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學選刊》2020年5期

聚焦 | Focus

遲子建、張同道 我的筆和我的腳，都是有根的（訪談）

選自《讀庫1902》

王德威 我們與鶴的距離——評遲子建《候鳥的勇敢》

選自《當代文壇》2020年第1期

張學昕 遲子建的“文學東北”——重讀《偽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和《白雪烏鴉》

選自《當代文壇》2019年第3期

訪談：我的筆和我的腳，都是有根的（節(jié)選）

《中華文學選刊》2020年5期“聚焦”欄目
選自《讀庫1902》
遲子建、張同道

2017年1月15日至22日，紀錄片《文學的故鄉(xiāng)》攝制組跟隨作家遲子建，先后在哈爾濱和漠河北極村進行了三場訪談。本文節(jié)選自訪談整理稿。

張同道：最近出版的《群山之巔》描寫的是一組群像，所有人物幾乎都在掙扎、搏斗：生存、愛情、犯罪、救贖。早期作品的溫暖和詩意在減弱，人生的蒼涼與人性的灰暗在增多，這是年齡帶來的滄桑還是社會發(fā)展的結果？

遲子建：目前為止我寫了七部長篇小說，從第一部長篇小說《樹下》，直到《群山之巔》，如果按發(fā)行量，影響較大的是《額爾古納河右岸》，大概有四十多萬冊了。《群山之巔》出版兩年，也有二十多萬冊的發(fā)行量，我也沒有想到，讀者對它報以這種熱情，起碼告訴我一點，這部長篇觸及了一些人靈魂上的東西。它畢竟寫的是當下的生活，當下的眾生態(tài)，是小人物的群像，所以很多媒體在做消息的時候也在說是一個小人物的眾生相。很多人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能看到自己卑微的幸福，看到人性的復雜性，有燦爛，有陰影，看到生之掙扎。我一直強調(diào)，《群山之巔》是一個不討喜的寫作，因為這里觸及的社會矛盾特別多，人性的復雜度也是特別高。我2015年參加香港書展，談的就是這個話題，從《額爾古納河右岸》到《群山之巔》，對于我的寫作來講是有變化的，盡管里面都涉及了歷史，也都跟我生活的故土是有關聯(lián)的，但是它們太不一樣了。

《額爾古納河右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群山之巔》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

《額爾古納河右岸》，很多人可以順著這樣一個民俗和文化的地標，去那兒旅行。有讀者在微博給我留言，告訴我循著小說的足跡，去了海拉爾、根河、呼倫貝爾大草原，也就是額爾古納河右岸那兒。讀者愛上了我塑造的這些人物，這些可愛的鄂溫克人。游獵生活如此的艱辛，但它保持著原始的文明，鄂溫克人樂在其中。而政府把他們遷到山下，蓋了同一模式的房屋，讓他們住在一起的時候，等于是連根拔起一棵樹，這棵樹可能會死亡。尊重這樣的一個弱小民族的文明和信仰，才是真正的人類的文明?？墒恰度荷街畮p》對我的寫作來說是巨大的挑戰(zhàn)，因為它觸及的是當下復雜的社會生活，一個作家絕對不能沉浸在自己的童話世界里拒絕成長，這是不成熟的表現(xiàn)。我覺得一個作家的成長，我很喜歡但丁的《神曲》，就是要有地獄、煉獄、天堂，這樣一個過程，寫作也是這樣。青春年少的時候我可以寫《北極村童話》《北國一片蒼?！?，寫透明的憂傷，但沒有多久，我就開始在《初春大遷徙》《葫蘆街頭唱晚》中，嘗試寫作的變化。我還有一個舊時代生活的系列寫作，《秧歌》《香坊》《舊時代的磨房》等，它們?yōu)槲掖蜷_了寫作的另一扇窗口。

我最早的寫作，是在大興安嶺塔河永安小鎮(zhèn)，練筆的時候就在縫紉機上，因為家里沒有寫字臺。這臺縫紉機正好面對窗口，窗外就是菜園，所以我寫不下去的時候就看著花圃上的蝴蝶，看枝葉扶疏的稠李子樹，無限的美好。這種童年生活挺像蕭紅的，那個后花園的感覺。院門外的土路上，一會兒是人走過了，一會兒是一頭豬哼哼著走過了，一會兒是一條狗汪汪汪汪叫著過去，一會兒是一只雞跑過，就是這樣的一種生活。我家里的前院是豆腐房，小的時候經(jīng)常是從家里倉房舀一點豆子，起大早去換豆腐，有的時候順手打一點豆?jié){回來。小時候挑水、劈柴、拉燒柴，這些活兒我都能做得了。挑水是很能干的，我能連續(xù)挑幾擔水回來，把水缸挑滿。臘月的時候家家要洗被子、洗衣服、洗澡。我寫過《清水洗塵》，寫的就是我們小時候的故事。臘月二十七八是放水的日子，家家洗澡，從老人開始，然后父母，最后到小孩兒，每個人都要洗澡，燒上熱水。洗澡時我要多挑一點水，因為洗完澡有一堆臟衣服要洗。我還喂豬，養(yǎng)豬也能養(yǎng)出感情。夏天的時候，我一放學就扛著一條麻袋，上大地去給豬采豬食菜，采灰菜、莧菜等等，裝到麻袋扛回來。給豬烀食的地方是在屋外的灶臺，那里有一口大鍋，切完了豬食菜，扔到鍋里，添上水，點起火，給豬烀完食，豬吃得那個香啊，它那小尾巴晃來晃去的。我就用一把破木梳，掉了很多齒兒的，人不用了的木梳，給豬梳梳毛，梳的時候它特別幸福。跟豬有了感情，所以臘月宰豬的時候我就傷心，人家宰豬都高興，我卻哭，不舍得吃它的肉。但是過不上兩天我又抵不過豬肉的誘惑，跟家人一樣吃它了，這就是生活吧。夏天，菜園里面家家都有花圃，還有一個大醬缸，小的時候喜歡背誦課文，老師也是經(jīng)常給布置作業(yè)，背誦課文。我喜歡坐在家里的菜園背課文。早晨大興安嶺是經(jīng)常有晨霧的，坐在那兒估計跟一仙女一樣，我就開始背誦了。那時候記憶力太好了，讀幾遍，甚至標點符號我都能背下來，所以不怕老師提問背課文。春節(jié)的時候家家都要貼春聯(lián)。我父親毛筆字寫得非常好，買來墨，買來毛筆，左鄰右舍的人買來紅紙，我負責裁成條幅，是七言的還是九言的，橫幅當然是四個字，我懂得裁成啥樣。福字要裁得有大有小，因為大福小福都要有。他寫完一幅福字要等墨干，我就給他打下手，一幅幅攤開。我父親給人家寫了那么多的福，可是他福氣薄，走得那么早，他去世的時候我特別傷心。父親寫好一副對聯(lián)，我要等墨跡干了再折疊，要是沒干透的話，上下聯(lián)黏在一起，春聯(lián)的字就花了。寫好的春聯(lián)，我還要送到人家里。

張同道：你在文章中寫過，父親每年元宵節(jié)都會給你做盞燈。

遲子建：我的生日是正月十五，父親總是要想辦法做盞燈，因為我小名叫“迎燈”。那時候經(jīng)常吃豬肉罐頭，我寫過一篇散文《燈祭》，寫到這個情節(jié)。外面是零下三四十度，上著霜的罐頭瓶子拿回來，用一瓢熱水澆下去，那個底兒就會掉了，掉得非常均勻，在底下做一底座，拿一根鐵絲穿起來，再把一根釘子從底座釘過來，釘子成了立柱，把蠟燭插上去，然后點燃，我正月十五的時候就提著它走。那時家家豎一個燈籠桿，年三十的時候要掛紅燈。一般人家砍的是樟子松樹，做燈籠桿，它冬天不凋，人們叫它“美人松”，明黃色的樹干，綠色松針，非常漂亮。父親愛惜樹，只砍一棵小樹，或者彎彎曲曲的一棵樹。父親到大興安嶺以后得了嚴重的風濕病，四十多歲的時候走路就有點一拐一拐的，我就老想我家的燈籠桿太像我父親了，它不直溜，好像在搖擺著，那么我們掛燈的時候就要很小心，用線把燈籠拉到頂端的時候，經(jīng)過它彎曲的地方，要慢，否則燈籠會被刮破，因為燈籠是用紅紙糊的。我也是糊燈籠的高手，我們家的燈籠都是我來糊。父親給予我很多東西，除了愛，還有文學上的東西。很早的時候他讀《紅樓夢》，“文革”時他從學校調(diào)到糧庫，鍛煉勞動，他和我母親晚上偷著講《紅樓夢》的故事，我也聽。后來有一套《紅樓夢》，他們讀的時候我也跟著看，我完全讀不懂，但是《紅樓夢》后來成了我最喜歡的一部中國古典小說，這些都是對我潛在的影響。

《偽滿洲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張同道：在您的創(chuàng)作中，《偽滿洲國》是一部厚重的作品，六十多萬字，為什么會寫一部歷史小說？

遲子建：《偽滿洲國》對于我來說也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可能因為它比較長，容易被人忽略，六十八萬字嘛。我也講過，寫它的時候也很不容易，就是特別怕手稿遺失，每當回鄉(xiāng)的時候總要復印一份，帶著走，生怕它萬一丟了我怎么辦呢？那我可就——用現(xiàn)在的話叫“悲催”了啊。寫作它對我來說是工程量巨大，因為里面涉及的歷史人物、民俗風情，包括那個時代的歷史事件，太多太多了。我可以舉一些小的例子。比如說，你寫偽滿十四年的歷史，不可避免要涉及溥儀這樣的歷史人物，寫這樣的人物，我不愿意用那種寫大人物的筆法去寫，要寫偽滿洲國時代的眾生相，其實寫了溥儀，也寫了岡村寧次，也寫了其他的，剃頭的、彈棉花的、開雜貨鋪的、私塾先生，還有抗聯(lián)戰(zhàn)士、楊靖宇等等。各色人等出現(xiàn)在一個舞臺上，一個大的舞臺上，那么這樣的眾生相你就要搭建不同的小的舞臺。我當時搭建的是哈爾濱、新京（就是現(xiàn)在的長春）、奉天（現(xiàn)在的沈陽），這樣幾個主要舞臺。回到剛才我說的，不管你掌握多少豐富的歷史資料，小說是靠細節(jié)還原歷史的。比如溥儀，我做資料時，看到他在處理關東軍司令部讓他裁決的一些文件時，就是畫一個圈這樣的事情，他放到哪兒做呢？出恭的時候——在馬桶上。我覺得很傳神，把他傀儡皇帝心中的郁悶和蒼涼，完全體現(xiàn)出來了。這樣豐富而人性化的細節(jié)，就該是小說應有的細節(jié)。比如說《白雪烏鴉》，我寫這個老道外，傅家甸，那天就很偶然，看到在那兒扭秧歌的人。我覺得哈爾濱市民真是富有這種文化情懷，他們看到攝影師接近的時候，很自然就變換了一下隊形。寫這部長篇小說，不可避免地要寫到東北的民俗秧歌，我還有一部中篇小說就叫《秧歌》，在《偽滿洲國》里寫到秧歌的時候，我就特別想知道那個年代的秧歌的扭法是什么樣子，跟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和我小時候正月十五看到的那種舉著花燈扭大秧歌，是不是一樣的？我如果想當然認為是一樣的，那么就可以按我的經(jīng)驗來處理。但是我覺得一定要找到歷史資料，看看那時候的秧歌究竟是什么樣子。結果我從資料看到，還真是不一樣，它的插花與現(xiàn)在是不同的。我寫那段歷史，涉及秧歌時，就不能穿幫，在細節(jié)上要準確。寫作《偽滿洲國》的時候，我做的筆記太多太多了。我上高中的時候地理成績并不很好，但在寫作長篇小說的時候是一個好的地圖學家、一個田野考察者，我會繪制一幅小說地圖。實際上作家有的時候也真像一個田野考察者，再把從資料中獲得的，和實地體驗得來的都融匯在一起。我為偽滿洲國搭建不同平臺的時候，比如在哈爾濱這一地，會繪制一個人物關系圖譜，將街巷的名字寫上，哪一條街是橫的，哪一條街是豎的，還要對照那個年代的街叫什么名字。比如說中央大街，那時候叫“中國大街”，這些一定要準確。還有，那天回到我工作過的《北方文學》，那兒叫耀景街，其實原來它叫“要緊街”，當時的中東鐵路局局長霍爾瓦特要來住的街區(qū)，他是大人物，所以建花園別墅時就叫了這么個名字，當然霍爾瓦特后來沒過來住?！耙o”諧音過來就叫“耀景”。《偽滿洲國》涉及的類似東西太多了。我要搭建一座小說舞臺的時候，就像造一所房子，有了棟梁，還得有泥石瓦料。我們小的時候年年都要給房屋抹墻泥，抵御寒風，你沒有墻泥抹，再好的棟梁之材也會漏風，會讓你感到寒冷，缺乏溫暖感，不踏實，沒有家的感覺。小說有了棟梁之材，好的立意，還需要泥、草、瓦，這樣你的房子才能立得住，才能讓你的人物入住，否則這些人物怎么出場呢？無法出場。

關于《偽滿洲國》的緣起，與我第一次出訪有關。中日青年友好交流，1990年我去了日本。在東京的時候遇到一位白發(fā)蒼蒼的日本老者。他見到我對我說，你從“滿洲國”來的？我當時有一種受了奇恥大辱的感覺。我北極村的姥爺，講過不少偽滿時的故事。我們家祖輩是從山東逃荒過來的，我姥姥講的鬼神故事很多，可是姥爺講的是跟日本人有關的故事，姥爺在胭脂溝，給日本人淘過金，他還講怎么樣藏金子呢。姥爺講，采了金以后，怕人家發(fā)現(xiàn)，把一些金砂藏在耳朵眼里。為什么關于這段歷史，我的祖輩在提它，在異域他鄉(xiāng)，曾經(jīng)一個日本通訊社的記者也在提，這勾起了我的興趣。我回來以后，開始默默地做資料。這個資料做得太漫長了，對于我也是一種做功課的考驗。坐圖書館，也實地去長春，去偽皇宮看，當年的環(huán)境是什么樣子，溥儀住哪兒，婉容住哪兒，他們個人的歷史資料我都要看。日本投降，他們逃亡的時候是什么時間、乘哪輛列車、經(jīng)由哪兒，比如說那時候的梅河口，我現(xiàn)在依然能回憶起來，都要知曉。所以說每一個作家寫長篇小說，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寫《額爾古納河右岸》，僅僅寫了兩個多月，但先期的案頭工作做了很多很多，還實地去了鄂溫克營地。《白雪烏鴉》我也繪制了地圖，我每一部長篇小說幾乎都是這樣寫出來的。

《北極村童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張同道：一般作家都經(jīng)歷過漫長的退稿期，《北極村童話》是什么情況下寫出的，又是如何發(fā)表的？

遲子建：我在大興安嶺師范學校讀書時寫的《北極村童話》，開始喜歡文學的時候就不斷地投稿。我高考不理想，進了這樣一所學校，當然我覺得又是幸運的，因為我是最后一名被錄取的。中文系的課程，又都是我所喜歡的，因為開設的課程是外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現(xiàn)代文學等等，都跟文學有關。我就大量地寫日記，記人記風景，這是最早的練筆。然后我開始投稿，經(jīng)常是星期天寫好稿子，再給一些雜志社寄出。從大興安嶺師范學校步行去城里，經(jīng)過火車道，有時候就沿著山間的火車道一路走下去，到了郵局，把這稿子寄掉。離郵局很近的地方就是書店。那時候家里也不是很富裕，生活費不多，要省吃儉用。我在師范學校時，因為要省下錢來多買幾本我喜歡的文學書，而我是那么一個貪吃的人，有時就得克制自己，不能老買好吃的。高粱米最便宜，可是我吃高粱米傷了胃，不止一次地嘔吐，因為蒸得半生不熟。我寄稿子又需要郵票，郵票也是要花錢的，我寫東西又需要買稿紙等，都得花錢。省下的錢買了文學書籍，對我來說就是無比的享受。我們那時是八個人一間寢室，熄燈以后我還想看書，還想寫幾筆，那就得點蠟燭。每人一個蚊帳，我住在下鋪，我那蚊帳都被燭火熏黑了。有時候又怕影響旁邊姐妹們的休息，老是用手指去掐燭芯，燭芯長了，光強，掐短了它，燭火弱，就不影響他人休息，燃燒的時間還長，等于省了蠟燭。我在《北方文學》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還不是《小說選刊》選載的《沉睡的大固其固》，而是一個短篇《那丟失的……》。我不斷地投稿，基本是以小說為主，當然投的倒也不是很多，因為有課業(yè)，寫一個短篇小說總要萬把字吧，也需要一些時間。我寫過一個短篇《友誼的花環(huán)》，投給《北方文學》，收到了編輯宋學孟的回信，他讓我修改。可是我越改越失敗，越改越不成器。宋學孟很有編輯經(jīng)驗，他來信說你不要再改了，你已經(jīng)把它改得越來越糟糕了，我就明白這篇小說是廢了。1984年畢業(yè)的時候，七月，我們收拾行李。我是宿舍的幾個姊妹中最后一個走的。因為要搭乘第二天的火車回塔河，我就提前把行李捆好。那一夜在那個木板鋪上，我就倚著行李和衣而睡，開著燈，有一種很凄涼的感覺。一個人，我看到宿舍里丟棄著很多東西，一只絲襪、半截蠟燭頭等等，我想起同學幾年的生活情景，那種美好，這些東西都失去了，我們那么匆忙地結束了這樣一段生活，我們遺失了美好，我特別地感慨。所以，那個夜晚我就開始了這篇小說的寫作。這篇小說就叫《那丟失的……》，然后很順利地，幾乎沒有修改，這篇在很自然的情態(tài)下追憶大學生活的小說，發(fā)在《北方文學》上了。之后是《沉睡的大固其固》，引起了一些反響。其實比這更早的，在《那丟失的……》之前，我寫了《北極村童話》，是一個中篇小說。我寫《北極村童話》的時候沒有考慮到技巧，也沒考慮到說我要有一個什么樣的立意，因為愛文學，我就特別想在畢業(yè)前夕的時候，寫一篇我生長的故土，我所熟知的一些人的事情。晚自習的時候我就開始寫作《北極村童話》，沉浸在一種非常美好的狀態(tài)，能想起家中的大黃狗，我怎么偷姥姥蒸好的干糧，偷著喂給它。這條狗叫傻子。我其實一頓吃不掉兩個饅頭，我總是吃完一個再拿第二個咬著，我姥姥說，還吃呀？還能吃嗎？我說能吃。邊咬著邊出去了，上了后院，喂給傻子狗了。

北極村那老房子其實還在，它有一個偏廈子，我們叫小倉房，那上面有個馬蜂窩。我小時候也比較頑皮，有一個蜂巢掛在那兒，馬蜂進進出出的，我就老想把這個蜂巢給搗了。姥姥警告我說你不要去，你要把這馬蜂窩捅了就蜇著你了。有一天我戴上蚊帽，武裝到牙齒，拿著一根長竿，把馬蜂窩給捅了，然后馬蜂傾巢而出，還是把我給蜇了。我寫《北極村童話》的時候?qū)懙嚼褷敗⒗牙?，還有東頭的那個蘇聯(lián)老奶奶，她是斯大林“肅反”時代過來的，教我跳舞。那時候中蘇關系比較緊張，所以村人很忌諱和她交往，但是我們兩家的菜園相連，從我姥姥家的菜園越過障子就是她家，她經(jīng)常在那個菜園，吆喝我過去，我就跳過障子過去。她給我烤毛嗑（葵花籽）吃，教我跳舞，冬天的時候她戴著古銅色的頭巾，冬天也喜歡穿著長裙子，長裙子到腳腕這兒，經(jīng)常把我抱著，她在地下這樣一旋轉(zhuǎn)、一跳舞，我就覺得這個老奶奶和我姥姥的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其實這里也隱含著政治的傷痛，我很自然地、無意觸及了童年的這種憂傷?！侗睒O村童話》寫完以后給了《北方文學》，但是終審沒過，我的責任編輯認可它，便轉(zhuǎn)給了上海的一家雜志，現(xiàn)在這個刊物已經(jīng)不存在了，叫《電影電視文學》，也發(fā)小說，最后編輯給我的回復，說它比較散文化。1985年，黑龍江作協(xié)在呼蘭，也就是蕭紅的故鄉(xiāng)，舉辦了一期小說創(chuàng)作班，把我叫去，參加了這個學習班?！度嗣裎膶W》的編輯朱偉，他后來去了《三聯(lián)生活周刊》，當時他在《人民文學》負責東北一片的稿子，他來呼蘭給我們講課和看稿。我那時候也比較青澀，挺想讓朱偉看看我這篇小說怎么樣。他基本是看黑龍江那些比較有名氣的中青年作家的稿子。他給我們講完課，即將出發(fā)回北京的時候，在會議室休息，我就拿著《北極村童話》的手稿，挺忐忑地敲了敲門。我說，朱偉老師，您能幫我看看，您看這像小說嗎？朱偉一看挺厚的，因為一部中篇，又是手寫稿裝訂到一起的。我裝訂的時候還常用釘子鉆倆眼兒，拿一根線繩把它穿上。他很客氣地說：“好吧，我一會兒要走，我翻一翻吧?！苯Y果他很快翻看完。就在他出發(fā)前，他敲我的房門——我終生難忘，我在很多文章里寫到——他說：“你為什么不早點寄給《人民文學》？”這對我真是莫大的鼓勵?！赌莵G失的……》《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極村童話》，這一系列作品的發(fā)表和轉(zhuǎn)載，使我走上文學之路，而我并不知道這條路能走多久。直到今天，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也五十多歲了，我把自己的頭發(fā)也寫白了不少，容顏也開始逐漸衰老，可是我依然覺得我這支筆，雖然有的時候已經(jīng)不完全用墨水來寫作，可是我依然感覺到有一支無形的筆，這里面還注滿了墨水，而這墨水就是我心里涌動的對文學的熱愛。這墨水是我生長的這片土地，這些山川河流注入和濃縮給我的，甚至是植物和樹木的香氣、芳香，凝聚成的一種無形的墨水，還充盈在那里，還等待著我書寫，等待著我聞到它們別樣的芳香。它們可能會覺得我遠遠沒在最好的狀態(tài)，所以我一直說，沒有完美的寫作，包括《額爾古納河右岸》，包括《群山之巔》，都有不完美之處。所以我也有個習慣，就是我每發(fā)表一篇作品，每隔幾年我回過頭來重新讀一遍，重讀一遍等于審視自己，自己做自己最好的批評家。因為多年寫作，我的腰椎、頸椎都不好，所以哪怕我做你們這個節(jié)目，真是挺抱歉，我會不由自主地這樣晃一下，一個姿勢坐著很難受。我寫作之余的日常鍛煉幾乎都是對頸椎的鍛煉，我會在音樂公園倒著走。醫(yī)生告訴我，因為你平時正常的運動是一直向前走，你的肌肉是適應了這種，整個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肌肉組織是一種僵化的狀態(tài)，如果你倒行可能會改變一下，會調(diào)整你的頸椎，能改善血液循環(huán)等等。我最初的長篇小說是《樹下》，它對我是很重要的，因為是我長篇的起步。在北京魯迅文學院讀書的時候，我記得有一位同學回憶說，那時候有兩個作家比較勤奮，當然其中有一個說的是我，他說我整天拿著一個大筆記本，晚自習的時候老是坐在教室，硬殼筆記本翻開，吭哧吭哧地寫。寫作有的時候真是的，長時期不寫手會生，但是長時間不思考，要是心生了，寫作會更生。無論是讀書還是生活，還是寫作，這幾方面我都得重視，要協(xié)調(diào)起來，就像一個人，中醫(yī)講究氣血運行得比較好，人才健康，面色不是那種高血壓式的紅光滿面，而是一種微微的紅潤，我覺得好的作品，就要使作品的五臟六腑，能達到這樣的一個狀態(tài)。

張同道：您對未來的寫作有什么期待？

遲子建：未來的寫作路，我真不知道在哪里。我在魯迅文學院的時候，給《文藝報》的一個作家談創(chuàng)作的專欄，寫了一篇《遙遠的境界》。我現(xiàn)在還是這么想，寫作最美好的永遠在遙遠的境界。俄羅斯有位作家寫過一篇散文《火光》，就是在一條河上行舟，往前行時看到一團火光，大家覺得轉(zhuǎn)過彎就到了這個火光點，可是航行一段再看，火光好像還是那么遠，難以企及。這個時候的火光有點星空的氣象了。實際上真正的藝術，有的時候真是一種天堂的微光，遙不可及的。寫作可能也是這樣。我非常喜歡法國作家雨果的《九三年》，他在那么高齡能寫出《九三年》，我覺得非常了不起。汪曾祺先生，他也不是青春時代寫出重要作品的，用您的話說“大器晚成”。當然我認為他就是一個好作家，遲早要把他心底流淌的最美的文字留給世間，他才會離去，這是他的使命。我覺得生活、寫作都是充滿生機，在死亡當中總會絕處逢生，所以即使是一個人的生活狀態(tài)，我依然會善待自己，每天鍛煉一下身體，做一些自己喜歡的菜，調(diào)配好飲食。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生病的權利”。比如我高燒了，我要喝一口水，要自己去倒一杯水。有一次早上頸椎病發(fā)作，天旋地轉(zhuǎn)，我覺得可能起不來了，我真是對自己說：遲子建勇敢點，起來！起來！然后我把著床頭，一點點地起來，活動著頸椎，扶著墻慢慢地走到洗手間。我沒覺得悲切，這就是人生吧。對于我來講，我能在工作了一天后，坐在廚房窗子的一角，聽著自己親手燉煮的菜像唱歌一樣發(fā)出聲音，喝上一小口紅酒，我會無限感恩。那時候并沒有孤獨感，雖然大家覺得我是一個人，但我覺得上帝是如此厚愛我，我還能看著窗外的風景，看著綠樹，看著夕陽，看著我們大家共同看到的天光，夫復何求。

珍愛生命，珍愛生靈，珍惜親人，珍愛自己。生命就是這樣，你看，哪一個冬天會沒有盡頭呢？哪一個春天會永遠伴隨著你呢？一定不會的。人生就是這樣，我們經(jīng)歷了一季，下一季會等待著我們，所以吃蛋糕只在生日的時候吃是對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蛋糕會膩死你的。對于我來說，品嘗一點蛋糕就可以了。我期待未來，我現(xiàn)在五十多歲，我還期待，無論在這房子，還是在哪里，期待寫出相對好一些的作品。因為我能不斷地看到自己的缺點，當然我也能看到自己在踏踏實實地進步，比如從《額爾古納河右岸》到《群山之巔》，也許有的人不適應，但我看到了微小的進步。在這個過程中，哪怕你失去了一些讀者，還會再贏得一些讀者。讓視野更開闊一點，挖的井更深一點，對人性的期望值更高一些，把人性的復雜性探討得更深入一點，一個作家只有這樣做，才能走向更寬廣，接近那個“遙遠的境界”，離星空、離我所說的那種火光稍稍近一點。我沒有更多的奢求，無論生活和寫作，我希望自在一點、簡單一點，不周折，隨遇而安，平心對待一切事情，堅強、自信、樂觀、自尊，這樣不就很好嗎？陸文夫給我們魯院講課的時候，談到一個作家重復自己是最不好的。確實，我覺得一個作家不斷重復自己，其實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個作家就要不斷地往前走，不斷地突破自己，哪怕一個微小的進步，哪怕你在進步的過程當中會喪失一些原有的讀者。一個作家不能拒絕成長，不能拒絕往深邃處、混沌處、人性的復雜性上開掘。說穿了，文學是一種信仰。我們建立起來對文學的信仰之后，要真誠對待生活當中的好與壞、幸福與悲傷，這一切我們都要正視，這是人與生俱來的不可抗拒的東西。我們絕對不能為了刻意地營造光明而把黑暗的陰影遮蔽，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刻意地強調(diào)黑暗，而忽視了我生命當中哪怕些微的亮光。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哈爾濱的街頭，在都市當中還有人烤紅薯的時候在下象棋，怡然自得，我覺得我們生活就是這種苦中作樂。作家不能重復自己，但山是要重復自己，連綿在一起才能成氣勢；水要不斷地重復自己，才能源遠流長。山水的重復，恰恰給了我生活和寫作的生命之源，動力之源。

訪談其他章節(jié)“大興安嶺”“透明的憂傷”“死亡”“回到北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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