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一般認為，貫穿古典時代雅典政治史的主要矛盾是民主制和寡頭制的對立。然而，對雅典人政體思想的考察卻表明，民主制和寡頭制對立的政體光譜是古典時代后期的產物。古典時代早期，雅典人沿用了古風時代的僭主制和平等政治對立的政體光譜，不但不將民主制和寡頭制視為對立的政體，反而將二者都視作平等政治的不同形態(tài)，認為它們都是僭主制的對立面。公元前5世紀后期，由于國內階級矛盾激化，以及對外與斯巴達的戰(zhàn)爭，雅典開始出現(xiàn)將民主制和寡頭制對立的論述，但以僭主為敵的政體思想仍占據(jù)主流。直到公元前5世紀末，三十寡頭的殘暴統(tǒng)治才徹底重塑了雅典人的政體思想，使寡頭制在雅典人的政治觀念中迅速僭主化。公元前4世紀，寡頭政體在雅典人的政治話語中進一步僭主化，最終超過僭主制，成為民主制最主要的對立面。至此，民主制和寡頭制的對立結構成為雅典人中最普遍流行的政體光譜。
關鍵詞 古典時代 雅典 政體光譜 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 民主制 寡頭制
對合適或者最好政體的探尋，是古希臘政治學說的核心問題之一。為了認識、分析和比較種類繁多的政體，古希臘人構建了若干種政體光譜，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六種政體說”最為經典。除經典思想家外，一般的希臘人也會建構政體光譜。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就記載了當時希臘人中普遍流行的政體光譜：“正如人們談論風向時，只有北風和南風，其他都是二者的變體，政體亦是只有兩類，即民主制(demos)和寡頭制(oligarchia)?！睙o獨有偶，在同時期的阿提卡演說詞中，民主制和寡頭制也往往被視為黑白分明、相互對立的政體。這說明，民主制和寡頭制極端對立的政體光譜確實在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希臘，尤其是雅典，廣為流行。 在當代的古希臘史研究中，民主制和寡頭制兩極對立的政體框架也頗為流行，是學者分析古希臘——特別是古典時代雅典——政治思想與實踐的主要框架。學者普遍認為，由于古希臘歷史上窮人和富人在社會經濟層面的矛盾始終不可調和，民主制和寡頭制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的對立便成了貫穿始終的主要矛盾；古風時代以降，希臘城邦政治的主旋律是試圖追求民主權利的大眾和堅持自身特權的貴族之間的斗爭；在不同城邦之間，民主制和寡頭制的深刻矛盾導致雅典和斯巴達斗爭不止，并最終導致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爆發(fā)；而在城邦內部，民主制和寡頭制的斗爭影響了雅典的政治生態(tài)，使得雅典社會經濟矛盾激化、階級力量失衡、黨派斗爭日趨激烈、階級矛盾無法調和，最終導致民主制在公元前5世紀末兩度被推翻。簡言之，民主制和寡頭制的對立和斗爭始終是古典時代雅典政治觀念和政治實踐中的主旋律。 然而，本文試圖通過對古代雅典人政治觀念和政治實踐的分析來說明，民主制和寡頭制對立兩分的政體光譜并非先驗地存在于雅典人的腦海中，而是古典時期政治實踐的產物：從古風時代后期到公元前5世紀后期，雅典人中影響力最大的政體光譜一直是“以僭主為敵”；公元前5世紀中期，民主制和寡頭制兩個概念相繼問世，但關系并不對立，而是作為平等政治理念的兩種具體形式，并肩站在僭主制的對立面；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的寡頭革命——特別是三十寡頭的殘暴統(tǒng)治，敗壞了寡頭制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形象，開啟了雅典人將寡頭制僭主化的進程；最終，在公元前4世紀，寡頭制逐漸取代僭主制，成為民主制最主要的對立面，民主制和寡頭制兩極對立的政體光譜才成為雅典人乃至希臘人普遍接受的政治思考框架。 僭主一詞在希臘語中出現(xiàn)的時間很早。公元前7世紀的古風詩人阿基羅庫斯(Archilochus)最早使用該詞。當時它并無貶義，僅用以指稱奪取呂底亞王位的巨吉斯。但之后，在密提林的阿爾凱烏斯(Alcaeus of Mytilene)、雅典的梭倫(Solon of Athens)和麥加拉的特奧尼格斯(Theognis of Megara)等古風貴族詩人的詩歌中，僭主一詞便被逐漸賦予了貶義，用以指稱在希臘城邦內部斗爭中僭奪了巨大權力的個人統(tǒng)治者。這些古風貴族詩人之所以厭惡僭主，是因為僭主過于強大的權力帶來暴力和暴虐，破壞貴族間的平等關系，帶來奴役、壓迫甚至毀滅。因此，在古風時代后期的政體光譜中，僭主制遭到普遍的憎恨，成為希臘貴族政治思想中的極端負面政體。為了防范僭主制，古風時代的政治家設立了各種反僭主的法律。據(jù)《雅典政制》記載，在梭倫之前，雅典便存在一項法律：“雅典人的律法(thesmia)與祖制(patria)，任何人謀逆，實行僭主統(tǒng)治，或任何人幫助建立僭主統(tǒng)治，他和他的家族都要被剝奪公民身份。”《雅典政制》評價它是同時代比較溫和的反僭主法律，但其處罰力度仍具有震懾力。 古典時代的雅典人繼承了古風時代的反僭主傳統(tǒng)。例如，雅典公民大會的開場誓言便要求民眾以僭主及其仆從為敵。根據(jù)阿里斯多芬在《地母節(jié)婦女》中戲擬的一份公民大會的開場誓言，倘若任何人犯下對婦女大眾圖謀不軌、試圖同歐里庇得斯與波斯人和解、意圖成為僭主或合謀迎回僭主、作為奴隸向男主人泄露女主人私情等罪狀，便要詛咒此人和他的家族滅亡。作為喜劇的臺詞，這份誓言自然有戲謔的成分，但是其中詛咒僭主的語句，應該是從真實的公民大會誓言中直接摘引的。同樣的，雅典議事會的開場誓言，也極有可能包含對圖謀成為僭主的人及其幫兇的詛咒。此外，公元前410年，在民主制剛恢復的第一個執(zhí)政月，公民大會就要求每一位公民發(fā)誓用言辭與行動、選票與雙手，殺死任何推翻雅典民主制的人、任何僭政自為或者幫助建立僭政的人。盡管問世于公元前5世紀末，但這份誓言的內容與精神，和古風時代雅典的反僭主法律極為雷同，對待僭主的態(tài)度甚至更為嚴酷。 古典時期的雅典人還繼承了發(fā)端于古風末期的對刺殺僭主者的崇拜。所謂刺殺僭主者，是指雅典貴族哈默迪烏斯和阿里斯托格同。他們曾試圖刺殺二代僭主希庇阿斯(Hippias)，因此被稱為刺殺僭主者；雖然行動最終失敗，但他們仍被雅典貴族視為英雄；在庇希特拉圖(Pisistratus)家族被推翻后的同一年，雅典人就在市政廣場中心樹立起了哈默迪烏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格同(Aristogiton)的雕像；在希波戰(zhàn)爭中，這組雕像被波斯軍隊劫走，但在公元前477/6年，戰(zhàn)爭勝利后的雅典人立馬在市政廣場再度樹立起二人的雕像。自樹立之日起到公元前4世紀初期，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刺殺僭主者的雕像是市政廣場內唯一的凡人雕像。并且，自公元前5世紀中葉，雅典人每年都會在烈士紀念日祭祀刺殺僭主者。 由于對古風時期反僭主傳統(tǒng)的繼承與發(fā)揚，公元前5世紀雅典人最主要的政體思考框架仍是“以僭主為敵”的政體光譜。在雅典悲劇家的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個人統(tǒng)治者，無論是底比斯的國王克呂翁(Creon)、埃及的國王埃古普托斯(Aegyptus)，抑或是波斯的國王薛西斯(Xerxes)，都被描繪成利用強權施行暴力、暴虐無度的僭主。其中，歐里庇得斯(Euripides)《乞援女》中雅典國王特修斯對求見雅典僭主的底比斯使節(jié)稱，在雅典尋找僭主必定徒勞無功，因為僭主對城邦政治是最有害的，只會帶來暴力和暴虐，破壞法律、平等與正義，像砍掉春天的谷穗那樣殺死年輕人，霸占公民的財產與子女，摧毀城邦生活。歐里庇得斯對僭主的批評很有可能有著深遠的傳統(tǒng)和廣泛的影響。在希羅多德筆下的“政體辯論”中，奧塔內斯聲稱，即便是最優(yōu)秀的人成為僭主，也會因過度的權力變得暴虐、嫉妒，進而顛覆法律、強奸婦女、濫殺無辜，淪落為城邦政治生活最大的敵人。希羅多德說“政體辯論”發(fā)生在公元前522年的波斯帝國，但多數(shù)學者認為，它實際上所反映的更多是希羅多德所生活于其中的公元前5世紀中期左右的希臘人——特別是雅典人——對政體的看法與態(tài)度。這些證據(jù)充分說明，自古風時代中晚期到公元前5世紀中晚期，雅典人最主要的政體認知框架始終是“以僭主為敵”。 “以僭主為敵”的政體光譜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雅典的僭主政治被推翻的時間相對較晚，并且在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zhàn)爭中，僭主制一度有復辟的風險，因此雅典人對僭主制的反感與恐懼相對更強烈。另一方面，正如晏紹祥指出的，“就古代民主政治的起源來說，政治實踐先于表達它的話語產生?！币虼耍幢愎诺鋾r期的雅典人已經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但意識形態(tài)并未立即脫離古風時期政體思想的影響，依舊沿著古風時代中晚期“以僭主為敵”的政體光譜去認知和分析新時代的政治。這些原因都使得“以僭主為敵”的政體光譜在古典時代的頭一個世紀仍具有強大影響力。 “以僭主為敵”的政體光譜的一端是僭主制，另一端是平等政治(isonomia)。雖然平等政治概念現(xiàn)在遠不如僭主制、民主制和寡頭制等政體概念那樣廣為人知，但它卻是希臘政體思想發(fā)展史中繞不開的重要概念，發(fā)揮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所謂承上，是指它與僭主制共同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政體分析框架，這個框架在古典時代的第一個世紀仍有巨大的影響力。所謂啟下，是指民主制和寡頭制兩個日后水火不容的政體概念，曾經在一段時間內都被視作平等政治的某種表現(xiàn)形式。作為不同形式的平等政治，它們起初并非彼此間對立的敵人，而是同一戰(zhàn)壕并肩對抗僭主制的戰(zhàn)友。
平等政治的概念誕生于古風時代中晚期。現(xiàn)存史料中，平等政治的理念最早出現(xiàn)在紀念雅典的刺殺僭主者的酒歌中。酒歌稱，兩位英雄殺死僭主，將雅典變得isonomos。學術界普遍認為，酒歌問世的時間最早不早于公元前514年，最晚在雅典民主制建立前后。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平等政治的概念最早出現(xiàn)在公元前6世紀末的雅典。因為，公元前5世紀初年，克羅同(Croton)醫(yī)學家阿爾克麥翁(Alcmaeon)在討論醫(yī)學問題時，也用到了isonomia一詞。他聲稱，干燥與濕潤、冷與熱、苦與甜等諸種力量的isonomia，即調和與平衡，是健康的保證，而某一種力量的monarchia，即一頭獨大，是疾病的根源?！癷sonomia”被用作比喻，輔助人們理解復雜的醫(yī)學問題，至少說明作為政治概念的isonomia在阿爾克麥翁寫作的時代已經廣為人知，以至于可以脫離具體的政治內涵，作為抽象的概念單獨使用。因此，平等政治的概念很可能在古風時代中晚期便已廣為傳播。平等政治的概念內涵非常簡單和清晰。一般認為，isonomia的nomia可能最初源自動詞nemein(分配)，之后與名詞nomos(法律)聯(lián)系更為密切，因此其基本內涵是參政者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力和法律地位的政治秩序。然而，由于該概念并未對平等的范圍和方式，以及政治權利的使用者和使用方法做出規(guī)定和限制，因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政治語境中，平等政治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 在雅典人發(fā)明民主制之前，平等政治更多指的是貴族精英之間的平等，而非全體公民之間的平等。在希羅多德的筆下，當薩摩斯的統(tǒng)治者、“除敘拉古的僭主之外希臘人中無可匹敵的大僭主”波呂克拉特斯被害，他的繼任者邁安德里烏斯試圖廢除僭主制，“將權力放在中間(es meson)，向你們宣揚平等政治”。同樣的，當米利都的僭主阿利斯塔格拉斯試圖反抗波斯人的統(tǒng)治，他首先做的就是宣稱放棄僭主制，在米利都實行平等政治。甚至，即便在公元前5世紀中后葉，貴族之間權力平等的寡頭制依然可以被視作平等政治。例如，根據(jù)修昔底德的記載，公元前427年底比斯人稱自己不應該為希波戰(zhàn)爭期間的底比斯投敵行為負責，因為底比斯當時的政體，既不是“政治平等的寡頭制(oligarchia isonomos)也不是民主制(demokratia)”，而是少數(shù)人組成的權貴這種與法治和善政最為對立、“與僭主統(tǒng)治最為接近的統(tǒng)治形式”。奧斯瓦爾德指出，“政治平等的寡頭制”既可能指的是希波戰(zhàn)爭時斯巴達的政體，也可能指的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時的底比斯政體；雖然斯巴達的政體現(xiàn)在被視為典型的寡頭制，但它仍體現(xiàn)了一些平等的原則，如青少年接受平等的教育，成年男子在共餐制中的平等，所有公民都有權參選元老和檢察官；公元前5世紀后半葉的底比斯政體更堪稱“政治平等的寡頭制”，只有財富達到一定數(shù)量的人——通常認為是重裝步兵階層——才有權參與政治，但符合標準的人都有權平等地參與政治，他們共同組成的四個議會輪流處理政務，政策方針都需要經過四個議會的一致同意。無論底比斯人所謂的“政治平等的寡頭制”指的是上述哪一種政體，都表明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人心目中，寡頭制可以被視為平等政治。 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的雅典，平等政治獲得了新的意義，被雅典人用來指稱新興的民主政治實踐。古風時代貴族政治創(chuàng)制的概念被用來指稱古典時代的民主政治，根本原因是雅典民主制的“政治實踐先于表達它的話語產生”。根據(jù)現(xiàn)有史料，作為政治術語的demokratia的誕生時間很可能是在公元前5世紀60年代。這意味著，在雅典人創(chuàng)制民主制之后的半個世紀，他們可能完全不知道demokratia這個概念。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極有可能使用某個古風時代的詞匯指稱他們的新政體。事實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確實有將原本屬于貴族政治的話語和詞匯，轉化成民主政治的話語和詞匯，用來標榜和宣揚民主政治的能力。在這段時間內，雅典人用來標榜自身政體的概念，很可能就是isonomia。側面的證據(jù)是雅典人對刺殺僭主者的歌頌。公元前477/6年，雅典人在市政廣場重新樹立刺殺僭主者雕像，以歌頌他們殺死殘暴的僭主、為雅典帶來平等政治的偉大功績。與此同時，雅典人始終都在傳唱歌頌刺殺僭主者、贊揚平等政治的酒歌。因此，平等政治很可能就是古典時代早期雅典人用來標榜自己新政體的口號。更直接的證據(jù)是希羅多德的“政體辯論”。在這段對話中，他借奧塔內斯之口，稱大眾統(tǒng)治有兩個優(yōu)點：一是有最美麗的名字——平等政治，二是不為僭主所為之事；而在另一處，他明確將奧塔內斯稱為提倡民主制的人。換言之，奧塔內斯提倡的大眾統(tǒng)治就是民主制，而民主制的另一個名字就是平等政治。 雖然平等政治的表現(xiàn)形式多樣，但它與僭主制的兩極對立的概念結構卻始終不變。這是因為，平等政治本質是古風希臘貴族為了反抗僭主統(tǒng)治而發(fā)明的政治概念，反僭主與僭主制在政體光譜中處于對立的兩端是平等政治的基本特征。這一特點不僅存在于古風時代，而且延續(xù)到古典時代，是平等政治最堅韌的概念底色，為寡頭制和民主制所共有。因而，無論是將雅典變得isonomos的刺殺僭主者或是試圖建立isonomia的邁安德里烏斯和阿利斯塔格拉斯，抑或擁有isonomia之名的民主制還是底比斯使節(jié)口中政治平等的寡頭制(oligarchia isonomos)，都在各自的語境中與個人統(tǒng)治——tyrannis或者monarchia——兩極對立。這意味著，民主制和寡頭制兩個政體概念，并非在誕生之初就像南風和北風那樣針鋒相對、黑白分明，而是同為平等政治的不同形態(tài)，在僭主制與平等政治兩極對立的政體光譜中，并肩站在僭主制的對立面。 總之，在僭主制與平等政治極端對立的概念框架中，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分享政治權利的民主制是平等政治，符合一定資格限制的男性公民平等享有政治權利的溫和寡頭制，同樣也是平等政治。雖然二者實現(xiàn)平等的方式和享受平等權力的主體不盡相同，但對“平等”異調同聲地強調和堅定地反對個人統(tǒng)治的立場，使它們都將僭主視為自身政體的對立面，都并肩站在“以僭主為敵”的政體光譜的同一端。 具有寡頭性質的政治實踐、寡頭制的概念術語，以及民主制和寡頭制兩極對立的政體光譜，是三個完全不同概念，總的來說，仍是“政治實踐先于表達它的話語產生”。研究指出，寡頭制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在公元前5世紀初便已經形成，但作為政體概念的oligarchia要到希羅多德筆下的“政體辯論”才問世。而且即便形成概念，oligarchia也沒有如奧斯瓦爾德所認為的那樣，成為demokratia唯一的對立面和反義詞。相反，直到公元前5世紀中后期，僭主制仍是雅典人心目中民主制最大的威脅。寡頭制代替僭主制，成為民主制主要的對立面，是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寡頭革命的結果。暴力的寡頭革命使得寡頭制的形象在雅典人的觀念中僭主化，使得雅典人將僭主制的各種觀念特征和概念結構移植到寡頭制身上，促成了民主制與僭主化的寡頭制兩極對立的政體光譜的普及與流行。 民主制和寡頭制對立的思想在雅典登上歷史舞臺是公元前5世紀30-20年代。此時，雅典對外同斯巴達開戰(zhàn)，國內則貧富矛盾不斷累積，內外交困的局面迫使雅典人深入反思不同的政治體制的優(yōu)缺點，將民主制和寡頭制加以對比。伯里克利在國喪禮演講中批評斯巴達的政體為少數(shù)人的利益服務，稱“我們的制度叫民主制，因其統(tǒng)治權在大多數(shù)人手中，而非少數(shù)人手中”，并討論和對比了雅典和斯巴達的許多方面。歐里庇得斯《乞援女》中，站在雅典對立面的底比斯使節(jié)則稱，大眾愚昧而缺乏見識，只有貴族精英才能正確引導城邦。一份被歸到色諾芬名下的短篇政論作品——作者因堅定的寡頭立場被稱為“老寡頭”——更是將民主制和寡頭制兩種意識形態(tài)徹底對立：窮人和富人之間存在根本的階級利益沖突，如果窮人掌握權力，便會促進民主制的發(fā)展，而如果富人掌握權力，便會建立與民主制相對立的制度；世上所有最好的因素都與民主制相對立，但是窮人寧愿要自己建立的“惡政”(kakonomia)，也不要富人建立的“善政”(eunomia)，因為并不存在超越階級利益的政體；卓越之人建立的寡頭制會奴役民眾，而充滿無知、卑劣和不義的民主制卻能保護民眾的自由與權力。 然而，此時將民主制和寡頭制加以對比或對立的思想，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此時寡頭制普遍地、或多或少地被視為一種善政。哪怕堅定的民主派伯里克利也承認，生活在另一種政體中的斯巴達人作戰(zhàn)勇猛、遵紀守法，雅典人的優(yōu)勢在于，輕松自由的政體使人不必依靠外在的法律強制力，而只需依靠內心的勇氣，便可獲得同樣的美德?！袄瞎杨^”則赤裸裸稱民主制是“惡政”，寡頭制才是“善政”。這與公元前4世紀雅典人眼中完全僭主化的寡頭政體大相徑庭。其次，“老寡頭”式的民主制“惡政”與寡頭制“善政”兩極對立的政體光譜，不是雅典人分析政治的主流認知框架。因為在政治實踐中，只要民主制還能在雅典成功地運轉并有效地維護自身合法性，反民主制的寡頭派的力量和影響在雅典便很微弱。這一點，“老寡頭”也有清醒認識，即便他強烈反對雅典民主制，也承認民眾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確能有效地保衛(wèi)民主政體。因此，古典學家福瑞斯特指出，“老寡頭”的思想在當時影響可能并不是很大，至多代表著思想的潛流或支流，而非主流的認知。這種情況下，民主制和寡頭制對立的政體光譜自然不會是主流的政體認知模式。 這種將寡頭制視為一種或多或少的善政，而非民主制水火不容的對立面的政體思想，在公元前411年的雅典寡頭革命中得到集中展現(xiàn)。在這一年中，雅典人先后建立了四百人政體和五千人政體。以往的研究往往聚焦四百人政體，并將其倒臺視為雅典民眾(特別是窮人占多數(shù)的海軍大眾)支持民主制、反對寡頭制的證據(jù)。然而，仔細研讀史料就會發(fā)現(xiàn)，改變現(xiàn)行民主政體、建立寡頭政府的建議是得到了包括雅典的海軍大眾、重裝步兵、激進青年、公民大會等大部分雅典人的認同。因為他們大部分都相信裴珊德為代表的海軍高層的說法，即戰(zhàn)爭的失利已經使雅典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雅典人不能再“關心政體勝過存亡”，除了將權力集中到相對少數(shù)的人手中來盡力爭取外援之外，別無他法。并且，海軍和四百人寡頭政府之間的分歧，是建立五千人政體還是四百人政體的問題，而不是民主制和寡頭制之間的分歧。因為即便是五千人政體，也只有能夠裝備重裝步兵的五千人才有政治權力，政體的寡頭性質依然鮮明。然而，它仍受了廣泛的支持和認同，并且從公元前411年9月四百人政權被推翻到下一個執(zhí)政年的開頭(即次年6月)，存在了8個多月，即便在公元前410年年初，在戰(zhàn)爭的壓力已經大為減輕的情況下，也沒有被立即廢棄。這說明，此時的雅典民眾并不將寡頭制視為民主制的極端對立面，而是可以有條件地接受寡頭色彩鮮明的政體，民主制和寡頭制兩極對立的政體光譜并未在雅典人中間得到廣泛的傳播和認同。 大約同時，“以僭主為敵”的政體光譜仍舊主導著雅典的大眾意識形態(tài)。例如，修昔底德稱公元前415年雅典的“瀆神案”是“寡頭制和僭主制的陰謀”，但民眾心中真正畏懼的是“僭主制的陰謀”，而不是寡頭制，真正讓民眾對瀆神案無比緊張的原因，是他們因流傳廣遠的僭主故事而產生的對潛在僭主的深深恐懼，以及亞西比得在生活中處處表現(xiàn)出僭主般的作風，和他“渴望僭主制”的惡名。更出人意料的是，雅典公民大會公元前410年重建民主制后的第一個月頒布的德莫梵圖斯法令，號召民眾發(fā)誓向刺殺僭主者學習，殺死一切膽敢推翻民主制、建立僭主制的人。這說明，即便經歷了一次寡頭革命的沖擊，雅典民眾仍舊將僭主制視為民主城邦最大的威脅和對立面。 然而，短短幾年之后，這種將僭主制視為民主制最大的對立面，可以有條件地接受寡頭制的政體觀念，便因為三十寡頭的殘暴統(tǒng)治而在雅典民眾的腦袋中一掃而空。三十寡頭是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戰(zhàn)敗之后被斯巴達扶植上位的寡頭集團。他們對雅典的統(tǒng)治非常血腥，經歷過其統(tǒng)治的雅典人，無論政治立場為何，都將他們視為僭主的同類。色諾芬以欣賞寡頭制聞名，但在他筆下，三十寡頭的首腦克里提亞斯十分露骨地宣稱，如果統(tǒng)治者僅因為自己人數(shù)是三十人(triakonta)便不像僭主制(tyrannis)那樣將權力攥在手中，是愚蠢的。而民主派波呂克拉特斯在一篇贊揚雅典將軍特拉敘布魯斯的演說詞中，更是直呼他們?yōu)椤叭灾鳌?triakonta tyrannoi)。 三十寡頭除了為自己招政僭主的惡名，還沖擊了雅典人的政體觀念，改變了雅典人對寡頭制的看法。正如“三十僭主”這個名詞所暗示的，在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政治話語中，寡頭制逐漸與僭主制合二為一，從原本的僭主之敵逐漸蛻化成了類似僭主制的存在，繼承了僭主政體的各種負面特征，以及政體光譜中與民主制極端對立的位置。在公元前4世紀的演說詞中，寡頭制不再是民主制的并肩戰(zhàn)友，也不再是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接受的選項，而是完全淪為民主制的對立面，淪為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接受的邪惡政體。伊索克拉底的《戰(zhàn)神山議事會演說詞》生動體現(xiàn)了這一點。伊索克拉底的真實意圖是希望雅典人接受一種戰(zhàn)神山議事會掌握至高權力的保守甚至偏寡頭的政體，但他不敢如實直說，而是公開譴責寡頭制，贊揚民主制，以洗清自己身上的寡頭嫌疑：他聲稱自己向來譴責寡頭制和特權，贊揚平等與民主制；他批判寡頭制與平等相對立，與奴役相伴生，只想統(tǒng)治公民，充當敵人的奴隸，民主制則相反，想的是奴役他人，給公民以平等；他贊揚民主制，稱即便是糟糕的民主制，也比寡頭制更少不幸，而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則更是公正和幸福；他在演說中譴責寡頭制，贊揚民主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三十寡頭的統(tǒng)治過于糟糕，與民主制形成了鮮明對比——民主制下雅典人守衛(wèi)別人的衛(wèi)城，而三十寡頭統(tǒng)治時期雅典的衛(wèi)城卻讓敵人占領，民主制為雅典修建宏偉的廟宇和公共建筑，三十寡頭卻將之洗劫一空——不說舊日巔峰時期的民主制，哪怕當下的充滿問題的民主制，也遠比三十寡頭的統(tǒng)治值得稱贊。由此可見，由于三十寡頭的殘暴統(tǒng)治，寡頭制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經完全破產，民主制“善政”和寡頭制“惡政”鮮明對立的政體光譜已經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到公元前4世紀后半葉，在雅典人的政治話語中，寡頭制不但完全僭主化，甚至還替代了僭主制，成為民主政體最極端的對立面。演說家埃斯奇尼斯稱，世間存在三種政體，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前兩者處在政體光譜的同一端，掌權者隨心所欲地利用猜忌和武力進行統(tǒng)治，政體光譜另一端的民主制則按照法律進行統(tǒng)治；不僅如此，他還將寡頭制視為“不平等政治”中更具代表性的政體，將寡頭制和僭主制的統(tǒng)治者統(tǒng)稱為“寡頭們和管理不平等政治的人們”。民主斗士德摩斯梯尼不僅將寡頭制視作象征奴役、怯懦的政體，視之為代表自由、法治的民主制的對立面，更將寡頭制視作所有政體(politeia)的對立面。他宣稱，哪怕全希臘都與雅典人為敵，只要他們的政體是民主制，也要好于全希臘與雅典人為友，但政體都是寡頭制，因為民主制和寡頭制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二者勢如水火，無法共通共存。至此，寡頭制代替了僭主制，扮演起了政體光譜中非政體(non-politeia)的角色。至此，民主制和寡頭制極端對立的政體光譜取代了以僭主為敵的政體光譜，成了雅典人普遍接受的政體分析框架。
原文載《世界歷史》2022年第5期。因微信平臺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