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女人來說,何謂“聰明”?是鋒芒畢露、咄咄逼人?還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我想,都不是。
真正聰明的女人有一種“守拙”式的智慧,她的聰明既不賣弄亦不自守,而是一種了然于胸的慈悲和從容。
正如王小波所說,“沒必要說的話就不說,沒必要做的事就不做”。
她們知道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便不會把時間浪費在一些無聊的“追問”和“糾結”上,今天要寫的才女作家楊絳便是這樣聰明的女人。
楊絳和錢鐘書的愛情故事早已成為一段世紀佳緣,相比于民國時期才子佳人的“韻事”、浪漫廝守,楊絳和錢鐘書之間,更多的是一種融于生活的平淡相守。
而楊絳和錢鐘書之間,或許從一開始的相遇就有一種相見恨晚的默契。第一次見面,楊絳就被這個“蔚然而深秀”的男人所吸引。
而錢鐘書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聽罷則略帶羞澀緊張的說,“我也沒有男朋友”,此后便鴻雁往來,用楊絳的話說,他們已經(jīng)“fall in love(相愛)”了。
婚后,兩人亦是少有風花雪月的談情說愛,他們總覺得那太肉麻。更多的是生活里的點滴趣事和默契相守。
楊絳自稱最大的功勞就是“保住了”錢鐘書的“淘氣和癡氣”,任由他調(diào)皮地趁女兒睡覺給她畫了個大臉貓,甚至有時候陪他一起“胡鬧”。
一如三毛所說的,“愛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飯、睡覺、數(shù)錢這些實實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會長久的”,總是花前月下、你儂我儂的甜蜜固然浪漫。
但畢竟離生活太遠,多少帶有一些理想主義不切實際的虛架子;而唯有在瑣碎的生活中真切地相偎相依才能得長久。
真實的生活從來都是鮮花與荊棘并生,并不總是一帆風順、遂人心愿的。
但聰明的女人自能以其充滿智慧的頭腦和強大的內(nèi)心、樂觀從容應對生活的一切苦難與顛簸,而不必追問生活的盡頭是否苦盡甘來、未來與前程是否值得期待。
楊絳和丈夫錢鐘書經(jīng)歷過戰(zhàn)亂動蕩的年代,受過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折磨,即便是被剃成了“陰陽頭”,楊絳也依舊樂觀以對,做了假發(fā)套,和丈夫互相欣賞彼此的新發(fā)型。
而當生活窘迫、難以支撐的時候,是楊絳犧牲自己做學問的時間、一人挑起了家庭的全部負累,照顧一家人的衣食起居。
而錢鐘書的小說《圍城》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誕生的,錢鐘書甚至說,如果沒有妻子的支撐,“自己是斷然寫不成《圍城》的”。
真正聰明的女人不會被生活打敗,因為她們清楚生活的本來面目之丑惡,看透人生的無常與虛無,卻更能義無反顧地熱愛生活、擁抱生活,所以自不必追問人生是否真能“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只是但行好事,不問前程。
正如楊絳自己所說的,“知足常樂的心態(tài)才是淬煉心智、凈化心靈的最佳途徑。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于精神,這種快樂把忍受變?yōu)橄硎?,是精神對于物質(zhì)的勝利。這便是人生哲學”。
李銀河說,“如果別人對你的看法是一面鏡子,每個人都會被鏡子里的形象嚇壞”。
人活一世重要的是隨性自在、活出自己,修煉一顆強大的內(nèi)心,而不是一味地關心世俗的眼光、活在他人的世界里。
楊絳先生歷經(jīng)百年滄桑,最終悟得人生的真諦在于自己“內(nèi)心的淡定與從容”,而她也一直是這樣踐行的。
晚年遭遇女兒和丈夫先后離世的她,自有悲痛和不舍,卻沒有過于沉湎和自憐。
她知道自己在塵世間仍有未盡完的責任和義務,筆耕不輟、作成了《我們仨》記錄了一家三口曾經(jīng)的點滴快樂,又整理了丈夫錢鐘書的文集。
期間,外界一直有媒體、記者想要采訪她,但她都一一拒絕,甚至連研討會也不出席。
她拒絕外界的一切喧囂,只是安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內(nèi)心;即便是有人對她提出質(zhì)疑和非議,她也不做解釋,只淡然處之,可以說真正地做到了“和誰都不爭”。
她在自己的長篇小說《洗澡》中曾寫道,“假如說,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那么,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洗練自己,自覺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于禽獸無異。但是這又談何容易呢”。
是的,這又談何容易呢,可是她真真切切地做到了。
我想起七堇年曾在《被窩是青春的墳墓》里寫過這樣一個女孩子,“她總是很自然地把自己藏得很后面,矜持淡定,又有一種甚得情致的倦怠”;
聰明的女人“懂得掩飾自己的聰明”,有一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從容與淡定,如楊絳一般,不糾結于多余的情緒,不沉浸于無用的追問,只是靜守自己內(nèi)心的一寸之地,卻真實地擁有了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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