古代的文人雅士當做生活中一個寄情遣興的雅事。
與文人畫風(fēng)一樣，文人插花以樸素清雅為原則，不求工整與法度，不講目的與價值，只是隨興所至，以花草為媒介，將胸中的靈慧及灑脫、飄逸的個性，應(yīng)用于大自然的花草，構(gòu)成插花的生活藝術(shù)。其作品往往以帶書卷氣，耐人尋味，能表現(xiàn)文心、詩情與意境為妙品。
文人插花在中國最早起源于五代，興盛于唐宋。南宋時期，“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已經(jīng)成了富貴人家舉辦筵席之前的必備事務(wù)。元代文人沉郁下僚，插花也成了他們隱居書齋中怡情養(yǎng)志的方式之一。到了明代，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插花這件“閑事”更成為文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甚至出現(xiàn)相關(guān)的“專著”，如張謙德《瓶花譜》、袁宏道《瓶史》、高濂《瓶花三說》等，對花的時令與搭配、瓶器的選擇、插花的布置、賞花的環(huán)境與心態(tài)等都做了系統(tǒng)的論述。他們以文人品位與內(nèi)涵來規(guī)范瓶花設(shè)計，將其中蘊含的美學(xué)提升至更高層次，瓶花也成為明代文人生活中的一道清雅風(fēng)景。
在晚明畫家陳洪綬的畫面中，瓶花作為一種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元素，與石桌、木瘤椅、古琴、書卷、香爐等一起，展現(xiàn)一幅文人理想的生活圖景。而瓶花，更是以其清新嫵媚之態(tài)為古雅靜謐的畫面帶來無限生意，頗具畫龍點睛之效，亦讓我們得以一窺晚明文人插花的優(yōu)雅格調(diào)。
陳洪綬有一幅《玩菊圖》，使人不禁聯(lián)想到愛菊的陶淵明，畫中人物持杖坐于木瘤結(jié)成的矮幾上，與一塊巖石上的瓶菊靜靜相對，石上僅置一觚形瓶而無其他擺設(shè)，瓶中的菊枝上有三朵盛開的白菊。觚為商代的酒器，高古造型的瓶器搭配高潔的菊花，除了木凳與巖石，背景空無一物，文士癡癡地凝視著菊花，沉浸其中，是袁宏道所謂真愛花之人。陳洪綬于此畫營造了最高的賞花境界，描繪出賞花者的心靈空間。
【明】陳洪綬 摘梅高士圖
一般文人插花使用的花材，常會賦予花不同品質(zhì)、特質(zhì)與象征意義。同時，對花的形、色、質(zhì)量、神韻、性格等都十分考究。大體而言，文人插花喜愛用有文化象征意義的花，如六朝以前文人愛蘭花，取其“空谷幽蘭”高潔芬芳之意；六朝時文人特重荷花，也許與當時佛教方興的背景有關(guān)，同時荷花“清凈不染”的特質(zhì)也是其為文人青睞的重要原因；唐代則以牡丹為主，取其富貴繁華。宋代又以梅、蓮、牡丹、杏、菊、水仙、蘭、竹……為文人插花的素材，此種風(fēng)格延至明代，仍以梅為主軸。現(xiàn)代文人式插花花材則以季節(jié)來分類，譬如春天用山茶、海棠、牡丹等，夏天以芍藥、石榴、茉莉為主，秋天則用桂花、石竹、菊等，冬天則以品格高的臘梅、水仙、松、竹、金橘為插花材料。
與“作品”本身相比，文人著手插花時，更注重的是心境與過程。高濂《遵生八箋》中便說道，插花一事必須親為，不能假童仆之手，因為插花之人的審美決定了瓶花的品位。至于瓶花擺放的環(huán)境，亦以樸實、雅致、簡明、自然為佳，“明窗，凈幾，古鼎，宋硯，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薊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爐鳴，妻妾?；ü蕦崱保ㄔ甑馈镀渴贰罚?。插花瓶器講求簡單古雅，多以瓶為主（古銅尤佳，陶瓶次之），忌金銀華麗，以典稚、樸實、溫潤為要，忌刺眼粗俗、太大或太小、形色繁褥，以簡明、實用、美觀合乎自然本性為原則。每瓶通常花插僅二三枝，講究意態(tài)，“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其中已融入中國古代文人畫的基本精神，即對簡率、古意、意趣的追求，表達了文人雅士的美學(xué)品鑒觀。
總之，文人以文學(xué)詩詞之心，觀察自然、寓感萬物、物我兩忘時，以花草為媒介，以泄胸中文心詩意。這種抒懷傳情的文人花，會將人帶入一個清幽絕俗、高雅活脫、饒富情趣而又神思無窮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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