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藏集粹——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文物特展”中展出有一幅蔣兆和先生的畫作——《一籃春色賣遍人間》。此畫作于1948年，是畫家于20世紀上半葉的壓卷之作，由畫家家屬于2015年捐贈中國國家博物館。這幅畫在藝術語言方面，可以看出西畫技法的影響已為中國傳統(tǒng)的骨法用筆所消化，并融為一體。而在思想意義上《一籃春色賣遍人間》猶如一首優(yōu)美的抒情詩，寄寓了畫家極為豐富的情感。亭亭玉立的賣花女深情地佇望著春天，希冀春天的來臨。眼神中尚帶著詩意的憂傷。畫上題：
一籃春色賣遍人間，三十七年四月，兆和。
對于中國人物畫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zhuǎn)變，悲鴻先生與蔣兆和先生所起的作用，我認為是“承上啟下”的，而且是“啟下”多于“承上”。就中國人物畫造型語言的轉(zhuǎn)型來說，20世紀是中國人物畫造型語言的轉(zhuǎn)型階段，也是關鍵階段。這個階段經(jīng)由徐悲鴻先生倡導，蔣兆和先生完善，直至黃冑先生最終完成。
尚輝先生在談到20世紀中國人物畫造型語言的轉(zhuǎn)變時有一段精彩論述：
(傳統(tǒng)的)中國人物畫是“線面造型”，因而書法性的筆墨可以通過線造型得到充分地展現(xiàn)。素描造型實際上是“體面造型”，是在二維的平面中虛擬三維空間。從再現(xiàn)性語言來看，中國書畫的筆墨同“體面造型”并沒有直接的關系。也就是說，筆墨對于體面造型的解讀必須借助于‘線面造型’這個中介，在使用書法化的筆墨語言之前，必須進行某種程度的轉(zhuǎn)化，而這種轉(zhuǎn)化是非直接性的，然后才能過渡到中國畫的筆墨語境。20世紀水墨人物畫在筆墨和造型的探索中曾不約而同地借鑒過中國的山水畫和花鳥畫兩種語言模式。山水畫中的皴法、積墨是推動“線造型”向“體面造型”轉(zhuǎn)化的一個關鍵性的語言。花鳥畫的“勾花點葉”乃至于草書的“逸筆”又是推動“體面造型”向中國畫語境轉(zhuǎn)化的另外一種關鍵性的語言。前者出現(xiàn)了我們大家所熟知的“京派”以“徐蔣體系”為代表;后者出現(xiàn)了“浙派”，以方增先為代表。(筆者按：此處的“京派”、“浙派”當是代指位于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和位于杭州的浙江美術學院，與明清時期美術史上的“京派”、“浙派”無涉)
嗣后的周思聰、楊之光、姚有多、馬振聲、張廣等一大批畫家都曾師從于蔣兆和先生。在徐悲鴻領導中央美術學院的時候，主張將西方的素描造型與中國畫的水墨元素相結合，至蔣兆和先生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國人物畫教學體系，這就是經(jīng)常被美術界提到的“徐蔣體系”。同樣是畫人物畫，如果說黃胄先生是以速寫的形式融入中國畫，而蔣兆和先生則是以素描的形式融入中國畫。這種素描的形式，不是純蘇聯(lián)式的素描，而是與中國畫的筆墨相結合的“中國畫式的素描”。盡管素描與速寫在工具與技法上很難嚴格區(qū)分，我認為也沒有必要過于嚴格地區(qū)分。畫得快一些的素描就是一幅速寫；畫得慢一些的速寫也可能就是一幅素描。在這里，我們不妨引用范景中、楊成凱二先生譯的英國美學家和藝術史家貢布里希(Ernst H.Gombrich)的著作《藝術發(fā)展史》(本書原名“The Story of Art”)導論注解中的話來認識素描與速寫的關系：
素描(英文drawing，法文dessin，德文Zeichnung)……它既可以是一幅快筆揮就的速寫(sketch)，也可以是一幅精心結構的作品。
就吸收西洋畫的幅度之大，將素描感和傳統(tǒng)筆墨結合之完美，并使中國現(xiàn)代人物畫的思想深度，表現(xiàn)力度，視感效果得到充實和強化，進而使中國人物畫有著不同于古人畫法的新的完整性的表現(xiàn)，是蔣兆和先生對人物畫的發(fā)展做出的重大貢獻。傳統(tǒng)的人物線描多為中鋒用筆，而蔣兆和先生則是以皴代線，形成線中有面的效果。這種皴法當然不是中鋒用筆，但恰恰體現(xiàn)了書法中的用筆方法，即運用毛筆的不同側(cè)面在紙上翻轉(zhuǎn)使用。中國畫很講究用筆，這恰似王羲之和米芾的書法用筆，也是書畫同源的體現(xiàn)。也能說明蔣兆和先生是在繼承傳統(tǒng)基礎上發(fā)揚了傳統(tǒng)，而不是單純的搬用西洋素描法。
如何理解與看待蔣兆和先生的畫作《一籃春色賣遍人間》，及以《流民圖》為代表的一大批反映舊中國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的作品?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下人物畫的歷史。
我國人物畫自漢魏、兩晉而經(jīng)唐宋直至近代，有著悠久的歷史。兩宋以來便產(chǎn)生了以描繪人們的日常生活、生產(chǎn)、勞作、娛樂等為主要題材的作品，形成了人物畫中的“風俗畫”的種類。這些歷史上的風俗畫除以帝王將相、士大夫為主要描繪對象外，還有一大部分描繪的是農(nóng)夫、村婦、漁翁、商賈、貨郎、童子、瞽叟、藝人等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其中以傳為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卷為所見最早。其它如宋李嵩《貨郎圖》頁、《骷髏幻戲圖》頁、宋王居正《紡車圖》卷、明周臣《漁樂圖》卷、明李士達《歲朝村慶圖》軸、《三駝圖》軸、清華喦《桐屋鬧學圖》軸等均為翹楚。民國時期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陳師曾還以速寫和漫畫的筆法創(chuàng)作了一批具有鮮明的鄉(xiāng)土特色的，表現(xiàn)北京地區(qū)風土人情的小品畫，其內(nèi)容涉及壓轎嬤嬤、磨刀人、說書藝人、算命先生等各色人物。蔣兆和先生正是繼承了歷史上風俗畫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以處于社會底層的普通人為主要描繪對象，去極力書寫他們的一舉一動，抒發(fā)他們的喜怒哀樂，通過小人物而反映社會的大背景。因此，我認為蔣兆和先生創(chuàng)作的大量反映舊中國人民生活的畫作比如《賣小吃的老人》、《一籃春色賣遍人間》、《小子賣苦茶》、《流民圖》等從題材上應當歸入風俗畫的范疇。當然，在此次展覽中同時展出的還有畫家司徒喬創(chuàng)作的《義民圖》卷同樣也屬于風俗畫的范疇。
長久以來，人們認為繪畫的主要功能在于社會教化。唐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篇中開宗明義地寫道：“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發(fā)于天然，非由述作?！边@也就點名了在繪畫藝術的諸多功能中，教育功能是占主導地位的，而審美和娛樂功能居次要地位。風俗畫尤其有對社會大眾的教育意義，和對國家管理者的諷諫意義，這與古人所倡導的文學作品的功能是相一致的，所謂“與六籍同功”。那么很顯然，在這里，藝術的功能要符合儒家思想的道德準則。比如春秋至秦漢時期的學者們在整理總結《詩經(jīng)》時就提出了“美”、“刺”之說?！懊馈奔锤桧?“刺”即諷刺、諷諫。前者如《毛詩序》論述《頌》時所言“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后者如《毛詩序》論述《風》時所言“下以風刺上”。藝術足以使社會管理者“觀風俗，知得失”，因此歷代君王及社會管理者都加以倡導，并主張“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但在現(xiàn)實中，“美”容易表達也受人歡迎，“刺”則常常受到排斥和打擊，后世因正當?shù)闹S刺而被律以“謗”罪者不計其數(shù)。于是，古代的忠節(jié)之士就努力地倡導詩文的“諷刺”作用，并以此為武器，使君主了解下情，匡救時弊，勇敢地揭露現(xiàn)實的黑暗和積弊，強烈要求文學藝術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然而長久以來，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傳統(tǒng)所提倡的那種以漢民族為主流的藝術審美是一種呈現(xiàn)出溫倫敦厚的“中和之美”。這種“中和之美”強調(diào)的是“發(fā)乎情”而“止乎禮義”。藝術作品中的批判的手法不能太過直接，太露鋒芒，而是要以委婉含蓄之辭，寄托忠心諷諫之意，來協(xié)調(diào)統(tǒng)治階級的矛盾，以期達到一種上下和睦、社會和諧的目的?？傊吧弦燥L化下”是無條件，而“下以風刺上”是有條件的，即要講求態(tài)度與方法。這就使得“刺”的功能并不能得到真正地發(fā)揮。因此，反觀歷史上的眾多的風俗畫是“美”多“刺”少，“美”顯“刺”隱。
然而如果將蔣兆和先生的以《一籃春色賣遍人間》、《流民圖》等為代表的這一類反映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畫作放到美術史中去考查，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蔣兆和先生筆下的舊中國的風俗畫具有極強的震撼力，是猛力而尖銳的“刺”。在他的畫中沒有舊傳統(tǒng)中所提倡的對社會管理者絲毫的溫良恭儉讓，只有從心底發(fā)出的吶喊與哀鳴。
自幼流浪街頭如同乞丐的苦難生活，使蔣兆和先生從繪畫初始便關注著勞動者，從而成為人物畫的大師。從民國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所作的《賣小吃的老人》算起至民國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他用水墨人物畫的形式相繼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以下層人民的生活遭遇為題材的作品。畫家以寫實主義的手法毫不掩飾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極力描繪那些流離失所的災民，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將要被賣的兒女，在戰(zhàn)爭中傷殘的軍人，走投無路的老人，養(yǎng)家糊口的兒童等。因為他個人的身事、遭際和情感，使他自然地與貧苦大眾有著共同的心聲。畫面中飽含著對普通民眾的同情;對侵略、戰(zhàn)爭、剝削與壓迫的控訴;和對生命、人性、平等、自由、和平的渴望與向往。
蔣兆和先生曾說“知我者不多，愛我者尤少，識吾畫者皆天下之窮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餓殍?！卑裆嗥D，這是2200多年前三閭大夫屈原發(fā)出的對民生的感嘆，這感嘆被蔣兆和先生以中國畫的筆墨表露無遺。在20世紀的人物畫壇，就“刺”的表現(xiàn)形式來說，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蔣兆和先生的畫作都是空前的也是絕后的。蔣兆和先生不僅發(fā)展了人物畫的表現(xiàn)技法，同時也繼承和發(fā)揚了風俗畫“刺”的社會功能，在今天高揚主旋律的社會形式下，這兩者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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