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洛陽是北魏后期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自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467—499）遷洛，至永熙三年（534）孝靜帝（524—552）遷鄴，北魏都洛凡41年。在這41年間，其城市面貌因受佛教擴張的影響，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階段性的歷史變遷。洛陽從遷都初期寥廓的漢晉遺留之都，逐漸發(fā)展成宣武、孝明帝時期（510—528）寺塔林立的繁華都市。其城市空間日益擁擠，給都城管理也帶來了壓力。京邑面貌的變遷過程體現(xiàn)出了佛教在南北朝時期所具有的巨大力量，這是值得我們關(guān)注并留意的。
一、引言
二、北魏遷洛初期的城市面貌——太和十七年（493）至景明二年（501）筑坊前
圖1 北魏洛陽城市及伽藍圖（公元493-501年）[15]
三、宣武、孝明帝時期的洛陽城市變遷與格局——景明二年（501）筑坊至武泰元年（528）“河陰之亂”前
圖2 北魏洛陽城市及伽藍圖（公元501-528年）[23]
四、 魏末佛寺的傾占與帝都空間之驟變——武泰元年（528）“河陰之亂”至永熙三年（534）遷鄴
圖3 北魏洛陽城市及伽藍圖（公元528-534年）[33]
五、總結(jié)
附錄一 龍門石窟北魏紀年題記分布情況（單位：品）[34]
孝文帝 太和年間：古陽洞（7）、其他窟龕（1）
宣武帝 景明年間：古陽洞（17）、其他窟龕（1）
正始年間：古陽洞（24）
永平年間：古陽洞（25）
延昌年間：古陽洞（13）、其他窟龕（1）
孝明帝 熙平年間：古陽洞（4）
神龜年間：古陽洞（11）、慈香洞（1）、石牛溪（1）、其他窟龕（2）
正光年間：古陽洞（9）、蓮花洞（2）、石牛溪（2）、魏字洞（5）、藥方洞（2）、火燒洞（8）、其他窟龕（6）
孝昌年間：古陽洞（5）、蓮花洞（5）、魏字洞（15）、石窟寺（1）、其他窟龕（2）
武泰年間：蓮花洞（1）
孝莊帝 建義年間：蓮花洞（2）
永安年間：石牛溪（2）、藥方洞（1）
節(jié)閔帝 普泰年間：蓮花洞（2）、普泰洞（1）、藥方洞（1）、火燒洞（1）、賓陽中洞（1）、趙客師洞（1）
孝武帝 太昌年間：蓮花洞（1）
永熙年間：古陽洞（1）、蓮花洞（3）、藥方洞（1）、趙客師洞（1）、其他窟龕（2）
附錄二 宣武、孝明帝時期洛陽新建寺院 （注：*為尼寺）
永寧寺 孝明時 靈太后立
*長秋寺[35] 蓋宣武時 劉騰立
*瑤光寺 宣武時 宣武帝立
*景樂寺 蓋宣武時 清河文獻王元懌立 “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拔墨I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fù)限礙。后，汝南王悅復(fù)修之[36]?！盵3]41-42
*昭儀尼寺 蓋孝明時 閹官等立
愿會寺 蓋孝明時 中書侍郎王翊[37]舍宅立
光明寺 宣武時 苞信縣令段暉舍宅立[38]
*胡統(tǒng)寺 宣武時 靈太后從姑所立。姑為尼，居此寺。[39]
城東
*明懸尼寺 宣武時 彭城武宣王元勰立[40]
龍華寺 宣武或孝明時 宿衛(wèi)羽林、虎賁等立
*魏昌尼寺 宣武時 閹官瀛洲刺史李次壽立[41]
*景興尼寺 蓋孝明時 閹官等共立
靈應(yīng)寺 孝明時 京兆人杜子休舍宅立 “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嘆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子休遂舍宅為靈應(yīng)寺?！盵3]64-65
秦太上君寺 孝明時 胡太后立
正始寺 宣武時 百官等立 “正始中立，因以為名。”[3]73
平等寺[42] 宣武時 廣平武穆王元懷舍宅立
景寧寺 蓋宣武時 太保司徒公楊椿立[43] “高祖遷都洛邑，椿創(chuàng)居此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盵3]88
城南
景明寺 宣武時 宣武帝立 “宣武帝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盵3]97
招福寺 孝明時 高顯略造[44]
秦太上公二寺 孝明時 西寺，靈太后立；東寺，皇姨立
正覺寺 宣武景明初 尚書令王肅立[45]
龍華寺 宣武景明初 廣陵王（元羽）立[46]
追圣寺 宣武景明年間 北海王元詳立[47]
歸正寺 孝明時 蕭衍子蕭正德舍宅立 “正光四年（523），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為筑宅歸正里。后正德舍宅為歸正寺?！盵3]116
菩提寺 蓋宣武或孝明時 西域胡人立
崇虛寺 為道教設(shè)，蓋宣武時立 在城西[48]，即漢之濯龍園也。 “延熹九年（166），桓帝祠老子于濯龍園，設(shè)華蓋之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盵3]126
城西
沖覺寺 孝明時 清河王元懌舍宅立
王典御寺[49] 蓋宣武時 閹官王桃湯立
法云寺 未知，蓋宣武或孝明時 西域烏場國胡沙門曇摩羅立
靈仙寺 宣武景明中 比丘道恒立
開善寺 蓋孝明時 京兆人韋英宅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nèi)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菏匣虘?，舍宅為寺?！袝笃蜕湓榌50]聞里內(nèi)頻有怪異，遂改阜財為齊諧里也。”[3]146-147
融覺寺 蓋宣武時 清河王元懌立
大覺寺 蓋宣武時 廣平王元懷舍宅立[51]
永明寺 宣武時 宣武帝立
寺名未知 宣武或孝明帝時 陳留王元景皓舍半宅立
城北
崇立寺 宣武或孝明帝時 “神龜元年（518）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jīng)，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盵3]168
凝玄寺 宣武或孝明帝時 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 “遷京之初，創(chuàng)居此里，值母亡，舍以為寺?！盵3]16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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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相關(guān)研究如榮新江：《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67-88頁；季愛民：《里坊規(guī)劃與隋唐長安寺院建筑布局的關(guān)系》，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330頁。
[2] 如服部克彥：《北魏洛陽の社會と文化》第二章《北魏の洛陽都城》，ミネルヴア書房1953年版，第15-46頁。
[3] 王惠君曾在《北魏洛陽における仏寺規(guī)制の推移と仏塔建立に關(guān)する考察》一文中，論及佛寺在北魏洛陽的總體建立過程，并考證了城中大部分已知寺院的成立時間，提出了寺塔高度與營建者社會地位成正比關(guān)系的結(jié)論。只是，筆者對王氏考證的部分洛陽寺院的成立時間，仍有疑問（譬如大統(tǒng)寺，王氏僅憑《正光三年大統(tǒng)寺慧榮造像記》即判定其為孝明帝時代成立的寺院，不夠準確），且其中遺漏了個別寺院的建立情況（如開善寺、廣陵王所立“龍華寺”、“莊嚴寺”等）。因此，有關(guān)這一方面的研究，仍需再作商榷與推進。參見王惠君：《北魏洛陽における仏寺規(guī)制の推移と仏塔建立に關(guān)する考察》，日本建筑學(xué)會：《日本建筑學(xué)會計畫系論文集》，第457號，1994年版。另外，傅熹年曾大概描述過北魏遷洛以后，都城內(nèi)佛寺發(fā)展的總體脈絡(luò)，但其也并未對此多作闡發(fā)。參見傅熹年主編：《中國古代建筑史（第2卷）》，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62頁。
[4]《水經(jīng)注》中關(guān)于金墉城、洛陽舊宮遺址等情況的介紹，反映出北魏重建洛陽是在魏晉洛陽城之基礎(chǔ)上進行。參見酈道元撰：《水經(jīng)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5-1438頁。
[5] “重建的洛陽以原魏晉洛陽城為內(nèi)城，在它的東、南、西、北四面拓建里坊，形成外郭……這種以原有都城為核心，外部主要在東、西、南三面的布局，在前此的都城中，只有北魏平城是這樣。由此可知，北魏重建洛陽，拓展外郭，是吸收了平城的傳統(tǒng)?！眳⒁姼奠淠曛骶帲骸吨袊糯ㄖ罚ǖ?卷）》，第81頁。
[6] 《南齊書·魏虜傳》：“（永明）九年（491），遣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楷式……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眳⒁娛捵语@撰：《南齊書》卷57，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990頁。
[7] 《洛陽伽藍記》云：“自延酤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為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為'王子坊’?！眳⒁姉钚f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47頁。同時，非宗室鮮卑貴族亦多居于城西地區(qū)，如穆（丘穆陵）氏穆纂，即住于城西宜年里（參見《穆纂墓志》，韓理洲等輯校編年：《全北魏東魏西魏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168頁）；侯（莫陳）氏侯剛，住于城西中練里（參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41頁）。
[8] 韓顯宗曾上書孝文帝，建議應(yīng)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眳⒁姟段簳肪?0，第1338-1339頁。
[9] 太和十八年（494）從南朝背逆歸順而來的王肅，被安置在城南“延賢里”內(nèi)（參見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08-109頁）。王肅之侄王誦，亦在宣武初期入國（參見《魏書》卷63，第1412頁）。從《王誦妻元貴妃墓志》可知，王誦住于“延賢里”西之“勸學(xué)里”，亦在洛陽城南（參見毛遠明校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冊，線裝書局2008年版，第349頁）。另外，從高祖遷都時期，王肅被安置在城南延賢里來看，永橋南面夾御道而設(shè)的“四夷館”、“四夷里”，很可能是在世宗景明二年（501）建坊之時或之后，才開始建設(shè)。
[10] 《續(xù)高僧傳·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記云：“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后隋（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fù)設(shè)靜院，勅以處之。”（參見道宣撰：《續(xù)高僧傳》，《大正藏》第50冊，第551a-b頁）。又，《續(xù)高僧傳·魏洛陽釋道辯傳》云：“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初住北臺，后隨南遷，道光河洛?！保▍⒁姟独m(xù)高僧傳》，第471c頁）。上述佛陀禪師和釋道辯即是當時隨孝文帝南遷的僧人之一。
[11] “自興光至此（指自文成帝復(fù)佛至太和元年［477年］），京城內(nèi)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薄段簳肪?14，第3039頁。
[12] 筆者曾總結(jié)過孝文帝遷都初期洛陽城中所遺留的漢晉名寺，參見周胤：《北魏洛京的建立與釋教信仰生活的新啟》，見樓勁主編：《魏晉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xué)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548-552頁，表1。
[13] 相關(guān)研究參見周胤：《北魏洛京的建立與釋教信仰生活的新啟》，第571-573頁。
[14] “（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饗群臣于太極前殿，賜布帛有差，以初成也。”《魏書》卷8，第195頁。
[15] 在已知考古資料之基礎(chǔ)上，查閱相關(guān)文獻，綜合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中華書局2006年版）；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以及傅熹年《中國古代建筑史（第2卷）》等著作中所附北魏洛陽城圖，筆者根據(jù)孝文帝遷都后直至宣武帝景明二年（501）筑坊前的諸多史實，重新繪制了這九年中北魏洛陽的城市及伽藍圖。（底圖修改自錢國祥所繪“北魏洛陽外郭城坊市格局推測復(fù)原圖”。參見錢國祥：《北魏洛陽外郭城的空間格局復(fù)原研究：北魏洛陽城遺址復(fù)原研究之二》，《華夏考古》2019年第6期，第74頁，圖一。）
[16] “步”為古代舊制長度單位，舉足兩次為“步”?！疤莆涞缕吣辏?24）始以五尺為步，前此皆以六尺為步?！眳⒁姾伪Γ骸侗蔽郝尻柍枪?guī)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冊，清華學(xué)報社1965年版，第230頁。其時之“一步”相當于今日之五尺，因此三百步即為一華里（500米）。參見趙福茹：《北魏洛陽里坊制度淺識》，洛陽市文物局、洛陽白馬寺漢魏故城文物保管所編：《漢魏洛陽故城研究》，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頁。
[17] 如何柄棣、宿白認為，《洛陽伽藍記》之說為正確，《魏書》似有傳抄錯誤（參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郭規(guī)劃》，第219-243頁；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杜金鵬、錢國祥主編：《漢魏洛陽城遺址研究》，第42-56頁）；王仲殊等學(xué)者則認為，“二百二十應(yīng)系三百二十之誤”（參王仲殊：《中國古代都城概說》，《漢魏洛陽故城研究》，第437頁，注81）；張金龍總結(jié)：“在三百二十三坊的面積中實際所筑的里坊數(shù)為二百二十坊。三百二十三坊是未筑前的方案，而二百二十坊則是筑成之后的實際數(shù)字”（參張金龍：《北魏政治與制度論稿》，第303頁）；劉淑芬以為：“洛陽城坊數(shù)三百二十或三百二十三，是指在洛陽城郭之內(nèi)及郭外地區(qū)所建的坊數(shù)，二百二十則是僅指在郭內(nèi)興筑的坊數(shù)”（參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學(xué)生書局1992年版，第418頁）。以上諸多的討論，均不曾細辯“里”與“坊”之間的差別，因此存在一定的偏頗，需再作商榷。
[18] 洛陽城中的不少“里”名，多由孝文帝創(chuàng)設(shè)，如“洛陽城東北有上商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參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67頁；再如前述之“延賢里”，也由孝文帝命名。參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09頁。
[19] 如齊東方認為：“洛陽的坊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下令建洛陽，第二年遷入，七年后的宣武帝景明二年（501）才在廣陽王元嘉的建議下筑坊。就是說城內(nèi)居民已經(jīng)基本安排妥當，形成了按人口管理的區(qū)塊，為了使'奸盜永止’才開始筑坊。這就間接地得到啟示，即當時的'里’與'坊’并不完全等同?！堵尻栙に{記》中可檢索出有名稱的里僅四十二個，有的幾百戶，而建陽里二千戶，歸正里三千戶，慕義里達萬戶等。說明當時筑坊時考慮了人口居住的現(xiàn)實情況，而且未必都是以一里見方之地嚴格地劃分。”齊東方：《魏晉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學(xué)的印證》，第56頁。
[20] 景明三年（502）“十有二月戊子，詔曰：'……今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遠，拂羽有辰。’”《魏書》卷8，第195頁。
[21] 《魏書·北海王傳》：“初，世宗之親政也，（元）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并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wèi)嚴固。高（太妃）時惶迫，以為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后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為逆亂。于時詳在南第……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shù)?，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薄段簳肪?1上，第562頁?！对斈怪尽份d其薨于正始元年（504）。參見毛遠明校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冊，第104頁?！段簳酚浽斢谑战吓_后二旬斃，則收禁南臺之時間，應(yīng)在正始元年（504）。從本傳載其事發(fā)時，宣武帝“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可知當時宣武帝處理政務(wù)之所，應(yīng)仍在金墉城內(nèi)。又，《魏書》載：“正始初，詔尚書門下于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薄段簳肪?9，第1536頁。當正始初年，中書外省仍設(shè)在金墉城內(nèi)，也可證明宣武帝蓋尚在城內(nèi)閱政。
[22] 參見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41、55、73頁。
[23] 在已知考古資料之基礎(chǔ)上，查閱相關(guān)文獻，綜合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以及傅熹年《中國古代建筑史（第2卷）》等著作中所附北魏洛陽城圖，筆者根據(jù)宣武帝景明二年（501）筑坊后直至武泰元年（528）“河陰之亂”前的諸多史實，重新繪制了這二十七年中北魏洛陽的城市及伽藍圖。（底圖修改自錢國祥所繪“北魏洛陽外郭城坊市格局推測復(fù)原圖”。參見錢國祥：《北魏洛陽外郭城的空間格局復(fù)原研究：北魏洛陽城遺址復(fù)原研究之二》，第74頁，圖一。）
[24] 如“建中寺”先為劉騰和高陽王元雍之宅。建義元年（528），爾朱世隆為爾朱榮追福，題以為寺（見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32-35頁）。另如“歸覺寺”，即舍自劉胡兄弟四人宅（參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96頁）。
[25] 日本學(xué)者村田治郎即有類似的看法。參見村田治郎：《中國建筑史叢考·仏寺仏塔篇》，日本中央公論美術(shù)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26] 盡管南北朝時期是講究門第的貴族社會，貴臣王親所造的寺院并不輕易對百姓開放，但佛寺仍然成為了文人雅士及普通民眾游觀嬉戲的佳處。如壽丘里內(nèi)“河間寺”，從河間王元琛宅轉(zhuǎn)變?yōu)樗掠^后，于佛誕日可開放給京師士女參觀?！堵尻栙に{記》載：“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嘆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眳⒁姉钚f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48-152頁。另外，城北凝玄寺、內(nèi)城景樂寺及城東宗圣寺，也都有對都城百姓開放參觀的情形。參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67頁；第41-42頁；第59頁。
[27] 相關(guān)研究參考周胤：《北魏武、明時期洛陽寺院布局與里坊規(guī)劃》，《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18年第10期，第153-154頁。
[28] 靈太后曾在熙平二年（517）春頒布有一則禁斷私度僧尼令，從中可見當時僧尼私蓄奴婢之盛。參見《魏書》卷114，第3042-3043頁。
[29] “（永平）二年（509）冬，沙門統(tǒng)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別……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后略）’?！薄段簳肪?14，第3040-3041頁。
[30] 《魏書·釋老志》載永平四年（511），宣武帝曾頒布詔書對濫用僧祇粟之現(xiàn)象進行整肅。同卷還記錄了尚書令高肇上奏言都維那僧暹、僧頻等欺壓僧祇戶之情狀。參見《魏書》卷114，第3041-3042頁。
[31] “（永平）二年（509）春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反。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見《魏書》卷8，第207頁；“延昌三年（514）（十有一月）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眾反，自號凈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見《魏書》卷8，第215頁；“延昌四年（515）六月，沙門法慶聚眾反于冀州，殺阜城令，自稱大乘”，見《魏書》卷9，第222頁。
[32] 武德九年（626）六月，發(fā)生玄武門事變，高祖立李世民為皇太子，統(tǒng)領(lǐng)萬機，大赦天下，亦停止上述詔令（即《全唐文》所輯《沙汰佛道詔》）。參見《舊唐書》卷1，第17頁。
[33] 在已知考古資料之基礎(chǔ)上，查閱相關(guān)文獻，綜合楊勇《洛陽伽藍記校箋》；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以及傅熹年《中國古代建筑史（第2卷）》等著作中所附北魏洛陽城圖，筆者根據(jù)武泰元年（528）“河陰之亂”后直至永熙三年（534）孝靜帝遷鄴前的諸多史實，重新繪制了這六年中北魏洛陽的城市及伽藍圖。（底圖修改自錢國祥所繪“北魏洛陽外郭城坊市格局推測復(fù)原圖”。參見錢國祥：《北魏洛陽外郭城的空間格局復(fù)原研究：北魏洛陽城遺址復(fù)原研究之二》，第74頁，圖一。）
[34] 此附錄在劉景龍、李玉昆編著：《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匯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附表二“北朝紀年題記的分布”之基礎(chǔ)上重新整理。參該書第66頁。
[35] 劉騰在宣武帝時任“大長秋卿”一職（見《魏書》卷94，第2027頁），因此“長秋”寺蓋在宣武時立。
[36] 元懌逝于正光元年（520），見《魏書》卷22，第592頁。目前發(fā)現(xiàn)有正光三年（522）《元悅修塔記》、《元悅遣賈良造像記》及正光五年（524）《元悅修治古塔碑銘》（見韓理洲等輯校編年：《全北魏東魏西魏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頁；毛遠明校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5冊，線裝書局2008年版，第160、248頁），蓋與修復(fù)景樂寺在同一時期。景樂寺如是孝明帝時期所建，則短時間內(nèi)應(yīng)無需修復(fù)，因此推測其蓋在宣武時立。又，到孝明帝時，內(nèi)城空間已很擁擠，除了舍宅，恐怕很難再找到空地立寺，因此推測其在宣武帝時立。
[37]王翊在宣武初入魏，其“頗銳于榮利，結(jié)婚于元叉，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見《魏書》卷63，第1412-1413頁。）王翊于永安元年（528）卒（見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6冊，第259頁）。因此，其得勢蓋在孝明帝時。考慮到其時內(nèi)城中已很難再覓見空地，立寺只能舍宅，因此王翊舍宅的時間，蓋在肅宗之時。
[38] “宣武（時期）。洛陽段輝聞地下鐘聲，得金佛一菩薩二。遂舍宅為寺?！保鬯危葆屩九停骸斗鹱娼y(tǒng)紀》，《大正藏》第49冊，第463c頁。
[39]“后姑為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魏書》卷13，第337頁。）可知胡統(tǒng)寺在宣武時立。
[40] 元勰于永平元年（508）見殺（《魏書》卷21下，第571頁），因此立寺時間應(yīng)在宣武帝時。
[41]《魏書·閹官》載李次壽在宣武帝時出為瀛州刺史。永平元年（508），勒眾征京兆王元愉，為愉所破。代還，遇風(fēng)疾，數(shù)年卒（《魏書》卷94，第2026頁）。由此可知李次壽卒于宣武帝時，該寺應(yīng)在其時立。
[42] “《馮翊王高潤修平等寺碑》：'永平中，造定光銅像一區(qū)，高二丈八尺。永熙年金涂訖功?！庇纱丝芍怂略谛鋾r立。（見［清］王昶：《金石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587頁下。）
[43] 很可能因景明二年（501）建坊，楊氏一族由景寧里搬至依仁里，遂分景寧里宅為寺。參見周胤《北魏洛京的建立與釋教信仰生活的新啟》第764頁中的相關(guān)論述。
[44] 高顯略于宅邸掘得蘇秦家金百斤，造招福寺。當時元乂秉政，就略索金（《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02-103頁），由此說明此寺造于孝明帝時。
[45] 正覺寺乃王肅為其前妻謝氏所造。王肅薨于景明二年（501），“肅臨薨，謝始攜二女及（王）紹至壽春”（《魏書》卷63，第1411-1412頁），因此正覺寺當在宣武景明初立。
[46] 元羽卒于景明二年（501）（見《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3冊《元羽墓志》，第339頁），則該寺蓋在宣武景明初立。
[47] 元詳卒于正始元年（504）（見《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冊《元詳墓志》， 第104頁），因此追圣寺蓋在宣武景明年間立。
[48] 平城時期的崇虛寺，乃為道教而設(shè)（見《魏書》卷114，第3055頁）。此洛陽崇虛寺既然建于桓帝祠老子之濯龍園故地，或就是平城時期該寺的翻版。另外在顯祖時，僧曹亦有負責供給道士衣食的情況，則彼時道教蓋多依附于佛教的管理之下。所以此崇虛寺乃屬于道教之寺，較為合理。
[49] 王桃湯在宣武帝時為“中嘗食典御”，則其寺蓋在此時建立（見《魏書》卷94，第2031頁）。
[50] 元順于肅宗時除吏部尚書，后轉(zhuǎn)兼左仆射（見《魏書》卷19中，第484-485頁）。因此《洛陽伽藍記》言尚書左仆射元順改阜財里為齊諧里之事，蓋發(fā)生于孝明帝時。而韋英妻梁氏舍宅寺的時間，也約在其時。
[51] 元懷薨于熙平二年（517）（見《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冊《元懷墓志》，第347頁）?！段簳份d元懷被宣武帝“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征，授以經(jīng)傳。世宗崩，乃得歸?！保ā段簳肪?2，第592頁。）因此元懷若生前舍宅，則極有可能是在宣武時期。
原載《南都學(xué)壇》2021年第6期。引用請以原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