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這里主要指文學和文史類書評）是否是一種獨立文體，譬如涉及文學作品的書評，跟通常所謂的文學評論是不是一回事？可以說，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也許媒體上還不曾發(fā)生這樣的爭論，但人們對此確有不同認知。實際問題是，報刊編輯對書評的文章體式確有不同選擇取向。但總的說，現(xiàn)在國內(nèi)報刊常見的書評大致是二元共生格局：一種是從傳統(tǒng)題跋發(fā)展而來的“書話體”，另一種就是注重文本解讀的“評論體”。這里明顯有著文化傳統(tǒng)和不同知識來源的影響。
在中國古代，跟書籍有關(guān)的文字起初屬于目錄校讎之學，主要是書志和“讀書記”一類，以“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為目的，功夫下在版本目錄方面。明清以降，藏書家的題跋形成一種新的文體，如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一類書跋，不光是著錄圖書、撮其旨要，更注重收藏與流傳等內(nèi)容。像焦竑《澹園集》里的“書后/題跋”，則更多顯示一種智性見識。
從晚明開始，這類書跋已漸漸將目錄之學變成具有閱讀和欣賞價值的文章。如，錢謙益《初學集》和《有學集》里關(guān)于兩漢書的兩篇題跋就是一個有趣的范本。其前跋記述這套家藏宋版書之由來，以及崇禎十六年鬻之謝三賓（象三）之事。據(jù)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考證，賣書是為修建絳云樓籌款，錢氏未提這一茬，卻描述自己難以割舍的心情，比之李后主去國“揮淚對宮娥”云云。后跋更有戲劇性，順治十五年錢氏游杭州，地方官員拿來一部宋版書請他鑒別真贗。竟是當年自己手里出去的兩漢書，一時看得兩眼發(fā)直，不由大發(fā)感慨。劫火之后其絳云樓藏書已流失殆盡，他說如今吳中所剩數(shù)家藏書“不足當吾家一片羽毛”，想起當年謝三賓趁機壓價，又以“書生餓眼見錢”之語大加譏諷。像這樣的書跋有故事更有一種心情。
初學集
由志目而為題跋，由公共知識領(lǐng)域進入個人敘事，無疑彰顯惟書是癖之雅趣，這對后世有很大影響。但有一個問題：古人著錄書籍，即便書目提要一類，也只是有內(nèi)容概述，很少作條分縷析的評論。那么，這些書志、書跋、書目提要之類，跟我們今天談論的書評究竟有多大關(guān)系呢？應該說，古人的編目敘錄也好，記述個人過眼圖書也好，其中亦自有價值確立。古代學人對于書籍似乎有一種互為主體的文化自負，猶之“我注六經(jīng)”與“六經(jīng)注我”。這種著述態(tài)度有其復雜原因，這里不能展開討論。中國古代真正有批評意義的文字并不很多，主要是詩話詞話和金圣嘆、毛宗崗一類小說回評，說到書的事情，文章更多著眼于書外，如掌故、趣聞、情致、意境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人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葉德輝《書林清話》二書談論書事方方面面，在書跋基礎(chǔ)上已大大拓寬寫作內(nèi)容，卻依然是書外言書。
其實，正是明清書跋影響了現(xiàn)代產(chǎn)生的“書話體”書評。唐弢先生在孤島時期開始寫作“書話”，后來集成《晦庵書話》一書。他在自序中說：“我寫《書話》，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藏書家題跋一類的文體?！庇址Q：“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這里，他提到的“觀點”是一個新的因素，觀點自然包含面對文本的思考與判斷，這是對傳統(tǒng)題跋的一大超越。這種頗有書卷氣的“書話體”可以說是中國現(xiàn)代書評的主要樣式，像周作人、鄭振鐸、阿英、周越然、葉靈鳳等都是此中高手。當然，相比另一種“評論體”書評，“書話體”書評在文本分析方面往往難以深入，這是文體的局限。但在許多讀者和編輯心目中，“書話體”通常被視為書評正宗，如今像姜德明、董橋、陳子善、小寶、止庵諸君的書評就很受讀者和編者喜愛。
晦庵書話
如果說書評應該具有“某種內(nèi)在的規(guī)定性”，筆者認為就當下國內(nèi)書評狀況而言，需要增強的是文本評論因素，簡單說就是價值判斷、審美判斷和情感理解?？紤]到當今文化語境和普通讀者的知識結(jié)構(gòu)，書評在強調(diào)信息性和趣味性的同時，需要更多注重文本解讀。譬如，小說家?guī)烨校↗.M.Coetzee）關(guān)于格拉斯（Günter Grass）《蟹行》（Im Krebsgang / Crabwalk）的一篇評論，其中詳盡分析作品如何揭示負有“集體罪責”的德國人面對戰(zhàn)爭苦難的沉重心理，寫得非常精彩。他從“古斯特洛夫號事件”的歷史背景，幾代人命運與性格形成，以及碎片化敘述方式等不同角度解讀作者的敘事意圖。這樣有厚度的評論還只是區(qū)區(qū)書評？沒錯，那篇文章就發(fā)表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以來，庫切為《紐約書評》寫過幾十篇類似的評論文章，收在他的評論集《異鄉(xiāng)人的國度》（Stranger Shores）、《內(nèi)心活動》（Inner Workings）那兩本書里。這類文本評論自有一種偉大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狄德羅的《沙龍隨筆》、萊辛的《漢堡劇評》、赫爾德的莎士比亞評論……
當然，“評論體”書評在中國并非沒有傳統(tǒng)淵源。古文中“說”之一體就是評論，古人的策論亦從推理和判斷中發(fā)展了思辨藝術(shù)。宋代以后，關(guān)于古代經(jīng)籍的義理之辯堪稱顯學，其中有些文章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直視文本的經(jīng)學書評。只是那些東西讀起來不那么有趣，它們所辨析的對象本身亦遠離大眾閱讀。在文言文時代，直至晚清才有傳播學意義上的文本評論（如梁啟超、王國維的小說評論）。概而言之，像文學評論這類文本評論，大致受域外影響，乃與新文化相偕而來。
筆者個人看法，以討論文本為主的書評，應該是面向一般讀書人的專業(yè)性評論。譬如文學書評，本質(zhì)上就應該是文學評論。這里或許有一個概念上的糾纏，時下所謂的“文學評論”，如果不是媒體宣傳文字，多半屬于晦澀的科研論文，往往由某種學理性的東西替換了文學內(nèi)涵。就像一些標識文學評論的核心刊物，其實許多文章幾乎跟文學評論沒有多大關(guān)系，那上面刊登的學術(shù)論文只是藉作品分析演繹某種學理，基本不涉及審美與情感。這種買櫝還珠式的評論如今成了濫俗的學術(shù)游戲，甚至可以把一部小說搞成社會學或其他社科學科的概念大全，就像出街女郎綴滿了耳墜、鼻環(huán)、手鐲、絲巾和各種多余的飾物。當然，文學評論要有理論依據(jù)，也需要方法，但評論不是為了闡述學院里那些似是而非的學理，是要跟讀者講述作品要義與特點，分析其優(yōu)長或是缺陷。如果僅僅將論述對象作為精神分析或是后殖民理論的范本，人家還不如直接去讀那類教科書。
定義為文學評論的書評首先要考慮到普通讀者的接受意愿，像庫切的書評就沒有任何專深的理論，甚至很少使用專業(yè)術(shù)語。說到文章趣味和可讀性，“書話體”書評給予我們很多啟示，值得“評論體”書評多加學習。但目前的情況是，后者的頹勢已十分明顯，不但質(zhì)量上有待提高（國內(nèi)能寫庫切評論《蟹行》那種文章的作者好像不多），而且產(chǎn)出數(shù)量也少。由于近二十年來國內(nèi)大學形成一種荒唐的考核機制，現(xiàn)在許多有才華的中青年學者很少涉筆這種不能作為“學術(shù)成果”的文學評論，所以相比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在這方面退步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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