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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關(guān)于“《金瓶梅》作者丁惟寧說”的幾點思考

但平心而論,還有一些疑點需要進一步挖掘資料,縝密思考,尋找出合理的解釋。
筆者見聞寡陋,就此一說作了下述幾點思考,以期引起方家關(guān)注,共同攻克這一難題。



一、董其昌與《金瓶梅》




在《金瓶梅》的早期傳播過程中,董其昌((1555-1636)是一位重要人物,有必要對其與《金瓶梅》的關(guān)系作一番細致梳理。

董其昌與《金瓶梅》的關(guān)系有以下資料:
1、袁宏道(1568-1610)讀了董其昌的《金瓶梅》抄本后,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致函詢問:

“《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云霞滿紙,勝于枚生《七發(fā)》多矣。后段在何處?抄竟當于何處倒換?幸一的示?!薄?】 


此信可證董其昌在萬歷二十四年(1596)已擁有《金瓶梅》抄本,但應該只有“前段”,不然,袁宏道不會問“后段在何處?抄竟當于何處倒換”。
其次,這是袁宏道致董其昌的私人信函,因此董其昌應當是最早得知袁宏道對《金瓶梅》基本態(tài)度之人。
再次,袁宏道稱“抄竟當于何處倒換”,說明袁宏道已經(jīng)擁有《金瓶梅》前段的抄本。
2袁中道(1575-1630)在其日記《游居柿錄》萬歷四十二年(1614)記道: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杷阶R之。后從中郎真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tài)俱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

所云‘金’者,即金蓮也;‘瓶’者,李瓶兒也;‘梅’者,春梅婢也。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于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諸姬?,嵥橹杏袩o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

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決當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聽之而已。

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滸》崇之則誨盜;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2】


黃霖先生考定袁中道從乃兄袁宏道在真州是萬歷二十五年(1597)至萬歷二十六年(1598)間【2】,因此袁中道與董其昌見面的時間應在萬歷二十五年之前,與袁宏道致董其昌函的時間相一致。
從此記載可知董其昌先是說《金瓶梅》“極佳”,同時又說“決當焚之”。
盡管這是近二十年后袁中道追憶董其昌語,但仍可說明董其昌對《金瓶梅》的態(tài)度是比較矛盾和復雜的。
其次,董其昌說“近有一小說”,可見為時不會太久,且董其昌應當知其根底,但又閉口不談作者為誰。

《金瓶梅資料匯編》

3《金瓶梅詞話》“東吳弄珠客序”落款題“萬歷丁巳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于金閶道中”。
有幾點可證這位“東吳弄珠客”即為董其昌。
其一,弄珠樓原址位于舊時平湖縣城東門外的東湖之中,始建于明嘉靖中葉。
萬歷三十四年(1606)夏,平湖知縣蕭鳴甲在原基礎(chǔ)上增建而成“弄珠樓”,成為浙西名景。
“弄珠樓”落成之際,蕭鳴甲念及董其昌與平湖的因緣,向時任湖廣提學副使的董氏索墨。他欣然應允,除題匾“弄珠樓”外,又賦《寄題蕭使君“弄珠樓”詩》二首助興。
清張云錦撰《東湖弄珠樓志》六卷(清乾隆鮑詢、王瑛等刻本)亦有相關(guān)記載,當年弄珠樓有石刻董其昌七律二首,乾隆間已無存。
詩云:“壁間妙跡思翁字,顆顆明珠未寂寥。三尺青珉驚羽化,只今愁唱弄珠謠。”
董氏還以飛白體署弄珠樓,更題拱間曰:“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span>
由此可知,董其昌與“弄珠”一詞有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
其二,“萬歷丁巳”即萬歷四十五年(1617),此時董其昌的確是在“金閶道中”。
據(jù)當時民間的寫本《黑白傳》、《民抄董宦事實》可知,萬歷四十四年(1616),董其昌遭遇一次“民變”,惶惶然避難于蘇州、鎮(zhèn)江、丹陽、吳興等地半年不得安身,此即所謂“民抄董宦”案。
董其昌心神不定,居無定所,完全符合“漫書于金閶道中”情形。
其三,從“東吳弄珠客序”可知,這位“東吳弄珠客”十分清楚袁宏道對《金瓶梅》的贊賞,所謂“袁石公亟稱之”,但又說“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幾為導淫宣欲之尤矣!”
而“東吳弄珠客”本人對《金瓶梅》的態(tài)度也很矛盾復雜,既稱之為“穢書”,又說“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
“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瓶梅》也”。這種態(tài)度與袁宏道致董其昌函及袁中道《游居柿錄》所記完全一致,
4、董其昌與丁惟寧(1542-1611)、丁耀亢(1599-1669)父子交往密切。
這里有必要舊話重提,即19902月發(fā)現(xiàn)于山東諸城的一封信,楊國玉先生曾就此信撰文辨證,筆者同意其基本觀點,但關(guān)鍵是此信是否真實。
正如楊國玉先生文中所說:“可惜,諸城新發(fā)現(xiàn)的這封信是丁氏后人于清同治五年(1866)錄藏的一份抄件,而非董思白手跡,使我們失去了從其書體特征上判斷是否出自董氏之手的重要線索。
或許也正因為這個重要因素的缺失,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質(zhì)疑。黃霖、陳詔二位先生分別講論、撰文,提出了多方面證據(jù),對以上問題給予了全面否定。他們的觀點在當時產(chǎn)生的影響相當大,此后,這封信便似乎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出’了。”【3

《金瓶梅序》(東吳弄珠客)

我們不妨再對這封信做些分析。如果此信是贗品,那么造假者是誰?其動機為何?
楊國玉在本文后記中說道:

“這封信的發(fā)現(xiàn)者是多年來一直致力于《醒世姻緣傳》研究并提出作者‘丁耀亢說’的張清吉先生。

據(jù)張先生函告:1987年秋,他在諸城博物館查找有關(guān)丁耀亢的資料時,在一大堆紙色發(fā)黃多為破碎的字畫、遺墨等物中檢得此信,于是即將內(nèi)容抄錄下來。

因當時尚未涉足《金瓶梅》研究,故對信中的‘弄珠客思白’字眼未予格外注意。

到1990年2月,在南京參加海峽兩岸明清小說學術(shù)研討會期間,方知‘弄珠客’為《金瓶梅》的序作者署名。但會后再去諸城搜覓原件,被告知那堆文稿已在當年年底打掃衛(wèi)生時清除掉了。

后來,張先生當時所抄錄的信文即在一些學者中傳抄開來。原件不存,確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筆者以為,對于這封信的內(nèi)容,不宜輕易否定,而應該采取理性、審慎的態(tài)度予以進一步的深入辨析?!?/span>


為了便于分析,不妨將此信全文照錄如下:

侍御公幃下:京師嗟闊,斗轉(zhuǎn)數(shù)匝。郵筒相問,共觴夢求,痛何以堪!公退林泉,羲皇是敦,而虞卿蕉尾之效高邃,吾之知也。公之奇書,楚人櫝中物,鄭人豈識之哉!思白詠誦,契杜樊川所云“一杯寬幕席,五字弄珠璣”也。囑予固篋,懔從命,無敢稍違也。帛軸二,歙硯、湘管各一遺公,驛至否?金閶颙望意系。頓首。弄珠客思白上。丙午清和望日。


收信人為丁惟寧,信的內(nèi)容符合丁惟寧的生平經(jīng)歷,無須贅言。信的撰寫者署名“弄珠客思白”,文中又自稱“思白”,寫于“丙午清和望日”即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四月十五日。
如果此信系偽造,關(guān)鍵在于“弄珠客思白”五字。但信的正文中已出現(xiàn)“思白”兩字,因此只有“弄珠客”三字有造假的必要。
我們現(xiàn)在不妨先不理會這三個字,那么信中的“公之奇書”、“囑予固篋”、“懔從命,無敢稍違也應作何解釋呢?
一般的詩文稱不上是“奇書”,也沒有必要“固篋”。此信的前半部分顯然是客套話、寒暄語,自“公之奇書”以下,才是致函的本意。
依筆者陋見,事情原委應是董其昌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將《金瓶梅》借與袁宏道傳抄后,引起許多文人的關(guān)注,遠在五蓮的丁惟寧聞知此情,致函叮囑。
董其昌此信正是對此叮囑的答復。所謂“楚人櫝中物,鄭人豈識之哉!”即指一般讀者只是看到《金瓶梅》淫穢的一面,而未能體會作者戒世的良苦用心。這與“東吳弄珠客序”中的觀點完全一致。
還應注意的是,信中說“思白詠誦,契杜樊川所云‘一杯寬幕席,五字弄珠璣也”。
而且寫這封信函的同年萬歷三十四年(1606)夏,正是平湖知縣蕭鳴甲向董其昌索墨之時,亦即董其昌與“弄珠”二字發(fā)生密切關(guān)聯(lián)之際,看來,董其昌對“弄珠”二字特別感興趣?;蛟S就在此時,董其昌才用“弄珠客”名號,十一年后為《金瓶梅》作序也就沿用了此號。
當然,這一切要以此信的真實性為基礎(chǔ),否則便全部冰消瓦解。

《<金瓶梅>奧秘探索》

5、那么,董其昌何時得到《金瓶梅》抄本的呢?這是“丁惟寧說”的關(guān)鍵所在,其中有一條線索值得關(guān)注,即嘉靖四十年(1562)進士、延寧兵備副使、諸城人陳燁所撰《東武西社八友歌》。
詩中有“董生文學已升堂,志高不樂游邑庠,云間孤鶴難頡頏”、“聰明才雋丁足當,彈琴伯牙字鐘王,蔚如威風云間翔”等句。
“董生“即董其昌,“聰明才雋”之“丁”即丁惟寧。因在八人中董其昌年最少,故陳燁稱其為“董生”,又因董其昌已于1589年中進士,故有“董生文學已升堂”之句。
據(jù)丁紀范《九老全圖》跋知,“東武西社”成立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董其昌應當?shù)街T城與會?!?】
是否此次諸城之行董其昌得到了《金瓶梅》不全之抄本,然后回到南方的第二年便將《金瓶梅》半部抄本借給了袁宏道,需要認真考慮。
丁耀亢在其詩集《逍遙游》卷二《江游》“已卯春夏”題記中說:“憶昔已未渡江,負笈云間,從董玄宰、喬劍浦兩先生游。庚申,僦石虎丘,與陳古白、趙凡夫結(jié)山中社。去今三十年,少年詩文無足存者。自己卯避地,溯海而淮而江,既不得南枝,蠟屐倦游,止于白下。紀其所見,積篋中遂成帙。然雪鴻留跡,蕉鹿迷痕,無益也。存之志慨爾?!薄?/span>5
丁耀亢去江南拜見董其昌等人是“己未”年,即萬歷四十七年(1619),丁耀亢年二十一。
庚申(1620)歲暮,丁耀亢自江南返回諸城。此次丁耀亢去江南前后不過一年有余,此時“東吳弄珠客序”已完成,但未提及刊行之事。
是否因為董其昌的《金瓶梅》來自諸城丁惟寧,才有丁耀亢此次短暫的江南之行,去董其昌處商定《金瓶梅》刊行之事,值得推敲。



二、丁耀亢、《續(xù)金瓶梅》及《三降塵寰詩》




1、康熙四年乙巳(1665)八月,67歲的丁耀亢因作《續(xù)金瓶梅》被逮入獄,經(jīng)友人傅掌雷、龔鼎孳、劉正宗等全力援救,于當年臘月獲釋。
出獄后作《漫成次友人韻》詩八首【6】,其第六首云:

老夫傲岸耽奇癖,捉筆談天山鬼驚。

誤讀父書成趙括,悔違母教失陳嬰。

非前湖海多風雨,強向丘園剪棘荊。

征室何如宣室詔,九霄星斗似知名。


此詩的頷聯(lián)用了兩個典故,“誤讀父書成趙括”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戰(zhàn)國時趙奢為趙國名將,其子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
藺相如稱其“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span>7】果然在長平戰(zhàn)役中,趙括被秦擊敗身死。后人多以“趙括”喻指夸夸其談而無實際本領(lǐng)的人。
丁耀亢此處用這一典故,是說自己因“誤讀父書“而遭牢獄之災。趙括讀其父之書而只會紙上談兵,說明讀的是兵書;丁耀亢讀了父親的書而作《續(xù)金瓶梅》被逮入獄,顯然丁耀亢所讀父書,理應與《續(xù)金瓶梅》相關(guān)。
“悔違母教失陳嬰”見《史記·項羽本紀》: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shù)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

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瘚肽瞬桓覟橥?。

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薄?】

項梁立熊心為楚懷王,陳嬰任上柱國,封五縣。項梁死后,陳嬰隨項羽征戰(zhàn),項羽死后陳嬰降漢,漢高祖六年十二月封堂邑侯。
陳嬰因為聽從了母親的勸阻,得以封侯,功成名就。
丁耀亢悔恨自己未能聽從母親教誨,不僅未能贏得功名,反而招來災難。丁耀亢罹禍是因?qū)憽独m(xù)金瓶梅》,那么,丁母的教誨也應與《續(xù)金瓶梅》有關(guān)。
換言之,丁耀亢的母親似應了解丁耀亢作《續(xù)金瓶梅》的內(nèi)情,不然便不會阻止丁耀亢寫作此書。

《續(xù)金瓶梅》

2、《續(xù)金瓶梅》卷首有以“西湖釣史”之名號所作序,認為《金瓶梅》乃“言情之書,情至則流,易于敗檢而蕩性。今人觀其顯不知其隱;見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鴆酒自斃。袁石公先敘之矣,作者之難于述者之晦也”。
又說:

“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稱夫?《西游》闡心而證道于魔,《水滸》戒俠而崇義于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于色。

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為非圣而畔道焉,烏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翊圣而贊經(jīng)者。”


“《續(xù)金瓶梅》者,懲述者不達作者之意,遵今上圣明頒行《太上感應篇》,以《金瓶梅》為之注腳……而其旨一歸之勸世。”【9】
《續(xù)金瓶梅后集》“凡例”也明確說道:“坊間禁刻淫書,近作仍多濫穢。茲刻一遵今上頒行《太上感應篇》,又附以佛經(jīng)、道箓,方知作書之旨,無非贊助圣訓,不系邪說導淫?!薄?0】
總體來看,在朝廷、坊間都在禁毀《金瓶梅》之時,丁耀亢卻對《金瓶梅》有如此評價,并將《金瓶梅》作為順治皇帝頒行《太上感應篇》的注腳,以達到為《金瓶梅》正名的目的。
這些都可看出丁耀亢與眾不同的態(tài)度,應當引起充分注意。
《續(xù)金瓶梅后集》“凡例”又說:

“前集中年月、事故或有不對者,如應伯爵已死,今言復生,曾誤傳其死,一句點過。

前言孝哥年已十歲,今言七歲離散出家,無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顧小失也??椭胁o前集,迫于時日,故或錯訛,觀者略之。”【11】


由此可見,丁耀亢不僅對《金瓶梅》十分熟悉,而且可以根據(jù)需要修正、改動《金瓶梅》的某些情節(jié)。
所謂“客中并無前集”,說明他完全根據(jù)記憶創(chuàng)作《續(xù)金瓶梅》,表明了他對《金瓶梅》的熟悉程度非同一般。
3、丁耀亢的詩詞留存甚多,其中涉及《金瓶梅》的詩作也是重要線索。
如作于康熙六年(1667)的《登超然臺謁蘇文忠公有感》:“穆陵霸氣尚縱橫,臺畔遺文記典刑。物有可觀皆可樂,人能超世始超名。舊河沙岸翻為谷,官署歸鴉不入城。我著《瓶梅》君詠檜,古今分謗愧先生?!薄?/span>12
蘇軾曾作《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詩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副相王珪向神宗誣告稱:“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
神宗卻回答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丁耀亢將自己作《續(xù)金瓶梅》而入獄與蘇軾作詠檜詩而遭誣陷相提并論,在憤懣不平中,還透露出一絲自豪與欣慰,表明丁耀亢對因作《續(xù)金瓶梅》而帶來的牢獄之災并不感到后悔。
丁耀亢的這種感受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在同一年作的《梅花禪偈二首》中,把《金瓶梅》隱藏在詩句之中:“梅花掃盡留月明,月明金瓶一樣同?!薄?/span>13
雖然因《續(xù)金瓶梅》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但丁耀亢依然對“金瓶梅”三字充滿了感情。
第二年丁耀亢作《中秋前一夜夢龔芝麓同游》詩:“竹林客散嘆離居,夢里笛聲到故廬。珠海光潛因瘞硯,《瓶梅》香盡久焚書。秋風錦字無鴻雁,明月空梁有珮琚。千里相思難命駕,當時揮淚憶停車?!薄?/span>14
“《瓶梅》香盡久焚書”,對《金瓶梅》的評價非常之高。

《丁耀亢全集》

4、《金瓶梅詞話》的最后一回出現(xiàn)了兩句詩:“三降塵寰人不識,倏然飛過岱東峰?!?/span>
這兩句詩有何含義?“岱東峰”即泰山以東的山峰,究竟指哪座山峰?似乎為了回答這一問題,丁耀亢在《續(xù)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中講了一段仙家因果:

當初東漢年間,遼東三韓地方,有一邑名野鶴縣,出了一個神仙。在華表莊,名丁令威,學道云游在外,久不回鄉(xiāng)。

到了晉未,南北朝大亂,遼東為鳥桓所據(jù),殺亡大半,人煙稀少。忽然華表石柱上,有三丈余高,落下一只朱頂雪衣的仙鶴來,終日不去,引得左近人民去觀看,他也不飛不起。

那些俗子村夫,還將磚石弓矢去傷他,他安然不動,那磚石弓矢也不能近他。人人敬他是仙人托化,來此度人。

果然到了八月中秋,半夜子時,長唳一聲,化一道人,歌日:“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span>

向街頭大叫,說:“五百年后,我在西湖坐化。”后來南宋孝宗末年,臨安西湖有一匠人善于鍛鐵,自稱為丁野鶴。棄家修行,至六十三歲,向吳山頂上結(jié)一草庵,自稱紫陽道人。庵門外有一鐵鶴。時有群兒相戲,說誰能使鐵鶴飛去就是神仙。

只見丁道人從旁說:“我要騎他上天,等我叫他先飛,我自騎去。”因?qū)⑹忠粨],那鐵鶴即時起舞,空中回旋不去。

丁道人卻向庵中淋浴一畢,留詩曰:“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相忘,虛空鎮(zhèn)常寂。”書畢,盤足而化。

群兒見丁道人騎鶴過江去了。至今紫陽庵有丁仙遺身塑像,又留下遺言說:“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鶴,是我后身,來此相訪。”后至明末,果有東海一人,名姓相同,來此罷官而去,自稱紫陽道人。【15】

丁耀亢講述完丁令威轉(zhuǎn)世故事后,寫下了《三降塵寰詩》:“坐見前身與后身,身身相見已成塵。
亦知華表空留語,何待西湖始問津。丁固松風終是夢,令威鶴背末為真。還如葛井尋圓澤,五百年來共一人?!?/span>
并在《續(xù)金瓶梅》卷末繪了一幀《丁紫陽鶴化前身》圖。

《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詞話》說“三降塵寰人不識,倏然飛過岱東峰”,顯然即指丁令威“三降塵寰”的傳說,每降一次塵寰暗喻一代人。
“岱東峰”不是別處,正是丁耀亢的家鄉(xiāng)九仙山。丁令威第一次坐化轉(zhuǎn)世為丁純,第二次坐化轉(zhuǎn)世為丁惟寧;第三次坐化轉(zhuǎn)世為丁耀亢。
上述詩中所謂“坐見前身與后身”,“身身相見已成塵”,說明丁耀亢與其父丁惟寧兩代人是“身身相見”。
可以與此相證的是,丁耀亢在《仲夏自山中復過沙鶴村立先柱史墓碑》詩中說:“孫枝漸遠家聲在,華表難忘憶祖丘。”【16
在《自少林寺回東武止于石佛寺》詩中說:“歸來非夢仍疑夢,莫認遼陽丁令公?!薄?/span>17
《金瓶梅》與《續(xù)金瓶梅》同時引用丁令威的傳說,也應引起足夠的關(guān)注。
5、有意思的是,丁惟寧及其友人在許多詩中都將丁惟寧喻為白鶴或仙鶴,即以五蓮“丁公石祠”內(nèi)石碑詩為例。
丁惟寧《七律·山中即事二首其二》
鳳翮高騫侍從班,羽儀方仰忽投閑。
削成丘壑疑天外,領(lǐng)就煙霞出世間。
永譽自了高月旦,神游從此托仙山。
獨發(fā)千里瞻依在,遙見云頭鶴往還。
 
丁惟寧閑居在九仙山下,遙想千里之外的“鳳翮”、“羽儀”,自己卻如云間白鶴,自由往還。
王化貞《七律·送丁先生藏主山中》

先生乘鶴五云中,華表歸來憩此宮。

煙橫野岫閑清晝,花落幽庭任晚風。

猶有姓名傳太史,可能杖屨對青峰。

千秋俎豆人如在,不與平泉金品同。

王化貞與丁惟寧交游甚篤,此詩首聯(lián)便將丁惟寧比作丁令威,發(fā)人深省。
王稚登《贈丁道樞九仙五蓮勝概遙寄小詩一首》

萬疊層巒瑞氣濃,勝游何日循長風?

云藏香閣古今在,地產(chǎn)瑤華原隰重。

春雪游澌歸別澗,曉嵐橫翠接群峰。

晝眠夢晤安期語,翹首澹洲鶴使逢。 


王稚登與丁惟寧也是好友,此詩尾聯(lián)將丁惟寧比作仙鶴,希望與其在仙境中相逢。
廣陵后學魏天斗《寄題柱史丁先生大隱祠》

先生耽隱入深崖,東海風清釣渭臺。心賞已孤天外事,文章豈羨洛中才?

泉鳴澗石遺珂跡,月滿松蘿得句懷。莫訝千秋高士逝,數(shù)聲白鶴下凡來。

海上后學喬師稷《題丁侍御先生祠》

舊掌烏名繡斧寒,高風今于畫圖看。扶將鳩杖閑驄馬,披得羊裘掛豸冠。

華表不歸丁令鶴,東武空說九仙巒。已知世德清如水,玉樹森森秀可餐。


此兩詩雖為稍晚的文人所作,但更加明確地將丁惟寧與丁令威化鶴之事相聯(lián)系,可以見出當時文人對丁惟寧化白鶴所持的認同態(tài)度。
 


三、《金瓶梅》抄本的早期傳播




1、就目前所見資料來看,早期擁有《金瓶梅》抄本的諸人中,袁宏道的抄本來自董其昌,袁中道、謝肇淛、沈德符等人的抄本又來自袁宏道,這些應該沒有什么疑問。
因此,董其昌的抄本來源至關(guān)重要,上文已經(jīng)探討了董其昌與諸城丁惟寧的關(guān)系。
如果要證明董其昌的抄本確實來源于諸城丁惟寧,還需要考察其他幾位擁有《金瓶梅》抄本者的情形。據(jù)各類記載可知,徐階、劉承禧、王世貞、王宇泰、文在茲、王稚登、邱志充也都被認為擁有《金瓶梅》的抄本,但實際情形還應作認真分析。
徐階(1503-1583)為松江華亭人,與董其昌同里。但徐階去世時,董其昌才29歲,所以董其昌與徐階后人交往的可能性更大。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引袁宏道語云:“今唯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18】

《袁中郎全集》書影

袁宏道如何得知劉承禧家有全本,還應追尋到其致董其昌函。袁宏道既然致函詢問董其昌,《金瓶梅》“后段在何處”,董其昌理應做出回答。
不妨做一個推測,徐階之孫徐元春乃劉承禧岳父,劉承禧家的抄本雖然來自徐家,但應是徐階后人所有。
從袁宏道稱徐階謚號“文貞”可知,此時徐階應已去世。不排除是徐階后人從董其昌處得到抄本,又為劉承禧所抄錄。  
2、 王世貞(1526-1590)雖然也來過諸城,且與丁惟寧有交往,但其“家藏全書”的疑問最大。
《東武詩存》中收有王世貞的《諸城山行》一詩,陳燁、丁惟寧編撰的萬歷《諸城縣志》收錄王世貞的《擬古樂府瑯邪王歌》八首,《過諸城題公署屏》詩二首。
丁耀亢《述先德譜序》記載了丁惟寧與王世貞的交游史實:“(先大人惟寧)能詩,不苦吟,亦不存稿。弇州先生(王世貞)為青州兵憲,巡諸邑,觀兵海上,相與詠和,每為聽賞?!薄?9】
王世貞為青州兵備副使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間,直至王世貞于萬歷十八年(1590)去世,《金瓶梅》是否已經(jīng)成書,都很難斷定,因此說他的《金瓶梅》抄本來自丁惟寧顯然沒有說服力。
謝肇淛《金瓶梅跋》所說“唯弇州家藏者最為完好”【20】,屠本峻《山林經(jīng)濟籍》所謂“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 【21】,均可理解為王世貞后人家中曾藏有其書,但只是傳聞而已。
3、屠本畯《山林經(jīng)濟籍》又云:“往年予過金壇,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資購抄本二帙。”【22】
屠本畯與王宇泰何時在金壇相見,關(guān)系到《金瓶梅》的早期傳播情形,值得做些考察。
屠本畯本人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于明萬歷年間(1573—1620),曾以父蔭任太常寺典薄、禮部郎中、兩淮運司同知,后移福建任鹽運司同知。
《山林經(jīng)濟籍》系其罷官里居時編著,約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刊刻。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一字損仲,又字損庵,號念西居士,又號郁岡齋主。
明代金壇 (今江蘇省金壇縣)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 (1549),卒于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明史》有傳,附于其父王樵傳后。
王肯堂萬歷七年 (1579)中舉,萬歷十七年(1589)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選庶吉士、授檢討。
萬歷二十年 (1592),因上書抗御倭寇事,被誣以“浮躁”降職,引疾歸。
萬歷三十四年(1606),吏部待郎楊時喬保薦,補南京行人司副。
萬歷四十年(1612),改遷福建布政司右參政。
萬歷四十一年(1613) 得允告老回鄉(xiāng)金壇,旋病逝。
王肯堂自萬歷十七年 (1589)中進士后離開金壇,至萬歷二十年 (1592)回到家鄉(xiāng)。
萬歷三十四年(1606)再次離開金壇,萬歷四十一年(1613)回到家鄉(xiāng)不久即病逝。
明代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負責,稱翰林為“太史”,屠本畯與王肯堂見面是在金壇,且稱其為“太史”,顯然是在萬歷二十年(1592)至萬歷三十四年(1606)之間。
董其昌將《金瓶梅》抄本借給袁宏道是在萬歷二十四年 (1596)前,袁宏道時在吳縣,此時王肯堂亦在金壇。
王肯堂喜交游,與董其昌為同年進士,且曾與其論書畫。因此,王肯堂的《金瓶梅》抄本應與董其昌有一定關(guān)系。

萬歷本《諸城縣志》

4、薛岡《天爵堂筆余》云:“往在都門,友人關(guān)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余略覽數(shù)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巖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予得盡覽?!薄?3】
文在茲是萬歷二十九年(1601)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薛岡“往在都門”見到他出示抄本的時間,應在萬歷二十九年(1599)之后。
但文在茲的《金瓶梅》抄本是否源于董其昌,尚有疑問。因為董其昌萬歷十七年(1589)舉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萬歷二十年(1592),授翰林院編修。
萬歷二十二年(1594),皇長子朱常洛出閣講學,充任講官。萬歷二十六年(1598),任湖廣按察司副使。萬歷三十二年(1604),出任湖廣提學副使。也就是說,文在茲在京為官時,董其昌已離開京城。
5、王稚登與丁惟寧交往密切,最為有力的證據(jù)是五蓮“丁公石祠”內(nèi)王稚登題“羲黃上人”匾額及其詩作一首(見前引)。
從詩意來看,王稚登應該來過五蓮九仙山,最后兩句“晝眠夢晤安期語,翹首澹洲鶴使逢”,表明了對丁惟寧的思念之情。
既然稱丁惟寧為“羲黃上人”,王稚登來五蓮當然是在丁惟寧罷歸山居之時。
屠本峻《山林經(jīng)濟籍》云:“復從王征君百谷家又見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薄?4】
可見王稚登所藏《金瓶梅》抄本也是不全之抄本,與董其昌、王肯堂、邱志充等人所藏《金瓶梅》相一致,這應是《金瓶梅》早期流傳的真實情形。
6、謝肇淛(1567-1624)《金瓶梅跋》云:“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邱諸城得其十五。”【25】
謝肇淛所謂“于邱諸城得其十五”,表明他是在諸城從邱志充處得到《金瓶梅》抄本的。
有資料可證謝肇淛曾來過諸城,萬歷《諸城縣志》收錄謝肇淛寫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的七律《秋日客諸城同藎伯王明府登超然臺》:

一片秋光爽色開,況逢仙令共登臺,

城連平楚天邊去,云涌群山海上來。

濰水尚寒高鳥盡,穆陵無恙夜烏哀。

尊前欲灑千秋淚,往事殘碑伴綠苔。 

謝肇淛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來到諸城,他的《金瓶梅》“于邱諸城得其十五”,可以斷定即此時此地所抄。
據(jù)《邱氏族譜》記載,邱志充字介子,號六區(qū),萬歷三十八年(1610)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后任河南省汝寧知府,又升山西懷來道道員。
因是諸城人,故被謝肇淛稱為“邱諸城”,又因曾當過工部都水司主事,故沈德符稱為“邱工部”。
邱志充是丁惟寧的表侄,且邱、丁兩家世代有姻親關(guān)系。所以邱志充的《金瓶梅》來自丁惟寧有一定根據(jù)。

《萬歷野獲編》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說:

“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后世化為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呆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回不爽。

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qū)(自注: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貴溪分宜相構(gòu)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

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薄?6】

袁宏道聽說有《玉嬌李》一書,與《金瓶梅》為同一作者。沈德符在邱志充處見到過此書,但僅有首卷。
內(nèi)容與《金瓶梅》相連接,又暗寓夏言(貴溪)、嚴嵩(分宜)爭斗事,且直接書寫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可見此書作者對朝廷政事十分熟悉。
聯(lián)系丁惟寧的仕途遭遇,亦有符合之處?!队駤衫睢纷鳛椤督鹌棵贰返睦m(xù)書,“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是否使丁耀亢因此受到啟發(fā),在改朝換代之際作《續(xù)金瓶梅》,與前集亦互為因果,這一問題也值得深入探討。
    以上對“《金瓶梅》作者丁惟寧說”的某些論據(jù)作了辨證。

筆者認為,董其昌、丁耀亢、《續(xù)金瓶梅》及《金瓶梅》抄本的早期流傳都是外證,至于《金瓶梅》中的某些內(nèi)證,留待日后再作探析。謬誤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本文作者      王 平  教授

注釋:

【1】袁宏道:《與董思白書》,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27頁。

【2】袁中道:《游居柿錄》,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29頁。

【3】楊國玉:《金瓶梅研究的新起點——“弄珠客思白”致丁惟寧書札辯證》,載《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01期。

【4】見張清吉《金瓶梅奧秘探索》,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

【5】李增坡、張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頁。

【6】李增坡、張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頁。

【7】《史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6頁。

【8】《史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頁。

【9】《金瓶梅續(xù)書三種》,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3頁。

【10】《金瓶梅續(xù)書三種》,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5-6頁。

【11】《金瓶梅續(xù)書三種》,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5頁。

【12】李增坡、張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頁。

【13】李增坡、張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頁。

【14】李增坡、張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頁。

【15】《金瓶梅續(xù)書三種》,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636-637頁。

【16】李增坡、張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頁。

【17】李增坡、張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頁。

【18】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0頁)

【19】丁耀亢:《述先德譜序》,見李增坡、張清吉:《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頁。

【20】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頁。

【21】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1頁。

【22】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1頁。

【23】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5頁。

【24】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1頁。

【25】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頁。

【26】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0-231頁。

文章作者單位:山東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quán)刊發(fā),原文刊于《王平  趙興勤<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zhuǎn)發(fā)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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