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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出土瓷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著
科學出版社 2022年12月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 年），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此后，藩王制度貫穿明朝始終。因此，終明之世，藩王屬于特殊的社會階層，他們就藩于全國各地，由朝廷歲賜食祿，世襲爵位，享有皇室特權；同時，永樂朝之后各藩王不得干涉地方政治軍事事務，不得擅離封地。
朱椿為明太祖第十一皇子，于洪武十一年（1378 年）受封蜀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就藩成都。成都乃天府之國，為川藏走廊之要扼，蜀王府邸又為明朝中央政府精心營造，足見蜀藩王朱椿在明初備受洪武皇帝的恩寵，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蜀藩坐鎮(zhèn)西南一隅，因“獨以禮教守西陲”[1]，共歷十世十三王，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有200 多年，與明朝共存亡。
2013～ 2019 年，在成都市中心的東華門街明蜀王府左花園等遺址[2] 的水道和水池淤泥層內(nèi)，成都考古研究院共發(fā)掘出土可拼對修復的蜀王府日常所用的明代瓷器標本900余件，碎瓷逾萬片[3]，內(nèi)容極為豐富，是研究明代前期瓷器最重要的一批最新資料。其中，出土一小批明早期的御用瓷器，雖然數(shù)量極少，但品質(zhì)非凡，學術意義重大。因此，本文以此為研究，并與傳世實物作比較，就其品類、年代、獲取方式與途徑等問題開展探討和思考，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二、 蜀王府遺址出土的御窯瓷器研究
成都明蜀王府東華門遺址出土的大量瓷器標本，造型紋飾非常豐富，主要為明洪武至明中期民窯產(chǎn)品。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出現(xiàn)數(shù)例御窯瓷器，有青花、青花礬紅、紅釉、甜白釉等品種，皆由明初景德鎮(zhèn)為內(nèi)府所造的高品質(zhì)瓷器。因此，筆者將按照燒造年代順序梳理明蜀王府遺址出土的御用瓷器，從藩府遺址和墓葬出土、傳世實物、窯址發(fā)現(xiàn)、文獻資料等多角度進行綜合研究解讀。
1. 洪武時期
明蜀王府遺址發(fā)掘中的洪武瓷器在數(shù)量比例上較其他朝代少，其中御用瓷器僅見兩例。
第一例為2013 年考古出土明洪武紅釉模印云龍紋盤標本（圖一）。該盤為洪武時期典型的宮廷御用制式，內(nèi)壁采用模印工藝云龍紋，工藝精湛，所印云龍細節(jié)一絲不茍，細膩清晰，立體感強烈。圈足平切，通體施以高溫銅紅釉，器底澀胎無釉，并且處理十分干凈。然而，因為燒造溫度過高，紅釉中的銅離子對溫度極為敏感，火候稍過之后，銅離子從釉層中便揮發(fā)和逸出，出現(xiàn)了這種類似褪色的現(xiàn)象。紋飾內(nèi)凹之處，亦可見到紅釉原來的發(fā)色。外壁近圈足處有明顯的縮釉痕跡，有自然的“火石紅”[4] 現(xiàn)象。
該式樣見于洪武御用盤碗，一般以內(nèi)壁龍紋和盤碗內(nèi)心折帶云紋（或品字云紋）組合裝飾，除了青花和礬紅彩，傳世所見尚有白釉、紅釉、藍釉、醬釉、黃釉等多種顏色釉品類。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一例明洪武紅釉模印云龍紋盤[5]（圖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一例明洪武白釉模印云龍紋盤（圖三）、英國布里斯托博物館藏有一例明洪武霽藍釉品類（圖四），這三例皆與明蜀王府遺址出土的紅釉標本為相同的模印范式（圖五），為洪武官窯瓷器當中典型代表產(chǎn)品。
圖二 明洪武紅釉模印云龍紋盤
高：3.2厘米，口徑：19.4厘米，足徑：11.9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洪武白釉模印云龍紋盤
高：4.2厘米，口徑：21.1厘米，底徑：13.5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洪武霽藍釉模印云龍紋盤
英國布里斯托博物館藏
從嚴格意義上看，明蜀王府遺址出土的該件明洪武紅釉模印云龍紋盤標本屬于瑕疵品，釉色不正，底部縮釉明顯，仍被賞賜給了蜀王府，這說明洪武初年物力維艱，即使有瑕疵不足，依舊在不影響正常使用的情況下，賞賜給蜀藩，這也是洪武時期內(nèi)府器用制度的一種表現(xiàn)。相比之下，在永樂時期，如此瑕疵之物，很難走出珠山御器廠，必將其砸毀掩埋。因此，將本品的燒制年代定為洪武時期，筆者認為更加準確。器用處理制度不同，必將昭示洪武與永樂兩朝各自不同的御用瓷器燒造體系與管理模式。
圖五 明洪武模印云龍紋盤對比圖
目前景德鎮(zhèn)窯址信息顯示，洪武時期這一類模印器物的燒造地點不在御器廠之內(nèi)，而是在元代以來窯業(yè)燒造實力較強的市區(qū)戴家弄、落馬橋等中心窯場[6]。洪武時期，官方選擇元代窯業(yè)優(yōu)秀的窯廠承造御器，也符合元明之交備受戰(zhàn)爭破壞后的景德鎮(zhèn)窯業(yè)實際狀況。因此，該例在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現(xiàn)，對研究明初洪武官窯有重要的意義。
同時，2016 年蜀王府遺址考古出土的另一例明洪武永樂翠青釉模印龍紋碗（圖六），造型小巧可愛，應屬于茶碗，存世未見同類之作，也未見于珠山御器廠窯址發(fā)掘公布資料，其燒造年代應屬于洪武永樂之交。
圖六 明洪武永樂翠青釉模印龍紋碗
口徑：10.6厘米，底徑：4.2厘米，高：5.5厘米
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從存世實物上看，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一例明洪武紅釉模印云龍紋碗（圖七），胎質(zhì)堅細，紅釉靜謐深沉，圈足旋修干脆利落，皆為洪武時期的制瓷工藝特征。與明蜀王府遺址出土者相比，造型上略微不同，紅釉碗更為端莊敦實，然而尺寸和裝飾紋樣十分相似，兩者有著同樣的風格面貌和時代氣息。
在模印范式上看，蜀藩該例內(nèi)壁模印云龍紋（圖八），為典型的洪武時期“定奪樣制”[7] 的內(nèi)府制式之作，模印紋飾前而而清晰，十分精細。通過仔細觀察可以發(fā)現(xiàn)，其圖案范式特征為龍首威凌，鬃發(fā)后揚，脖子瘦長，仍暗藏元代遺留的神獸古風。
從制作工藝上看，模印工藝為洪武官窯器物中普遍應用的一種工藝。此例圈足處理方式為平切足，干脆硬直，這種工藝也為洪武時期特征。通體施以翠青釉，溫潤泛碧，此釉應為專門配制，雖少見，卻是技術成熟。
圖七 明洪武紅釉模印云龍紋碗
口徑：10厘米，高：5厘米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圖八 明洪武永樂翠青釉模印龍紋碗與模印云龍紋圖
劉雨婷繪圖
綜合以上因素，筆者認為該例制作年代更多接近于明洪武后期，然而模印紋飾、圈足處理工藝等已逐漸向永樂時期的成熟細膩工藝接近，鑒于洪武時期窯業(yè)面貌之模糊，以及明初御器廠實際創(chuàng)設年代所存在的爭議，也不排除其為洪武永樂之交時期的產(chǎn)物?？梢钥隙ǖ氖牵祟惼魑锊?/span>在御器廠燒制，但是屬于典型的洪武御用瓷器。如今在明蜀王府遺址發(fā)現(xiàn)，這就清楚表明此物是來自洪武永樂時期宮廷對蜀王府的御賜之物。
目前，明初尤以洪武時期的景德鎮(zhèn)窯業(yè)面貌尚未有清晰的學術研究結(jié)果，洪武官窯是當前一個非常核心的學術問題，它是元明窯業(yè)發(fā)展銜接的重要一環(huán)，是景德鎮(zhèn)陶瓷史研究的疑難點。因此，探討洪武時期御用瓷器的具體燒造年代和詳細窯址情況，需從同一時期更多其他實物例證、制瓷工藝和窯址發(fā)現(xiàn)等多角度出發(fā)。
明蜀王府遺址出土的洪武官窯器物，對于了解洪武官窯、藩王用瓷制度以及中央朝廷與藩王之間的互動關系至為重要，極大地豐富當前的學術認知，讓我們了解到除了景德鎮(zhèn)窯址（燒造地）、南京都城（使用地）以外，尚存在另一重要的地點——明初藩王封地，也存在洪武御用瓷器。
2. 永樂時期
永樂白釉溫潤細膩，微泛脂光，冠以甜白之雅稱。永樂時期的御窯白釉產(chǎn)品十分豐富，《明太宗實錄》載：“回回結(jié)牙思進玉碗，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于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亦有之，但朕自不用。’”[8] 永樂皇帝所言“甚適于心”的“潔素瑩然”之磁器，也就是永樂一朝御窯白釉瓷器。
2016年明蜀王府遺址考古出土了一例甜白釉盤（圖九），素雅靜穆，為明初典型的宮盤制式，甜白釉色猶如凝脂，造型優(yōu)雅端正，圈足高深，鏇修考究，麗質(zhì)非凡，為永樂甜白御瓷之典型代表。
2016年同時出土了明永樂甜白釉佛龕（圖一〇），為目前僅見的一例，極為重要。龕體分為兩部分，由龕盒和龕座接胎而成。器物造型飽滿，線條流暢，神龕中空，壸門[9] 為仰蓮瓣形，通器滿釉，潔白無瑕。因造型特殊，其成型、燒造工藝較普通器物更難，體現(xiàn)了明初御器廠的皇家制瓷工藝水平之高。
圖九 明永樂甜白釉盤標本
殘長：17厘米，殘寬：4.5厘米
款識：“果”
出處：2016 年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圖一〇 明永樂甜白釉佛龕
口徑：5.7厘米，高：15厘米，底徑：10.8厘米
出處：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龕盒中應供奉一尊玉質(zhì)或銅鎏金佛像，上置塔剎，也是永樂皇帝崇佛風尚的見證。始建于元朝的北京妙應寺白塔[10]（圖一一）和明代吉谷王乳母張妙壽（下葬于永樂十一年，即1413 年）之墓葬[11]（圖一二）中都可見這一覆缽式喇嘛塔。因此，此類器物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義，為宮廷御賜之法物，是研究藩王宗教文化的重要實物例證。通過此例可知明早期蜀藩的特殊性，在眾藩之中地位甚高，備受洪武皇帝的恩寵，至永樂階段，地位仍非常尊崇。
圖一一 北京妙應寺白塔和結(jié)構線描圖
圖一二 明永樂石質(zhì)喇嘛塔
高：156厘米
2005年望城區(qū)螞蟻山M1張妙壽墓出土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3.宣德時期
蜀王府遺址出土宣德時期瓷器四例，兩例為碗，兩例為高足杯，都屬于明代宣德時期在御器廠所燒造的御用瓷器。這兩例撇口碗，造型飽滿，制式端莊穩(wěn)重，為宣德時期標準宮廷制式（圖一三、一四）。碗外壁青花繪云龍紋逐火珠，近圈足處裝飾變形仰蓮瓣紋一周，碗心雙圈繪折帶云紋，碗底為“大明宣德年制”楷書款，青花發(fā)色明艷青翠，同類的器物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有兩例[12]，后二者尺寸略大，品質(zhì)更高（圖一五、一六）。顯然，這兩例屬于宣德一朝宮廷對明蜀王府的賞賜之物。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例青花所書的宣德款識被磨，碾上“慶”字。碾字為銘僅見于蜀王府遺址中出土瓷器，是蜀藩之特色，青花款何時被磨去，“慶”字款含義所指，都值得深入的研究。
圖一三 明宣德青花云龍紋碗
款識：青花“大明宣德年制”（磨去）
2013～2016年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圖一四 明宣德青花云龍紋碗
款識：青花“大明宣德年制”（磨去）、碾刻“慶”
口徑：15.1厘米，足徑：6.1厘米，高：6.3厘米
2013～2016年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圖一五 明宣德青花雙龍戲珠紋碗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高：8.8厘米，口徑：21厘米，足徑：8.9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六 明宣德青花雙龍戲珠紋碗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高：9厘米，口徑：21厘米，足徑：8.9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另外兩例分別為明宣德青花云龍紋高足杯和明宣德青花礬紅海水瑞獸紋高足杯，這兩例造型一致，尺寸相近。此式高足杯，制作精良，存世極為罕見，為宣德御窯級別非常高的御用瓷器。
明宣德青花云龍紋高足杯（圖一七）外繪雙龍逐珠于壬字云紋之間，騰龍威嚴，云氣繚繞，繪畫細膩，青花提煉純凈，發(fā)色翠艷，雋美典雅。此例原為高足杯，高足部分被整齊磨去，僅剩下一截。同類存世僅存數(shù)例，可見于北京故宮博物院[13]（圖一八）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圖一九）。
圖一七 明宣德青花云龍紋高足杯（磨足）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口徑：10厘米，高：5.3厘米，底徑：2.5厘米
出處：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圖一八 明宣德青花云龍紋高足杯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高：8.9厘米，口徑：10厘米，足徑：4.4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九 明宣德青花云龍紋高足杯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高：8.9厘米，口徑：10厘米，足徑：4.4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例為青花礬紅海水瑞獸紋高足杯（圖二〇），高足杯外壁青花繪飾海水為地，留白出飛魚、天馬、文鰩等祥瑞海獸紋飾，這些來自山海經(jīng)中的上古瑞獸，它們的出現(xiàn)，寓意天下太平、五谷豐登、國泰民安。杯心雙圈書兩排六字款“大明宣德年制”，通體施以透明釉高溫燒制而成。后使用礬紅彩為留白的瑞獸紋進行填飾細節(jié)，再度送入窯內(nèi)烘烤而成。因這件在明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其保存環(huán)境中的土壤水分致其礬紅彩有所剝落。其功能為酒杯，這類小杯造型優(yōu)美，做工精致，曲線自然，為宣窯中高足杯的經(jīng)典之作。明蜀王府遺址出現(xiàn)兩例，可見宣德時期朝廷對蜀藩的器重與蜀藩于眾王之中崇高地位。
圖二〇 明宣德青花礬紅海水瑞獸紋高足杯（磨足）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口徑：10.1厘米，高：5.1厘米，底徑：2.4厘米
出處：2016 年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和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各藏一例明宣德青花礬紅海水瑞獸紋高足杯（圖二一、二二），與本品裝飾完全一致，因此根據(jù)這兩例得知蜀王府遺址出土該例在未磨去高足的原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一例明宣德青花留白海水瑞獸紋高足杯（圖二三）和一例明宣德礬紅海水青花瑞獸紋高足杯（圖二四），皆屬同型異彩，是宣德御窯瓷器圖案裝飾的一大特點。
圖二一 明宣德青花礬紅彩海水瑞獸紋高足杯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明宣德青花礬紅彩海水瑞獸紋高足杯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高：9厘米，口徑：9.9厘米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圖二三 明宣德青花留白海水瑞獸紋高足杯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高：10厘米，口徑：11.8厘米，足徑：4.9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 明宣德青花礬紅彩海水青花瑞獸紋高足杯
款識：“大明宣德年制”
高：8.8厘米，口徑：10厘米，足徑：4.5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兩件瓷器的高足部分都被整齊磨去，剩下較短的一截。通過觀察明蜀王府同時出土的瓷器，可以發(fā)現(xiàn)還有明宣德正統(tǒng)仿哥釉高足碗標本（圖二五）和明正統(tǒng)至天順云南玉溪窯青花枝蓮紋碗標本（圖二六），它們均原為高足杯，后被磨去相同的一截，這是在其他藩王府所未曾見到的特殊現(xiàn)象。筆者推測與這一目的是改變和下移器物的重心，或者是滿足與其他材質(zhì)盞托結(jié)合使用的需要。
圖二五 明宣德正統(tǒng)仿哥釉高足碗標本（磨足）
殘長：10厘米 殘寬：6厘米
出處：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圖二六 明正統(tǒng)至天順云南玉溪窯青花月華纏枝蓮紋碗標本（磨足）
殘長：13.4厘米，殘寬：6.2厘米
出處：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雖然這些器物年代有早晚之分，但是被磨足的處理應屬同一時間，應是為了滿足某個藩王的使用習慣。關于磨去高足的具體時間，筆者認為，宣德本朝御賜兩例高足杯，應是備感榮譽和珍惜。因此，磨去高足的實際時間，很有可能是宣德以后。
三、 明早期其他藩王府出土御窯瓷器比較研究
1. 魯藩
魯荒王朱檀（1370 ～ 1390年）為明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兩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兗州。二十二年薨，謚曰荒。1970 年朱檀墓出土珍貴文物1100 余件，其中出土的 6 件明洪武時期御用瓷器[14]，分別為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龍紋荷葉蓋罐（圖二七）、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龍紋梅瓶（圖二八），明洪武青白釉模印云龍紋盤4 件 [15]，2件比較完整（圖二九），4 件模印盤與前述蜀王府遺址出土洪武模印紅釉盤為一樣的形制和圖案范式，也是洪武御用瓷器賞賜與藩王的另一重要實證。在景德鎮(zhèn)窯址信息調(diào)查中，可以發(fā)現(xiàn)這六例御用瓷器的生產(chǎn)地都不在珠山御器廠，而是在市區(qū)戴家弄、落馬橋等中心窯場[16]（圖三〇）。
圖二七 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龍紋荷葉蓋罐
口徑：25.6厘米，高：37.6厘米，腹徑：37厘米，底徑：22厘米
蓋最大直徑：27.8cm，口徑：20cm，高：5.8cm
出處：1970年山東省濟寧市鄒城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圖二八 明洪武青白釉刻云龍紋梅瓶
口徑：4厘米，高：29.6厘米，腹徑：16.3厘米，底徑：9.7厘米
出處：1970年山東省濟寧市鄒城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圖二九 明洪武青白釉模印云龍紋盤一對
口徑：18.1厘米，底徑：12厘米，高：3.9厘米
出處：1970年山東省濟寧市鄒城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圖三〇 落馬橋出土的明洪武暗刻龍紋大盤標本
2. 周藩
第一代周王為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朱橚，明成祖朱棣同母弟。洪武三年（1370 年）初封吳王，洪武十一年（1378 年）改封為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 年）就藩開封。
1958年河南省滎陽市賈峪鎮(zhèn)第六代周惠王（弘治十一年薨）墓出土洪武青花云龍紋玉壺春瓷瓶（圖三一）為存世孤品，殊為珍貴，現(xiàn)存河南博物院；近年披露的新材料是來自河南省開封市朱仙鎮(zhèn)周憲王墓出土一件明洪武青花梅瓶蓋（圖三二），寶珠尖紐，兩重蓮瓣紋，青花發(fā)色較灰藍淺淡，外壁繪雜寶紋一周。這與日本大阪東洋陶磁美術館藏明洪武青花云龍紋春壽銘玉壺春帶蓋梅瓶（圖三三）的蓋子一致，其蓋仍然保存著，得以看見洪武春壽款梅瓶的全貌。由此可以推知，周憲王墓曾出現(xiàn)過洪武青花云龍春壽銘梅瓶，這些玉壺春瓶、帶蓋梅瓶，皆是當時洪武御用瓷器無疑，藩王階層使用，肯定是來自宮廷賞賜。
圖三一 明洪武青花云龍紋玉壺春瓷瓶
高：39.4厘米，口徑：9.3厘米
1958年河南省滎陽市賈峪鎮(zhèn)周惠王墓出土
圖三二 明洪武青花梅瓶蓋
河南省開封市朱仙鎮(zhèn)周憲王墓出土
圖三三 明洪武青花云龍紋春壽銘梅瓶
日本大阪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存世春壽款洪武青花云龍梅瓶目前所知四例[17]，除了前述日本大阪東洋陶瓷美術館，尚見上海博物館（圖三四）、英國格拉斯哥美術館布萊爾收藏館（圖三五）和私人所藏。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格拉斯哥美術館布萊爾收藏館的館藏信息中寫到“1944 年來自河南開封”，如果最初來源信息無誤，那么該例很有可能就是河南省開封市朱仙鎮(zhèn)周憲王墓出土的梅瓶蓋之瓶身。
圖三四 明洪武青花云龍紋春壽銘梅瓶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三五 明洪武青花云龍紋春壽銘梅瓶
高：36.8厘米，腹徑：21厘米，高：36.8厘米，腹徑：21厘米
發(fā)現(xiàn)：河南開封
來源：1944年Sir William and Lady Burrell捐贈給英國格拉斯哥市
英國格拉斯哥美術館布萊爾收藏館藏
3. 梁藩
梁莊王朱瞻垍，明仁宗朱高熾第九子，明宣宗朱瞻基異母弟。永樂二十二年（1424 年）十月十一日冊封為梁王，封國在當時的湖廣安陸州（即今湖北鐘祥市）。正統(tǒng)六年（1441 年）正月十二日病逝，謚號“莊”，無子國除。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梁莊王墓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其中一例明永樂青花龍紋瓷鍾[18]（圖三六），由三部分組成，其上為金制鍾蓋，方唇外折，蓋頂為一寶珠紐，蓋面飾滿凹凸狀雙龍趕珠紋及云紋，為三層階梯形式，口沿內(nèi)壁鑄有15 字銘文“承奉司正統(tǒng)二年造金鐘蓋四兩九錢”，奢華精美?！洞竺鲿洹份d內(nèi)府宦官機構設置為“王府內(nèi)官十員，承奉司承奉正，正六品，副，從六品；典寶所典寶正，正六品,……司藥、司弓矢各二名”[19]。承奉司為親王府內(nèi)部機構，因此瓷鍾進入梁王府后，王府承奉司為其配置了金制鍾蓋和銀托，足見梁王對此心愛程度。
圖三六 明永樂青花龍紋瓷鍾
銘文“承奉司正統(tǒng)二年造金鐘蓋四兩九錢”
口徑：15.6厘米，高：10.4厘米，底徑：4.1厘米
出處：2001年湖北省鐘祥市大洪村梁莊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青花云龍紋瓷鍾，內(nèi)壁口沿飾一周卷草紋，碗心雙弦紋內(nèi)飾折帶云紋。外壁紋飾為雙龍戲珠，龍身細長，五爪雄健有利，予人力量之感，鬃發(fā)濃密呈昂揚向上之勢，與“壬”字形云紋組合裝飾。器壁弧度變化微妙，極富美感，胎質(zhì)堅硬致密，釉色白中泛青，純凈細膩。青花為當時進口鈷料，發(fā)色妍麗，濃重處見鐵銹斑。
此例為永樂御窯樣式龍紋的典型代表，龍紋氣勢威風凜凜，明早期時代特征明顯?，F(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明永樂青花云龍紋盤[20]（圖三七）所飾龍紋神態(tài)等細節(jié)都與本品一致。永樂御瓷高足碗在本朝也屬于珍罕之物，同一形制尚見大英博物館藏明永樂紅釉留白云龍紋瓷鍾（圖三八），可資比較。
圖三七 明永樂青花云龍紋盤
口徑：19.2厘米，足徑：11.6厘米，高：3.7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八 明永樂紅釉留白云龍紋瓷鍾
大英博物館藏
梁莊王墓出土同樣的另一例明宣德青花瑤臺賞月圖瓷鍾[21]，其圖案紋飾可溯源于宋人所繪的《瑤臺步月圖》[22]，瓷鐘外壁繪仕女瑤臺賞月、掬水月在手等場景，杯心繪月華紋，刻畫人物線條優(yōu)美流暢，青花發(fā)色妍麗細膩（圖三九）。
為什么梁莊王墓出土兩件高級永宣御用瓷器，肯定是源于梁莊王本人與宣德皇帝關系親密。明史載：“宣德初，詔鄭、越、襄、荊、淮五王歲給鈔五萬貫，惟梁倍之?！?/span>[23] 可知梁王在宣德時期備受皇室恩寵。
圖三九 明宣德青花瑤臺賞月圖瓷鍾
口徑：15.5厘米，高：10.1厘米，足徑：4.2厘米
出處：2001年湖北省鐘祥市大洪村梁莊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御器廠生產(chǎn)的宣德時期青花中，出現(xiàn)豐富的仕女題材，如“秋夕”“海棠”詩意圖、蕉葉題詩、西王母出游、麻姑獻壽、掬水月在手等多種題材，見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大英博物館、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等多處，蜀藩出土一例明正統(tǒng)青花庭院仕女圖高足杯標本，仕女端莊典雅，云氣逸朗，洞石玲瓏。畫工細膩，青花青翠妍麗，接近御器的品質(zhì)，其制繪粉本應與宣窯一致，是正統(tǒng)時期專門為藩王燒制的官樣瓷器（圖四〇）。
圖四〇 明正統(tǒng)青花庭院仕女圖瓷鍾標本
殘長：12厘米，殘寬：9厘米
出處：2016年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蜀王府左花園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4. 靖藩
第一代靖江王為明太祖朱元璋的侄子朱守謙，洪武三年（1370 年）受封，駐守桂林。自明洪武封藩始，至清順治七年（1650 年），靖江王存世280 年，共傳十一代十四王。
廣西桂林本土文化學者潘寧先生自2005 年以來在明靖江王府遺址，借校區(qū)內(nèi)部建設施工，用心采集了大量的昔日王府用瓷標本，對于解讀靖藩用瓷尤為關鍵。做出了顯著的貢獻。潘寧先生歷年采集的明靖江王府用瓷標本當中包括兩例洪武白釉暗刻模印龍紋折帶云碗、盤官窯標本（圖四一、四二），與靖江王就藩時間（洪武九年，1376年）相呼應。此類洪武御用瓷器必定與其他藩王府御瓷來源一樣，皆是御賜之物。同類之物在魯王朱檀墓、蜀王府遺址出土均可見（圖一、二九）。明靖江王府出土的這兩例洪武官窯白釉模印龍紋折帶云紋碗與前揭景德鎮(zhèn)市區(qū)戴家弄、落馬橋窯址出土洪武白釉模印云龍紋盤碗一致，可證此類洪武官窯的燒造不在御窯廠之內(nèi)。關于靖江王府之御用瓷器具體全貌，寄望未來靖江王府遺址的正式考古，應會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圖四一 明洪武白釉暗刻模印龍紋折帶云碗標本
殘長：9.7厘米
廣西桂林明靖江王府遺址采集
桂林陶瓷協(xié)會藏
圖四二 明洪武白釉暗刻模印龍紋折帶云盤標本
殘長：5.8厘米
廣西桂林明靖江王府遺址采集
桂林陶瓷協(xié)會藏
四、結(jié)論
縱觀明初各地王府遺址和王陵出土的遺物信息，反映出宮廷賞賜御用瓷器是明初藩王用瓷的重要來源之一，朝廷賞賜藩王器用包括瓷器在內(nèi)，是一項基本制度。這些賞賜的御用瓷器為藩王府最上層人員所有。明蜀王府遺址出土明前期多件御用瓷器與部分官器，級別高端，展示了蜀藩和朝廷的親密關系，成為我們窺視藩王群體器用的重要代表范例。
對明蜀王府遺址出土的明初御用瓷器觀察可知，洪武時期與永樂時期以后的器用和處理制度有所不同，揭示了各自不同的御用瓷器燒造體系與管理模式。這有助于厘清洪武時期的御窯產(chǎn)品燒造模式和地點諸多問題的研究，對景德鎮(zhèn)御器廠創(chuàng)燒時間和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參考意義。同時，明蜀王府遺址出土的這批瓷器，是目前了解明代早期窯業(yè)面貌的最新學術資料，是解答明代早期景德鎮(zhèn)陶瓷史學術疑難點不可或缺的重要內(nèi)容。
注釋
[1]（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一十七《列傳第五·諸王二》，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580 頁。
[2]易立：《四川成都東華門明代蜀王府遺址》《大眾考古》2019 年第 7 期，第 16、17 頁；易立、江滔、張雪芬：《四川成都東華門明蜀王府宮城苑囿建筑群發(fā)掘簡報》《文物》2020 年第 3 期，第 11 ～ 38 頁。
[3]易立：《明代蜀藩瓷器面貌試探——以考古出土物為中心》，見本書文稿。
[4]火石紅現(xiàn)象：也稱為“窯紅”或“枇杷紅”，它是由于胎土中存在的鐵分子在高溫中流動聚集，燒窯結(jié)束時在冷卻過程又被二次氧化而呈現(xiàn)出來的色調(diào)，一般都附著于瓷器的胎釉結(jié)合處，色澤柔和鮮艷，和諧自然。火石紅主要在瓷器的位置有：底足的胎釉結(jié)合部、無釉的砂底、胎釉上較大的磁鐵礦晶體周圍、縮釉和薄釉處、早期生成的釉面片紋中、個別氣泡和空洞周圍。
[5]北京故宮博物院、景德鎮(zhèn)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代洪武永樂御窯瓷器：景德鎮(zhèn)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故宮出版社，2015年，第 64 頁，圖版 24。
[6]景德鎮(zhèn)唐英學社黃清華先生于 2006 年啟動了景德鎮(zhèn)市區(qū)古代窯址調(diào)查報告，其調(diào)查工作遵循野外考古調(diào)查規(guī)程，盡最大可能確保了資料來源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調(diào)查顯示這一類洪武時期模印顏色釉盤碗官窯器物在戴家弄窯址、落馬橋窯址等地都均有發(fā)現(xiàn)，根據(jù)黃先生掌握的較大數(shù)量和多種顏色釉品類的洪武窯址實物例證，黃清華先生認為洪武時期的官窯由原來元代數(shù)個窯業(yè)實力較強的中心窯場分別承擔燒造。
[7]《大明會典》卷一百九十四卷“陶器”條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燒造供用器皿等物，須要定奪樣制，計算人工物料。如遇數(shù)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窯興工?；驍?shù)少，行移饒、處等府燒造?！?/span>
[8] 《明太宗實錄》卷六十“永樂四年十月丁未”條，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荆ㄓ坝。?，1962年，第879頁。
[9]壸，讀音：kǔn，壺門來自中亞地區(qū)的建筑，佛教建筑內(nèi)重要的入口一般都采用此結(jié)構，佛教造像須彌座、佛塔寶剎、神龕壁藏也多見壸門。在建筑學界、工藝美術中家具研究及越窯瓷器裝飾研究中，學者前輩們一直使用壸門這一名稱，亦有壸門和壺門之辨。詳見經(jīng)明漢、劉文金：《傳統(tǒng)家具文化文獻中“壺門”和“壸門”之正誤辨析》，《家具與室內(nèi)裝飾》2010 年第 7 期，第 54、55 頁。
[10]妙應寺白塔，又稱“釋迦舍利靈通之塔”，也稱“靈通萬壽寶塔”、“釋迦舍利靈通寶塔”，因通體白色，故俗稱“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 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區(qū)阜城門內(nèi)大街路北的妙應寺內(nèi)。明宣德八年（1433年），寺廟修復，改稱妙應寺。
[11]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縣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螞蟻山明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7 年第 12 期，第42 ～ 55 頁。
[12] 廖寶秀:《故宮藏瓷大系宣德之部（上）》，臺灣“故宮博物院”，2000年，圖版 64、65。
[13]北京故宮博物院、景德鎮(zhèn)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鎮(zhèn)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故宮出版社，2015 年，第 74、75 頁，圖版 27。
[14]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文物出版社，2014 年，上冊第 112 頁。
[15]《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鎮(zhèn)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其載墓葬出土 6 件瓷器，其中洪武青白釉模印云龍紋盤4 個，盤比較完整的有 2 件。魯荒王墓葬出土瓷器照片，兩件線稿翻自上冊圖版九〇、圖九一，其余四件瓷器圖片翻自下冊圖版一一二至一一四。
[16]江建新：《論落馬橋窯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兼論元代窯業(yè)的若干問題》，《文物》2017 年第 5 期，第 50 ～ 61頁，圖三一。根據(jù)景德鎮(zhèn)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對落馬橋窯址的發(fā)掘資料，可以發(fā)現(xiàn)對應明洪武時期朱檀墓中的暗刻龍紋類瓷器同類標本，也證實了這一類瓷器的燒造地不在御器廠之內(nèi)。
[17] 另有一件春壽銘洪武青花云龍紋梅瓶為上海博物館1976年后退賠件，原典藏號：52002，目前為上海私人收藏，暫未公布。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鐘祥市博物館：《湖北鐘祥明代梁莊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5期，第4 ~ 23頁，圖二二。
[19] (明) 李東陽等撰， (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五十七《王國禮三·內(nèi)官內(nèi)使》，廣陵書社，2007年，第994頁。“王府內(nèi)官十員，承奉司承奉正，正六品，副，從六品;典寶所典寶正，正六品，副，從六品；典膳所典膳正，正六品，副，從六品：典服所典服正，正六品，副，從六品：各門官門正，正六品，副，從六品。內(nèi)使十名，司冠、司衣、司佩、司履各一名：司藥、司弓矢各二名。”詳細地記載了親王府宦官機構和人員制度。
[20]故宮博物院、景德鎮(zhèn)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代洪武永樂御窯瓷器：景德鎮(zhèn)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館藏傳世瓷器對比》，故宮出版社，2015 年，第 100 頁，圖版 40。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鐘祥市博物館編著：《梁莊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 年，下冊圖版八七至九一。本品沒有署寫年代款，過往對其年代定在永樂，然而梳理明初御窯裝飾題材的發(fā)展狀況可知，此類仕女人物題材僅從宣德時期開始大量出現(xiàn)，因此筆者認為此例年代定在宣德時期更為合適，更符合宣宗皇帝重視文藝、借鑒宋元繪畫裝飾的宮廷藝術大背景。
[22]沈從文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年，第 364 頁，圖一七五。
[23](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九《列傳第七》，中華書局，1974年，第三六三四頁。
信息整理：李景澎
校 對：鄭鵬 鄭穎
照片處理：關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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