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那個夏天，總共有八位未來的開國元帥，直接或間接參加了南昌起義，各類文獻在描述起義軍官團名單時，經(jīng)常會把“朱德、賀龍、劉伯承”三位老帥的名字排在前頭，而葉劍英、林彪、聶榮臻、陳毅、徐向前等五位則要排在其后。其中唯一的原因：是前三位的職務軍銜最高！
（朱老總）
先說一下另外五位元帥當時的情況：第二方面軍第四軍中將參謀長葉劍英、第二方面軍總部上尉參謀徐向前、第四軍第25師73團三營七連中尉連長林彪、第二方面軍總部教導團特務連準尉文書陳毅。
聶帥當時已脫離國民革命軍系統(tǒng)，在我黨中央的軍事部工作，被任命為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軍委書記，所以除了葉帥當時是將官身份外，另外四位還都只是尉官或者沒有軍銜。
而前面三位都已經(jīng)是“陸軍中將加上將”軍銜，也就是準上將的概念，袖口是可以綴上三顆星的（當時還沒有領(lǐng)章和肩章）。
（賀龍元帥）
這三位分別是：第五方面軍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團長兼南昌公安局長朱德、第二方面軍暫編第二十軍軍軍長賀龍、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劉伯承。
此間我們沒有列入第二方面軍第十一軍副軍長兼24師師長葉挺將軍，畢竟英年早逝，未能參加1955年的大授銜，讀者們或許不太理解的是：
賀老總確實是貨真價實的軍長，軍銜自然不低，可是朱老總和劉帥當時的職務并不高，為什么軍銜也是“中將加上將”呢？
（劉伯承元帥）
一、“加上將銜”起源于北洋時期
有一件事讀者要弄清楚，在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建立民國之后，到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之前，民國的中央政府只有一個，那就是位于北京的“北洋政府”，國內(nèi)所有軍隊也都執(zhí)行著北洋的軍制和軍銜。
換句話說，軍閥歸軍閥，割據(jù)歸割據(jù)，但還沒有哪方勢力敢公開否認中央政府。包括孫中山先生自1917年以后，聯(lián)合西南實力派在廣州另立的“護國軍政府”，打出的旗號也是“護法”而已，即護衛(wèi)《民國臨時約法》。
在此期間，盡管南北之間戰(zhàn)爭不斷，軍閥之間混戰(zhàn)不斷，但是軍隊的“模樣”卻是基本相同的，無論粵軍川軍滇軍湘軍，那都得算是民國的軍隊，帽徽也都是一樣的。
（北洋軍裝）
而北洋政府的軍銜體系傳承自清末，是清廷學習西方軍制的產(chǎn)物，體系內(nèi)軍官分為三等九級、軍士分三級、士兵分三級，其中的將官三級分別是上將、中將、少將。
在實際操作中，北洋軍制還實行了“加銜”制度，即當軍官晉升到某一較高的職務時，因其資歷和停年（某一軍階需服役的最低年限）尚未達到條件，或是為了控制某一軍銜的總體數(shù)量，而授予的臨時性軍階。
這一制度的實施，既控制了高級軍銜尤其是將軍銜的人數(shù)比例，同時也保證了停年制度的有效執(zhí)行，又解決了軍銜和職務不匹配所造成的指揮不便。
注意北洋軍制中，是所有的將校軍銜都可以臨時加銜的，比如陸軍少?？梢约又行ｃ暎戃娚賹⒁嗫杉又袑?，那么自然，也會出現(xiàn)“陸軍中將加上將銜”，比如滇軍名將蔡鍔，就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北洋時期的賀龍）
中將加上將銜的意思，就是因為受上將名額所限，一些軍隊職務得到晉升、或者需要進行獎賞的中將軍官，暫時先授予“加上將銜”，以后在合適的時機再正式晉升上將。
北洋政府的加上將銜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該員本非軍人，但因署理應該是上將級別的軍事職務，遂加以上將銜便于工作，民初各省非軍人都督加上將銜即屬于此類，當他們離任軍職后，“加陸軍上將銜”自動撤消。
另一種是該員本為陸軍中將銜，在此原官基礎上加以上將銜，我們習慣上認為的大多數(shù)的加上將銜，都屬于此類。主要是因為上將群體數(shù)量總得控制一下，熊貓多了不值錢，先“加陸軍上將”銜意思意思。
（朱德在護國軍團長任上）
不過加上將銜的獲得者，只是佩帶相應的軍銜符號，其他待遇仍按中將執(zhí)行，其軍級仍應視為中將銜，但是這一加銜制度在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明顯被濫用了。
北洋政府明令加上將銜者竟達198次，共有191人獲得加上將銜（其中7人被兩次加銜），如此龐大的數(shù)字，證明北洋軍隊的“加上將銜”過于泛濫了，造成上將、加上將銜的群體非常龐大。
這一時期，朱德、賀龍和劉伯承還只是滇軍、川軍的中級軍官。其中晉升較快的賀龍，1923年才是混成旅的少將旅長，直到1926年才晉升第9師中將師長，還沒有輪到“加上將銜”的機會。
（川軍時期的劉伯承）
二、國民革命軍的初期軍銜
所以應當了然，孫中山領(lǐng)導“護法戰(zhàn)爭”期間所指揮的軍隊，也是“民國軍隊”的一部分，為了區(qū)分，歷史文獻中分稱為“南軍”和“北軍”，除了政治立場不同，其軍制軍銜并沒有什么不同。
比如那位黃埔校長曾任粵軍第二支隊的“上校司令”，后來再任粵軍少將參謀處長、中將參謀長等等，其軍裝和軍銜跟“北軍”基本相同。因為在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前，還沒有什么“國民革命軍”的番號。
即便是1925年至1935年的十年間，國民革命軍基本也沿續(xù)了北洋時期的軍銜體系，而沒有設立自己單獨的軍銜體系，將官仍設上將、中將、少將三級，也照搬了“加上將銜”的特殊辦法。
到1931年4月13日，國民政府雖然頒布《陸軍軍官佐及士兵等級表》，但還是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軍階體制，軍官、軍士、兵的軍銜設置完全相同，僅僅是個別軍銜稱謂略有改動。
（《八月一日》劇照）
尤其是北伐軍節(jié)節(jié)勝利的時期，大批原北洋軍系統(tǒng)的部隊倒戈加入，在招降納叛的過程中，國民政府和北伐軍司令部大肆封官晉銜，只要愿意易幟，原來的少將就可以給中將、中將就可以給“加上將銜”。
到北伐軍實力迅速膨脹的階段，高級軍官的軍銜大致標準是：老牌軍長掛上將軍銜（指的是最初的八個軍，以及隨后加入的幾個軍）、新晉軍長（擴編和收編的軍）多掛“中將加上將銜”、師長則基本為中將銜。
朱德從歐洲留學回國后，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15日實任，隨即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因為是軍級黨代表，自然跟軍長級別對等，第二十軍也是新編軍。
劉伯承則于1926年12月31日，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五軍軍長，同時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這也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被任命的第一個軍長職務，不過該軍番號很快被撤銷。
賀龍所轄的獨立第15師能征善戰(zhàn)，擴編已成定局，1927年6月15日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同時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寧漢對立期間奉命“東征討蔣”。
也就是說，在南昌起義之前，朱德、劉伯承、賀龍都達到了當時的“正軍級”標準，并且都屬于新編軍的軍長，因此都獲得了“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劉、周、賀劇照）
而葉帥當時是新編第2師師長、第四軍參謀長，只夠掛中將銜。葉挺將軍是副軍長兼師長，也沒有達到“正軍級”的標準，也只夠掛中將銜。
特別說明一下啊，這里所說的正軍級、正師級，跟建國以后解放軍的“軍隊級別”肯定不一樣的，只是為了讓大家容易理解，打個比方而已。
因此這一時期的軍銜跟職務是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職務軍銜”，比如肖勁光從蘇聯(lián)回國后即被任命為師黨代表，立刻就給了中將軍銜，年僅22歲，因為也達到了正師級標準。
（葉挺劇照）
三、銓敘軍銜的出現(xiàn)
職務軍銜的特點，是一旦軍官的職務被撤，則原來的職務軍銜也就不存在了。南昌起義爆發(fā)后，敵人當然視起義部隊為“叛軍”，所以1927年8月2日，賀龍的暫編第二十軍軍番號即被明令撤銷。
軍長職務不存在了，賀龍的陸軍中將加上將銜自然也就被取消了，起義部隊的其他領(lǐng)導人賀龍和劉伯承，同樣也要被國民政府撤銷職務并褫奪軍銜。
當然了，這些老帥們既然已經(jīng)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哪還在乎什么編制在不在、軍銜有沒有，不過在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名冊里面，自然沒有了三位老帥的名字和中將加上將的軍銜檔案。
（葉帥在粵軍時期照片）
到1935年，有鑒于國民革命軍的上將群體數(shù)量過大，以及各山頭隨意亂授軍銜的情況，基本上已經(jīng)打服各派軍閥的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謀求軍令和軍制的統(tǒng)一，遂又搞出來“銓敘軍銜”。
同時成立的軍事委員會“銓敘廳”，其實就是對亂七八糟的原來軍銜來了一次大清理，頒布了新的標準軍銜體系和敘任辦法，無論將官之前獲授過哪一級軍銜，通通不承認了，推倒了重新來過。
在銓敘軍銜體系中，將官軍銜被重新分為特級上將、一級上將、二級上將、中將、少將共五個銜級，比較接近于當時德國軍銜的等級設置。并且規(guī)定了上將員額的數(shù)量限制，從而讓三個級別的“上將銜”含金量能夠高一些。
（紅軍時期的賀龍）
這么一搞，就只能把原來的一些上將“敘任”為陸軍中將了，其中有不少還是嫡系將領(lǐng)，這幫人由于受到寵信，職務卻升得很快，比如被敘任為陸軍中將的陳誠，此時已任軍政部常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
讓這幫人跟軍長一樣掛二顆星，顯然是職級不太相符，不免怨聲載道。無奈之下，國民政府于1936年追加補充規(guī)定，增設“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以滿足這部分人的需要。
因此要特別注意，北洋政府時期“加銜”適用于各個軍銜等級，而國民政府在1936年推出的加銜，僅適用于陸軍中將加上將這一特例，其他銜級則沒有加銜的規(guī)定，并且屬于銓敘軍銜的一個正式軍階。
（八路軍時期的朱老總）
1935年到1936年，仍然是紅軍與“白軍”激烈交戰(zhàn)的時期，我軍的那些老帥們，正在領(lǐng)兵和國民政府軍打仗，分屬兩個不同的陣營，又怎么可能參加什么“銓敘”？這一點必須要深刻理解。
抗日軍興，國民革命軍進行了大規(guī)模擴軍，增設了許多新的高級編制，諸如戰(zhàn)區(qū)、兵團、軍團、集團軍等等，自然也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高級職務，不少將領(lǐng)水漲船高升官了。
然而又來不及對所有新任官進行綜合的“銓敘”，于是為了適應戰(zhàn)時需要，特別推出了“職務軍銜”，性質(zhì)跟北洋時期差不多，即不管軍官的“銓敘軍銜”是什么，只根據(jù)需要出任的職務，臨時委任相應的職務軍銜。
再后來軍事委員會干脆規(guī)定，抗戰(zhàn)期間暫時停止“銓敘軍銜”的評定和晉升，以免亂套，而只以職務軍銜為戰(zhàn)時的職級體系。
四、老帥們的抗戰(zhàn)軍銜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共實現(xiàn)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第18集團軍），理論上已經(jīng)屬于國民政府的正規(guī)軍，當然也要給各級軍官頒授軍銜。
之前的文章特別說明過，無論紅軍將領(lǐng)們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授過何種軍銜，都已經(jīng)不能作數(shù)了。并且在1937年的這次軍銜授予中，也不可能按資歷、戰(zhàn)功、停年授予“銓敘軍銜”，只能是“職務軍銜”。
因此作為“路軍總指揮”，八路軍總指揮朱德被委任為“上將總指揮”的職務軍銜，要知道，路軍總指揮的級別很高，“路軍”編制本來可以下設“軍”、軍再轄師的，只是八路軍情況較為特殊。至于第二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東路軍總指揮的職務，是稍后任命的。
而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賀龍、120師師長劉伯承，只能委為“中將師長”，這與他們早年曾經(jīng)獲授的中將加上將銜關(guān)系不大，主要體現(xiàn)在他們的時任職務上，正規(guī)軍的師長當時大多為中將銜。
如果按照早年的資歷，賀龍和劉伯承都應該至少獲授“中將加上將銜”對不對？（從職務來看，授二級上將肯定偏高了），但問題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這一軍銜跟之前不同，它已經(jīng)是銓敘軍銜體系中的一級。
結(jié)論很清晰了吧？朱德、賀龍和劉伯承三位老帥，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均獲授了“中將加上將銜”，但是在抗戰(zhàn)時期，只能分別獲得上將和中將的職務軍銜。
其他參加南昌起義的幾位元帥，也根據(jù)相應的職務委任了職務軍銜：第八路軍中將參謀長葉劍英、第115師中將師長林彪、第115師少將副師長聶榮臻、第129師少將副師長徐向前等等。
而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獲委的是少將軍銜，因為新四軍初建時未設師級建制，“支隊”大致相當于旅級，所以支隊司令基本等同于“少將旅長”。
換言之，除葉帥的職務與1927年相近，仍然掛中將職務軍銜外，其他四位元帥的職務軍銜都跟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了，他們都已經(jīng)是軍隊的高級干部，而不再是基層軍官。
再比如葉挺將軍，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后，不僅脫離了國民革命軍系統(tǒng)，還因故遠走歐洲，直到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才回國，當然不可能參與什么“銓敘”。因此在新四軍組建后，被直接任命為中將軍長。
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抗戰(zhàn)期間老帥們的軍銜，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沒有任何的傳承性，完全是依據(jù)現(xiàn)任職務來委任的，特別用“委任”而非“敘任”，就是為了區(qū)別銓敘軍銜和職務軍銜兩套體系。
至于八路軍的其他將領(lǐng)，大體也遵循中將師長、少將旅長、上校團長等標準，分別委為相應的職務軍銜，比如少將旅長陳賡、少將旅長陳伯鈞等等，與1927年之前可能的軍銜不發(fā)生任何關(guān)系。
結(jié)語：
抗戰(zhàn)期間，無論被國民政府委任了何種軍銜，我們這些老帥們根本是不屑一顧的，因為委任方畢竟是另外一個陣營，除了負責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開國將帥們，在重慶等地會佩掛職務軍銜外（比如周公、葉帥、克農(nóng)將軍等），前線將領(lǐng)根本不掛軍銜。
關(guān)于職務軍銜的歷史記錄，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朱德配戴上將職務軍銜、彭德懷佩掛中將職務軍銜、葉挺佩戴中將職務軍銜的照片，至今還珍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里面。
1939年5月，八路軍曾經(jīng)考慮建立自己的軍銜體系，總部為此頒布了“八路軍編制表”，明確規(guī)定了各級職務的基準軍銜，分為六等十六級。但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這次軍銜未能完成評定便終止了。
直至1955年，朱德、劉伯承、賀龍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在十大元帥中分別排名第一、第四和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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