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四年（1586年）二月初三，內(nèi)閣首輔申時行等人上疏請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明神宗置之不理，持續(xù)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由此拉開序幕。
按照《明史·神宗本紀》中的記載，國本之爭表面上的起因是“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鄭）貴妃謀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竄謫相踵，而言者不止”，但是細究一下明神宗、朱常洛、王皇后等人當時的年齡，就不難發(fā)現(xiàn)國本之爭的根本原因并不簡單。
明神宗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萬歷十四年時二十四歲。王皇后出生于嘉靖四十三年，萬歷十四年時二十二歲。按照《皇明祖訓》中皇位繼承的“嫡長制”，申時行等人請求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的做法似乎是為了維持皇朝綱紀，但是誰又能確定二十四歲的明神宗不會再跟二十二歲的王皇后生個兒子出來，一旦王皇后產(chǎn)子，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就得被廢黜，所以，申時行等人此時請求明神宗將朱常洛冊立為皇太子是非常不合適的。
既然如此，申時行等人為何非要在此時請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答案就是鄭貴妃的兒子將在萬歷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并且明神宗明確表示鄭貴妃生下兒子后就將冊封她為皇貴妃，如果申時行等人不在鄭貴妃被冊封為皇貴妃之前將朱常洛扶上皇太子之位，那么明神宗完全可以先廢除王皇后然后再將鄭貴妃冊封為皇后，一旦如此，鄭貴妃的兒子就成了嫡子，是皇太子的唯一人選。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xiàn)，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等人又接連上疏請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對于姜應麟、孫如法等人非要逼迫自己冊立僅有三歲的朱常洛（生于萬歷十年八月）為皇太子的做法，明神宗大怒，姜應麟、孫如法等人分別受到了降職發(fā)配的處罰，并且為了防止再有人請立太子，明神宗下詔：“降處非為冊封，惡其疑朕立幼廢長，揣摩上意，置朕于有過之地，再有妄言者重治”。
此后，以內(nèi)閣首輔申時行為代表的文官集團自知逼著二十四歲的明神宗在王皇后年芳二十二歲的情況下立年僅三歲的庶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明顯有些理虧，所以就決定暫時先不上疏請立朱常洛為太子，大明的朝堂之上迎來了一個短暫的平穩(wěn)期。
萬歷十八年，朱常洛即將年滿八歲，已經(jīng)到了出閣讀書的年齡，對朱常洛教育問題極為關(guān)心的內(nèi)閣首輔申時行和內(nèi)閣輔臣王錫爵等人再次上疏請求冊立朱常洛為太子，明神宗對此仍舊是置之不理，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為逼迫明神宗就范居然共同上疏請辭，無奈的明神宗只好于當年十月令宦官向內(nèi)閣傳旨：“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的儀式將于明年十月舉行，條件是一年內(nèi)不能再有人上疏請立太子，否則的話將推遲至朱常洛十五歲時再立太子”。
好不容易等到了萬歷十九年八月，眼看再有兩個月明神宗就將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可是禮部居然在這個時候上疏請求提前準備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時的儀仗，此舉被明神宗認為是違反了之前提出的條件，所以就宣稱要等到朱常洛十五歲時再冊立太子。
這種情況下，為了逼迫明神宗盡早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吏科給事中鐘羽正、戶科給事中孟養(yǎng)浩等十二名科道言官于萬歷二十年正月先后上疏請立太子，結(jié)果全部被貶官罰俸。這樣，大明的朝堂之上就迎來了一個更加短暫的平穩(wěn)期。
萬歷二十一年正月，平穩(wěn)期再一次被打破，因為明神宗提出了將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皇五子朱常浩一起封王的“三王并封”之議，此舉在朝臣們看來是明神宗終于暴露出了想要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皇太子的本意，所以，朝臣們紛紛上疏反對“三王并封”，最終明神宗收回了“三王并封”之議，并表示王皇后在三年內(nèi)仍然不能誕下嫡子就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
然而，直到萬歷二十六年，明神宗依然沒有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的打算。這下，整個文官集團被徹底激怒了，當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官集團發(fā)動九卿、科道等衙門“各具疏詣文華門，恭進候旨，必得命乃敢退”。
在整個文官集團的逼迫下，明神宗終于在萬歷二十九年下詔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但是在文官集團看來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并不穩(wěn)固，因為朱常洵一直沒有就藩，直到萬歷四十二年的“梃擊案”發(fā)生，朱常洵才就藩洛陽，歷時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宣告結(jié)束。
通過國本之爭的整個過程我們不難看出明神宗完全是在文官集團的逼迫下才決定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如果對比一下永樂時期的國本之爭中以解縉等人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完全是靠著“父子情”和“好圣孫”來打動朱棣，進而幫助朱高熾獲得皇太子之位的情況，我們更加能發(fā)現(xiàn)一個事實：從永樂時期至萬歷時期，明代皇帝的皇權(quán)下降、文官集團的權(quán)力不斷擴大。
通過這個事實，國本之爭的本質(zhì)就是皇帝的皇權(quán)主導朝政還是文官集團的權(quán)力主導朝政，因為自土木堡之變以后，文官集團逐步將皇權(quán)圍困在了皇宮之內(nèi)，如果明神宗能成功將朱常洵冊立為皇太子，無疑就給皇權(quán)打破文官集團的圍困制造出了一個“破窗效應”。
可惜，文官集團是絕對不會允許這個“破窗效應”的出現(xiàn)，所以他們才會一再逼迫明神宗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而明神宗也不愿意放棄打破文官集團圍困皇權(quán)的機會，所以他必然不會輕易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這種情況下，明神宗為了削弱文官集團的實力竟然采取了一種相當極端的方式——缺官不補。
萬歷二十九年，根據(jù)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中的統(tǒng)計“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jiān)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甚至有朝臣請簡補明神宗也不聽。至萬歷三十六年，內(nèi)閣中竟然只有葉向高一人。?
面對明神宗的“缺官不補”，文官集團只能從一種松散的聯(lián)盟狀態(tài)轉(zhuǎn)變?yōu)楦泳o密的黨派，并且基于背后支持階層和爭國本策略的不同，文官集團的黨派又分為齊、楚、浙等黨一派和東林黨一派，這兩派既能共同支持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又為了誰能主導朝政而相互爭斗。
在明神宗“缺官不補”和文官集團的兩派又同皇帝爭國本、又互相爭斗的情況下，大明朝堂的混亂可想而知，萬歷四十六年，這種混亂終于釀成了薩爾滸慘敗。不僅如此，薩爾滸之戰(zhàn)后，文官集團中兩派之間的黨爭又貫穿了天啟、崇禎兩朝，直接導致了大明王朝的滅亡，所以，持續(xù)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就成了壓垮大明的第六棵稻草。
【璽言春秋明末歷史第五十七講，參考文獻：《明史》、《明神宗實錄》、《明史紀事本末》、《明會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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