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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欲：殊途同歸的魯迅與弘一法師（節(jié)選）  

作者 | 宋立民 

編輯 | 曉楓婉月 

李叔同（1880-10-23——1942-10-13），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譜名文濤，幼名成蹊，學名廣侯，字息霜，別號漱筒；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國話劇的開拓者之一，是“二十文章驚海內”的大師，集詩、詞、書畫、篆刻、音樂、戲劇、文學于一身，在多個領域，開中華燦爛文化藝術之先河。所作歌詞《送別》，歷經(jīng)幾十年傳唱經(jīng)久不衰，成為經(jīng)典名曲。是中國第一個開創(chuàng)裸體寫生的教師。先后培養(yǎng)出豐子愷、劉質平等文化名人。魯迅、郭沫若等現(xiàn)代文化名人以得其墨寶為榮耀。從日本留學歸國后，擔任過教師、編輯之職，后剃度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他苦心向佛，精研律學，弘揚佛法，普渡眾生，被奉為重振律宗第十一代世祖。其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乃絢麗至極歸于平淡的典型。太虛大師為贈偈：以教印心，以律嚴身，內外清凈，菩提之因。趙樸初先生總結其一生為："無盡奇珍供世眼,一輪圓月耀天心。"  

南疆的夏日似乎格外地長，直到今天還是32度，不過秋高氣爽，空氣透明，昨夜見到的月牙亮的刺眼。雖非圓月，但“耀天心”卻是恰如其分。  

睡前，順手取一冊陜西師大出的、臺灣陳慧劍先生著的《悲欣交集——弘一大師李叔同的前世今生》看，今晨上網(wǎng)，方知是大師的忌日。 

在那書的封底上，有魯迅的一句話：“樸拙圓滿，渾若天成，得李師手書，幸甚！”記得傳記上有魯迅向內山完造先生討得一幅弘一法師的寫有“戒定慧”三字的條幅，不知是不是這回事。  

據(jù)陳著后附的《弘一大師行誼大事年表》記載：大師是1917年（民國六年）正月初八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了悟上人，法名演音，號弘一。春假后在浙江一師開始素食、供佛像、讀佛經(jīng)。1918年陰歷七月十三日被剃離校的。那么，不久就是大師出家90周年的日子了。  

而恰恰在弘一大師出家和剃度之間的一段時間，魯迅寫出了《狂人日記》，要向窒息國人靈魂幾千年的“鐵屋子”動手了。

兩位我敬佩的大家在同一時間，在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作出這一“左”一“右”的選擇，后學應該如何評說？是入世和出世的勢不兩立，還是一頁紙的正反兩面？  

我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沉思。  

1905在東京求學的李叔同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佛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曾幾何時，電視屏幕上，一群短發(fā)齊耳、身著白衣黑群的女孩子唱起了弘一法師李叔同先生的《送別》。詞曲的含蓄和惆悵足以引發(fā)和拉長所有的前世今生的思念。  

我依稀看到弘一法師身著舊僧袍溘然圓寂的場景。那么，同樣是精通佛學的大家，“魯迅為什么沒有出家？”  

于是，筆者情不自禁地想把弘一法師李叔同和魯迅先生略作比較。 

魯迅小弘法師一歲，可謂不折不扣的同代人。不無巧合的是，兩個人幾乎于相同的時間到日本“遂密群科以濟世”——魯迅是1902年，李叔同是1905年。當然，他們是基于相同沉重的愛國情懷——魯迅是發(fā)現(xiàn)“風雨如磐暗故園”，李叔同則是“愁黯黯，濃于酒”——抱著相同的目的：以科學和藝術改造中國、改變國人的素質。  

而且，兩個人又幾乎是同時——魯迅是1914年，李叔同是1916年對佛教和佛學產(chǎn)生了強烈的興趣。魯迅是受章太炎師的影響，“民三以后，始看佛經(jīng)，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他曾非常認真的對好友徐壽裳說：“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徐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從魯迅先生此后的詩文中，時時可見與佛教有關的用詞和用意，如“靈臺無計逃神矢”里的“靈臺”等等，常常信手拈來。而七律《題三義塔》中“偶值大心離火宅，始遺高塔念瀛州”和“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聯(lián)中，用佛家語“火宅”和“劫波”喻人間災難，準確而又生動，毫無牽強之感。應該說，魯迅與佛家是有緣的。釋迦佛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笨梢娦膬舳猩普呓杂小胺鸶痹谛?，而能否皈依佛門，在緣分深淺。那么，與佛有緣的魯迅先生為什么沒有似李叔同先生一樣地毅然出家呢？  

細細思之，一是出身經(jīng)歷的不同和由此產(chǎn)生的心態(tài)的不同。李叔同之父是與李鴻章同年會試的清朝進士，后為天津有名的銀行家，家境優(yōu)裕，教育條件良好。他自幼便迷戀書畫金石，十三四歲時已寫得一手好篆字，十七八歲詩詞功夫已非一般，以至于“二十文章驚海內”，大上海無人不知“直把杜陵呼小友”的“古今奇才李漱筒”。留學日本后，李叔同考入當時美術界的最高學府，經(jīng)名師指點專攻西洋畫。同時又在音樂學院學習鋼琴和作曲理論，還跟隨名家研究新劇的演技。而后是一舉成為中國現(xiàn)代話劇第一人，中國鋼琴音樂第一人，中國西洋油畫第一人——中國藝術教育第一人。他人生道路十分順利，應該得到的都已得到，于是由藝術而入宗教，順理成章。相形之下，魯迅卻是百步九折，倍嘗艱辛：自幼為父親的病出入于藥鋪和當鋪之間，后來父親去世，自己幾乎成了“乞食者”。當李叔同聲震黃浦灘頭，應許幻園之邀住進城南草堂“李廬”而春風得意實際，魯迅卻是為了生計懷揣帶著母親體溫的八塊錢的川資，“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吃盡顛沛流離之苦。

1907年，當李叔同率“春流社”在日本為安徽大水賑災義演《茶花女》，自己親扮茶花女瑪格麗特，贏得一片贊嘆的時候，恰值魯迅深受“幻燈事件”刺激，決然棄醫(yī)從文之際——?？贫疾划厴I(yè)的學歷也是后來思想界的對手時?！靶∮U”的原因之一——而且，魯迅辦雜志流產(chǎn)、譯小說滯銷，還上當受騙地奉母親之命回國接受那與朱安的無愛的婚姻，其心靈重負可想而知。因此，在魯迅的精神世界深處，“獨沉清冷水，能否滌愁腸”的悲劇意識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社會使命感更其濃重深厚。他經(jīng)常“不自量力”地思考的是用自己的筆“令舊世界動搖”，這樣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與“跳出三界外”格格不入的?？梢哉f，一生批儒反孔的魯迅先生偏偏是腳踏實地地躬行著儒家的“修齊治平主義”。于是，在李叔同精研律典，成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的同時，魯迅卻于黑暗中昂首前進，以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實績鑄成了炎黃子孫的“民族魂”。  

二是兩人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的差別。魯迅1909年回國，兩年后遇上辛亥革命。李叔同1910年回國，次年就遇上辛亥革命。兩者當時的亢奮欣喜毫無二致。魯迅是手持菜刀率學生繞紹興城游行一圈，安定民心。李叔同則是揮筆疾書“滿江紅”，不怕“雪花濺作紅心草”。然而，革命的結局是“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國人枉然失去了一條辮子，一切并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大失所望的魯迅1912年進了先在南京后遷北平的教育部，“終日枯坐，極無聊賴”，轉而較古書抄古碑消磨時日。而李叔同則是痛感社會黑暗，空言無補，遂寄情于藝術教育，進了距杭州虎跑寺不遠的浙江一師傳道授業(yè)，編歌作畫。1916年前后，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不久，文學革命的先驅之一錢玄同便登門邀請魯迅“做點文章”，以圖毀壞封建勢力的“鐵屋子”，魯迅由此寫出驚世駭俗振聾發(fā)聵的《狂人日記》，并一發(fā)而不可收拾，成了文化革命的旗手。因此，北平這一思想解放策源地的位置和好友錢玄同的邀請，在魯迅的人生道路上至關重要。

的確，一個人的人生關鍵幾步怎樣走、走向何方？常常取決于他當時是在什么地方而恰巧遇見了誰。與此同時，1916年寒假，李叔同則是讀了好友夏丏尊推薦的一本日本雜志，對其中介紹的“佛食法”（氣功中的“辟谷”）甚感興趣，于是孤身一人到虎跑寺斷食三周，并由此感到“精神世界一片靈明”，“自覺脫胎換骨，飄飄欲仙”。進而結交馬一浮、彭遜之，日漸迷戀佛教，然后便是懇求跑虎寺了悟和尚收其為佛門居士。后來在好友夏丏尊的“爽性做了和尚，倒也痛快”的“憤激之辭”激發(fā)下，終于在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聲中剃度出家，開始了“茗煎冰下水，香燭佛前燈”的住持佛法的生活。因此，對于李叔同，杭州七年的教書生涯，以及夏丏尊幾度“助緣”，亦是促成他皈依佛門的外部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李叔同在離開浙江一師前夕，將親筆自撰的詩詞手卷交給了得意門生豐子愷，并特地翻開了1905年東渡日本之際寫的那首《金縷曲》：  

披發(fā)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于酒。漾情不斷凇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庶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李叔同微笑著對弟子說：“我作這闕詞的時候，正是你的年紀?！钡灰恍χ?，充溢著憂國憂民的暗示和后繼托人的交接意味。無怪乎豐子愷對于恩師的出家理解得那么透徹：  

我認為人的生活可以分為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胍环◣煹摹叭松狈浅Ｖ畯?！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他早年對母盡孝對妻盡愛，安住在第一層中。中年專心研究藝術，發(fā)揮多方面天才，便是遷居二層樓了。強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于二層樓了，于是爬上三層樓去，做和尚，修靜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好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經(jīng)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須喝高梁酒才能過癮。  

在此，豐子愷先生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從“人生欲”的角度考察弘一法師和魯迅先生。  

從表面上看，弘一法師度群生，立德識器，以佛學為歸宿，與魯迅先生的永遠進擊呼嘯著戰(zhàn)斗，以佛學為武器，是一靜一動。弘一法師的絕筆是“悲欣交喜”四個字，悲平身之憾事，欣圓滿地解脫（他在最后的時刻叮囑妙蓮法師：我圓寂后“助念”時，若看到我眼里流淚，并不是留戀世間、掛念親人。）而魯迅的遺囑卻是對所有“怨敵”“我一個都不寬??！”兩者又好像是一水一火。但是，如果同時把兩者置于“人生欲”的觀照之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兩人恰恰“殊途同歸”了。  

李叔同作品

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像弘一法師這樣嚴格意義上的苦行僧，頗類似于中世紀皮帶鞭背、馬革裹尸的基督徒，做的正是生命力最強烈、意志力最徹底的事情，尤其是一舉一動都有嚴格規(guī)定的律宗，更需要極大的人格力量和情感投入。因此，對于弘一法師，出家非但不是“四大皆空”，棄絕人生欲望，反倒恰恰是魯迅式的義無反顧全力以赴，一舉一動皆有佛境。1941年，即弘一大師圓寂的前一年的陰歷十月，他的法侶傳貫從泉州帶來一束西洋種的紅色菊花，其花如傘，花蕊呈劍型，色紅如血，弘一大師遂作一偈：  

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jié)。  

云何色殷紅？殉教要流血！  

在抗日戰(zhàn)爭緊急艱難的關頭，僧林屢遭陵夷，垂危之際的大師已然渾身“魯迅氣”而金剛觸目了——這種“暗合”以至于“明合”難道是偶然的嗎？

朱光潛先生從“救濟公眾”——即“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角度，發(fā)現(xiàn)弘一法師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業(yè)”。反過來說，弘一法師也更是以入世的、不遺余力的使命感，做著出世的、佛學的事業(yè)?！爸阒蛔悖袨橛懈椤?，而魯迅的一生，正可以用李叔同的那句“度群生那借心肝剖”來概括。換句話說，弘一法師所竭力弘揚的，又恰恰是魯迅先生早已鐘情的、十分注目的人類思想發(fā)達的“他山之石”。面對這兩位“人生欲”均強于眾生的精神現(xiàn)象界的大師，我們除了欣然坦然而心悅誠服地念一句“阿彌托佛”，還能說些什么呢？  

張愛玲說：“不要認為我是個高傲的人，我從來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師寺院的圍墻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謙卑。”  

我們還能說什么呢。  

我們還需要說什么呢。  

是以紀念弘一大師忌日與不久之后的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