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焚書的秦始皇愛讀什么書？
人們都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但其實，秦始皇還有認真讀書的另一面?！妒酚洝だ献禹n非列傳》說：韓非是韓國的諸公子，不能見用于韓，乃著《孤憤》、《五蠹》等十余萬言。這些著作傳到秦國，秦王贏政（即后來的秦始皇）讀了之后，嘆息說：”嗟乎！寡人如能得見此人與之交游，死而無恨了?！?/span>
可見秦始皇對韓非著作的佩服、欣賞程度。毋庸置疑，在當時的著述者中，秦始皇最喜歡韓非，而韓非的《孤憤》、《五蠹》又是秦始皇愛讀的書。
不過，接下來發(fā)生的，卻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大悲劇。
原來，韓非的同學李斯，此時已仕秦為客卿，正在受到重用。韓非、李斯同受業(yè)于大儒荀子，李斯自以為學問不如韓非，心里頗妒忌這位老同學的才能。李斯見秦王贏政欣賞韓非著作，為了討秦王的好，便出主意把韓非從韓國弄來秦國；但又怕秦王重用韓非，影響自己前途，便找了個機會聯(lián)合另一臣子向秦王進讒言說：”韓非乃是韓國的公子，現(xiàn)在大王要并吞諸侯，韓非終于要為韓國打算，不肯真心為秦國，這是人之常情。如今大王不用韓非，久留秦國后又讓他返回韓國，這會為秦國留下隱患。不如找個借口將他殺了?！鼻赝踮A政聽信了李斯的話，將韓非下獄。李斯又怕秦王有一天改變主意，重新起用韓非，于是趕快使人送了毒藥給獄中的韓非，要他自殺。不久，秦王果然后悔了，派人去獄中赦免韓非，而韓非卻早已仰藥自盡。
秦始皇的聽信讒言，終于送了自己所十分佩服的思想家的命，也預示了未來的封建中央集權制下面，思想家處境的悲劇前景。司馬遷在《老子韓非列傳》中，特別引錄了韓非的《說難》，這在惜墨如金的《史記》體例中，是不多見的。我們今天來看《說難》，實為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它把士人說動人主重用自己時，所可能碰到的各種難題，一一作了解剖，提出種種奴顏卑膝、鑒貌辨色的說客方案。戰(zhàn)國時期，法家、縱橫家流，常以布衣身分片言而取卿相，關鍵就在于說話要搔著國君的癢處，但是弄得不好，也有可能丟官掉腦袋，所以又得避開國君不愛聽的話題。這種說話方式，正應著孔子所斥責的，”巧言令色，鮮矣仁！”老實說，是相當柔靡而無節(jié)操的?！墩f難》所總結的，正是如何”巧言令色”的經(jīng)驗。它同儒學的骨鯁傳統(tǒng)，特別是孟子學派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行道為出仕前提的大丈夫品格的傳統(tǒng)，是正相反對的。不過，韓非的研究說話術，也有相當深刻獨到之處，我們看《說難》中的這一段話：
“從前鄭武公打算并吞胡國，反而將自己的女兒嫁給胡國國君。鄭武公問于群臣：‘我打算用兵，先討伐哪個國家為好？’大夫關其思說：‘可以先伐胡國?！嵨涔f：‘胡國與我國是兄弟之國，你何故勸我伐胡國？’于是殺關其思。胡國國君聽到這個消息后，果然覺得鄭國同自己是真友好，因此對鄭國毫無防備。于是鄭武公偷襲胡國而滅之。
“這兩個人，一個鄰家老者，一個關其思，所說的話，都是對的，但是輕則被懷疑，重則被殺。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
我們將這段精彩的文字，同韓非在秦國因主張”存韓”而被讒至死的經(jīng)歷對照一下，真是感慨系之。這段話的結論是：”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處在可能被懷疑或是不該發(fā)表意見的處境中，即使正確的話也不能說。韓非在下這個結論之前舉了兩個有說服力的例子，前者《宋人疑鄰》已成為寓言而流傳千古。但是，韓非寫了，秦王也讀了，而君臣之間卻依舊演出了這場”處知則難”的悲劇。所以，司馬遷的結論說：”余獨悲韓子之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用世心切則易入羅網(wǎng)，司馬遷因為李陵事仗義直言而觸怒漢武帝，被處宮刑，不也是同樣的命運嗎？由此，這個冷峻的結語，才使我們領會到，司馬遷花如許篇幅引錄《說難》一文的歷史深度！
不過，秦代之所以二世而亡，卻并不是因為殺韓非而任李斯。韓非和李斯，才學雖有高下，但基本學術主張，卻是相當一致的。我們今天，若將《韓非子·五蠹》和《史記·李斯列傳》中李斯對秦始皇的禁除儒學百家的上書，對比一下，就可以知道，秦王贏政并吞六國成為秦始皇以后，所實行的焚書坑儒的極端專制的方針，并非僅是出于李斯的建議，而是《韓非子·五蠹》等篇中早已作了系統(tǒng)論述的法家治國原則。例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那句法家名言，就出于《五蠹》篇中，文中還十分雄辯地否定了儒家的仁義，旗幟鮮明地提出”誅嚴不為戾”、”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極端專制的主張。說白了，李斯的上書，只不過是抄了《五蠹》而已。而這一切，也正是后人所總結的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訓所在。韓非可以說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思想家，而秦始皇則是于統(tǒng)一中國后在全國范圍內(nèi)集中實施法家思想的大政治家。也可以說，秦始皇雖送了韓非的命，卻又成為韓非遺囑的執(zhí)行人，并且因此付出了亡國滅宗的代價。歷史在這些地方，真是十分有趣而又使人嘆息的。
其實，在快要一統(tǒng)天下成為秦始皇之前，秦王贏政在治國方針上，確有可能面臨過不同的選擇。固然，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后，一直是因?qū)嵺`法家一套而不斷強大；秦王贏政登王位后，相國呂不韋輔政，他向贏政推薦的也是法家李斯，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并吞了六國，法家思想對秦皇朝是有特殊貢獻的。
但是，我們又要注意到，秦王贏政登王位時年僅十三歲，畢竟還是個小孩子，在將近十年之中，相國呂不韋用事，而呂不韋此人，雖系商人出身，學力不足，但畢竟是一位見多識廣、有豐富從政經(jīng)驗的大政治家。他已經(jīng)預見到一統(tǒng)天下之后，單靠法家思想治國是不夠的，所以他一方面將法家李斯推薦給秦王，以法家思想并吞六國，另一方面卻集中各學派賓客之力，完成了一部《呂氏春秋》，為將要到來的封建中央集權制提供吸收各學派的長處以治國的理論基礎。戰(zhàn)國四公子和呂不韋均養(yǎng)有食客三千，但是誰能和呂不韋相比，留下了這樣一部認真探討治國理論的《呂氏春秋》。
我們?nèi)魧⑺c漢初政治生活對比一番，就可以有趣地發(fā)現(xiàn)，漢初為政治、經(jīng)濟穩(wěn)定所實施的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各家學說，如法家的中央集權，儒家的禮樂仁義，道家的無為，墨家的尚儉，以至陰陽家的歷法等，《呂氏春秋》當中也差不多全講到了。如果秦始皇采用《呂氏春秋》的理論以治國的話，恐怕那結果，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個歷史局面，或會大不一樣吧！至于秦始皇與呂不韋的權力之爭，其實是根本無礙于取其理論以治國的。李斯讒殺韓非，他的政治主張豈不是與韓非十分一致嗎？
或者，從秦始皇的欣賞韓非的《孤憤》，可以看出一些秦皇不用《呂氏春秋》而取法家思想的消息。
《孤憤》一文，集中說了一個問題：“智術能法之士”，也即是法家知識分子，同“當涂之人”，也即是權臣的矛盾。照韓非的分析，“法術之士”，有治國的才能，有忠于國君之心，但是由于權臣蔽主當路，“法術之士”不能見用于國君，因此，二者不可并存。韓非寫此文時，并不是專門談論秦國，說的其實是當時戰(zhàn)國的普遍情況，或者更多是韓國的情況。但是，我們看《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在秦王贏政的父親秦莊襄王時，即已拜為丞相，封文信侯，秦王贏政即位后，又“尊為相國”，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秦王贏政初即位時只有十三歲，呂不韋又和太后有特殊的曖昧關系。那么，呂不韋的身份，正是相當于韓非所說的“當涂之人”，即權臣了?，F(xiàn)在我們不妨來看一看《孤憤》中的以下句子：“權臣執(zhí)國政，則百官與國君左右之人，都為權臣所用。諸侯不經(jīng)過權臣就辦不成事，所以各國諸侯都說權臣的好話；群臣不通過權臣就不得提拔，所以群臣都為權臣所用；國君左右的郎中也是權臣推薦的，所以國君左右沒有人報告權臣做的壞事；學士如果得不到權臣賞識俸祿就薄，所以學士也要吹捧權臣。國君不可能越過這四類人而洞察權臣的真實面目。結果是國君權力縮小而權臣權力增大。一如今大臣專權獨斷，而國君不知道收回權力，這樣的國君未免太不明智了。”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十三歲登上王位的秦王贏政一天一天地長大時，相國呂不韋的專權，對于他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并且，秦王贏政又發(fā)現(xiàn)了繆毒與他的生母皇太后私通、生子之事，而這一切又都是相國呂不韋一手導演的，秦王自己則不但被蒙在鼓里許多年，甚至還差一點死在繆毒手上，那么，韓非《孤憤》中所說的權臣蔽主的問題，豈不是正好澆了秦王贏政胸中的塊壘嗎？
在這一背景下，秦王贏政完全接受法家的君主要擁有全部權力的理論，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一個派別荀子儒學的特色了。荀子在齊，三為祭酒，祭酒估計是稷下學宮的主持人，大致可算是半個在朝派，齊國是早期法家管子及其后學的發(fā)源地，稷下學宮又是自由講學之處，這樣，作為儒學大師的荀子，吸收法家及其他思想改造儒學以適應時代需要，正是題中應有之義，亦為形勢及其個人經(jīng)歷的特殊性所規(guī)定。而他的學生李斯、韓非既要用世，則在戰(zhàn)國后期的戰(zhàn)時體制下，又必須揚棄荀子儒學中的長遠利益部分，才能為注重眼前實效的國君們所歡迎，他們的買櫝還珠，出自儒門而成為法家，也就是帶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了。我們看《史記·商君列傳》，商鞅初入秦時，說秦孝公以帝道、王道，秦孝公打瞌睡，最后說以霸道，秦孝公大悅。帝王之道商鞅自己說出于三代，當近于儒學，或者可以說就是儒學。商鞅初仕于魏，而魏國的開國國君魏文侯正是儒、法兼用的大政治家。魏國曾集中了當時儒、法兩家的最大思想家如儒家子夏、法家李悝等人，霸道自是法家?？梢娨恍┯檬赖姆覀?，其實也和縱橫家差不多，并無特操，兜子里什么貨色都有，看國君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這不正是《韓非子·說難》中所論及的情況嗎？《史記》之描摹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學派人物的驚人的歷史具體性，實在是令人佩服之至了。然而這一切實用主義的歷史過程的總和，也就愈益規(guī)定了法家學說的不斷向片面、絕對方向發(fā)展，直至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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