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草書，很少有人注意。我想其中的原因是，今天所見宋人的書跡，行書多而草書少，此其一。其次，宋人的草書，論古韻不及晉，論氣魄遜于唐，今人撰寫書法史，以為不足稱道，往往按下不表。偶有涉及，不過是見樹不見林的提示。這對于那些靠讀書法簡史獲得常識的讀者，很容易留下宋人不好草書的印象。歷史的真相恰恰相反，宋朝書家好寫草書。
宋初，下令將內(nèi)府收藏的法書摹刻成《淳化閣帖》的宋太宗，雅好翰墨。朱長文(1039—1098)稱贊太宗“草書冠絕”，米芾說他“草入三昧”，如果不是一味奉承，太宗當以草書見長。太宗第三子趙恒(宋真宗)，蹈襲父風，也能草書。
太宗朝，吳越王錢俶歸順于宋，他“作字善顛草，其斡旋盤結(jié)，不減古人”(《宣和書譜》)?；兆跁r，內(nèi)府收藏的錢俶書作，全是草書。李建中(945—1013)是宋初名家，傳世書跡《同年》、《土母》、《貴宅》三帖，都是行書。但是，他的草書亦妙，黃庭堅有詩詠其草書，云：“仲將伯英無后塵，爾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wèi)，不獨右軍能逼人?！焙靡]人材的杜衍(978—1057)，致仕后寓居南都凡十年。蘇軾說他“晚乃學草書，遂為一代之絕”(《東坡題跋》卷四)?！缎蜁V》記載他喜歡與草書家蘇舜欽論書。他年位雖重，而尺牘必親作，韓琦嘗以詩謝其書云：“因書乞得字數(shù)幅，伯英筋骨羲之膚?！钡约簠s說：“衍老來多病，不能書，故信筆亂寫耳。而君謨(蔡襄)過以草圣推許，使人懷愧不已。”這是他信札中的一段話，收刻在《停云館帖》中(見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
蘇舜元(才翁)、蘇舜欽(子美，1008—1048)兄弟是宋朝最負盛名的草書家。按《宋史》記載，舜元的草書要勝過舜欽。蘇軾《題蘇才翁草書》詩云：“才翁草書真跡，當為歷世之寶?！睆堮纭睹鞯离s志》稱“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子美”。劉克莊在《后村集》中談到這樣的事情：“裕陵(神宗)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焙我灾链?劉克莊的解釋是：“書家謂才翁筆簡，唯簡故妙?！钡?，在宋人的筆記中，于蘇舜欽的記載要多得多，元朝人修《宋史》，蘇舜欽有傳，而舜元事履則附記其后，還不足兩行?；兆趦?nèi)府收藏的宋朝名家書跡，錄舜欽而無舜元。究其根由，恐怕別有原因。比如，蘇家自蘇易簡始，就富有收藏，經(jīng)蘇耆傳至舜欽，又由舜欽傳二子泌、激，米芾的一些書畫藏品就是從蘇家換來的，米芾稱蘇家“四世好事有精鑒，亦張彥遠之比”(《寶章待訪錄》)，但米芾提到舜欽卻不及舜元。米芾還談到，懷素《自敘帖》中“前一帖(前一紙)破碎不存”，為“舜欽補之”，直到今天，書壇還流傳蘇舜欽補書《自敘》前六行的佳話。佳話能夠傳揚人的名聲，名人的丑聞訟案也是史家喜好錄寫的資料?！端问贰酚涊d，蘇舜欽在慶歷四年“用鬻紙公錢召妓樂”，“坐自盜除名”，此事轟動一時。史家認為這是蘇舜欽岳父杜衍的政敵王拱辰做的政治文章。舜欽既被放廢，離京居吳中，“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也為文人墨客傳頌。他還是名相杜衍的快婿，大概也是他身后名聲大于其兄的原因吧。蘇氏兄弟的草書，在宋朝頗有地位，如劉克莊所說：“二蘇草圣，獨步本朝?！秉S庭堅學周越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看到二蘇草書后“乃得古人筆意”。蘇軾曾經(jīng)嘆息：“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但認為蘇氏兄弟的毛病是“俱太峻，非有余，乃不足也”。
周越的草書，在仁宗朝名聲很盛，“學者翕然宗之”。慶歷年間(1041-1048)，有州官司馬尋者，“善效越書，觀者不復真贗”。黃庭堅、米芾年青時都學過周越的字。周越的情況，朱長文《墨池編》卷十、《宣和書譜》卷十九記載得較為詳備。周越字子發(fā)，淄州人，“仕歷三門發(fā)運判官，以司勛員外郎知國子監(jiān)書學，遷主客郎中以卒，草書精熟”(《墨池編》)。在他的家族中，“昆季子侄無不能書”(《宣和書譜》)。周越的哥哥名周起，《宋史》卷二八八有傳，“也能書”。傳后附記周越，元朝人編史誤為“周超”了。周越作草，筆畫剛勁，字不妄作，有法度。但是文人書家看不起他，黃庭堅學周越草書時，錢勰和蘇軾都說黃的“草書多俗筆”。蘇軾還說：“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苏Z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于學。此弊之極，遂至于周越、仲翼?！泵总酪睬撇簧现茉降牟輹凇懂嬍贰分刑岬揭恍┎蝗肓鞯漠嫿持鲿r，他以嘲笑的口吻說：“茶坊酒店里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彼麄冚p視周越，大概是因為周越的草書缺乏神韻，即黃庭堅后來評周越草書的“勁而病韻”。周越的俗名很大，徽宗內(nèi)府收藏他的書作，三件都是草書，但《宣和書譜》的作者也不能不說他的草書有“俗氣”。傳世的周越書跡，見多識廣的啟功先生自述平生所見，“唯石刻四事，皆跋尾”，其中作草書者，為“陜刻懷素《律公帖》后的周氏跋語”，筆勢雄強飛動”，如黃庭堅所評：“子發(fā)下筆沉著，是古人法。”
曾經(jīng)痛感“書之廢莫廢于今，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shù)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也”的歐陽修(1007—1072)，力矯時弊，用心練字，他是“只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歐陽文忠公集》卷一三○“學真草書”條)。
蔡襄(君謨，1012—1067)是宋朝書法振興的標志性人物。他“頗自惜重，不輕為書”，仁宗深愛其跡，嘗使其書《溫成皇后碑》，他辭而不書，并說：“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書，所以自游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墨池編》卷十)他的書法，歐陽修說：“向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于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唯意所為，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為寶。”(《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七三)歐陽修評蔡襄的字，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蘇軾持相似的看法，但換了一種表述方式：“大字不如小字，草字不如真字，真不如行也。”(《東坡題跋》卷四)他推崇蔡襄的書法是“近世第一”。蔡襄寫草書，“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山谷題跋》卷五)，他主張：“必先楷法，漸而至于行、草。”這大概也是他學書的體驗。后來蘇軾也說：“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正未能書，而以行、草稱也?！?《東坡題跋》卷四)黃庭堅從張旭楷草二體兼妙而受啟發(fā)，同樣主張“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山谷題跋》卷五)。
宋朝的書法，在仁宗時期繁榮起來。歐陽修感嘆的士大夫“忽書為不足學”，“僅能執(zhí)筆”的局面已經(jīng)改變。這一時期負盛名的書家，大多好寫草書，更有以草書為勝場者。除上述各家之外，還有善草隸的錢昆、錢惟治、陳堯叟、周延雋，寫唐草的李居簡，得懷素之骨的張維，善尋尺大字草書的錢易(錢昆之弟)等。
神宗朝，草書數(shù)張友正最著名。他是太傅張士遜的幼子，“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書為‘本朝第一’”(《宋史》卷一一一張士遜傳)。雖然神宗捧張友正，蘇軾、錢勰卻不承認這個“第一”，黃庭堅說，“蘇子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友正”。張氏的草書的確是名噪當時，《海岳書評》稱他的草書“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端正自然，別具一種嬌態(tài)”。董逌《廣川書跋》稱張友正“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為鋒長，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搖動，勢若宛轉(zhuǎn)，其書別構(gòu)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fā)，不逮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張友正的草書早已不傳，我們只有從宋人的這些零星而且品評觀點并不一致的記載中，推測他是學晉人草書。
錢勰(1034—1097)和蘇軾(1037一1101)也工草書。
錢勰字穆父，是吳越王錢镠的五世孫。他的草書不傳，據(jù)宋朝的李綱說，“有魏晉人筆法”，而且對自己的草書非常愛重，不贈予他人。
蘇軾的草書作品，收刻在《西樓蘇帖》中。他寫的草書，臨帖是晉人面目，自運則類唐風。他認為自己酒后寫的草書好：“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為不及?！?《東坡題跋》卷四“題醉草”)有人向他求草書，他要既醉而書。其實，蘇軾的酒量不大，黃庭堅說他“一杯便醉”。蘇軾是極敏感的人，他說“醉后輒作草書十數(shù)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東坡題跋》卷四“跋草書后”)。宋人酒后作草書，是向唐人張旭那里摹仿來的。而張旭醉酒作書，宋人誰也沒有看見過，只是由唐人的詩文記載看來的，再憑自己的想象去發(fā)揮。張旭醉酒后作草書的狀態(tài)，蘇軾作過體驗性的解釋：“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不全。”(《東坡題跋》卷四“書張長史草書”)借他評詩的話補充，即所謂“醉時真境發(fā)天藏”(《東坡題跋》卷三“書曇秀詩”)。
蘇軾的交游圈內(nèi)，有不少人好草書，或以草書名家。
以畫竹著稱的畫家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文同是蘇軾的從表兄。蘇軾、司馬光都很敬重他。文同“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宋史》卷四四三)，曾對蘇軾說：“余學草書幾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后因見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碧K軾說他“詩鳴草圣余，兼入竹三昧。”“蘇門四學士”中，黃庭堅、秦觀、張耒都工草書。黃庭堅寫大草，初師周越，后法唐人，晚年以草書負盛名，世人皆知。而秦觀作草是東晉風致，張耒則飄逸可觀，世人多不知。長安石蒼舒，字才美。他很推重蘇軾的書法，自己也好行、草書。蘇軾的名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是蘇軾贈石蒼舒詩中的句子，這篇詩，名《石蒼舒醉墨堂》。蘇軾在詩中形容石蒼舒寫草書是“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蘇轍也有一首詩題相同的詩，云：“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經(jīng)營妙在心，舒卷功隨手?！焙贾萘^堂老人了性，精醫(yī)道且善草書。蘇軾有《六觀堂老人草書》詩調(diào)侃他“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稱許他“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丹徒柳瑾，字子玉。蘇軾有《觀子玉郎中草圣》詩，稱贊他寫草書“運筆如閃電”，其筆力之強，“百斛明珠便可扛”。從蘇軾游學的王鞏，是宰相王旦的孫子，工部尚書王素的兒子，神宗朝草書名家張友正是他的舅舅。王鞏寫的是小草，蘇軾稱道他的草書“頗有高韻”，預言“必有傳于世”，后來的事實偏偏與蘇軾作對，王鞏的草書沒能傳世，現(xiàn)在只能見到他的行書《冷陶帖》和《老病帖》。太原王詵(晉卿)是蘇軾好友，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牽連往來者凡二十四人，其中王詵受累貶官均州，“不相聞七年”。元祐元年，兩人先后還朝，“相見殿門之外”，作詩唱和。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的蘇軾手跡《題王晉卿詩后》，記有其事。王詵好收藏，工書畫，草書學小王，似乎也好幾筆張旭的大草。他有一件行草書作品傳世，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藏品。
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兩朝，善寫草書的名家多多?；兆诒救司褪且晃缓苡兴囆g(shù)才華的皇帝，他的“瘦金書”廣為人知，草書也寫得很瀟灑?，F(xiàn)藏上海博物館的《草書紈扇》最為精采，是用硬毫小筆寫草書，草勢放而不狂，筆姿雅而不弱。
米芾(1051—1107)和薛紹彭(道祖)專學晉人草書。米芾愛臨晉人草書帖，并不限于二王。他寫草書有側(cè)險態(tài)，但恪守晉人格調(diào)。薛紹彭的草書，文雅得鋒鏑不露，不浮不急，頗得趙孟頫的好評：“道祖書王謝家子弟，有風流之習”，但“微有按模脫塹之嫌”。薛紹彭與米芾交情很好，又同好晉人書法，人稱“米薛”。大概薛比米年長，他要講長幼之序，致書米芾說：“書畫間久不見薛米”，似有不快。米芾毫不相讓，直言道：“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p>
米芾在徽宗崇寧末、大觀初年擔任過書學博士。在米芾任書學博士之前，成都人李時雍(致堯)由尚書郎馮澥推薦，也擔任過書學博士。李致堯工書畫，所畫墨竹，逼似文同;其草書，有懷素氣象。魏了翁《鶴山題跋》(卷二)有記錄。李致堯向黃庭堅求過字，《山谷題跋》卷七記載：“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shù)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草，學書四十年，今夕所謂鰲山悟道書也?！笨磥硎屈S庭堅很得意的書作。
宣和四年，復置書學博士，徐兢(明叔)與米元暉、杜唐稽同時應選為書學博士。徐兢能畫墨竹，逼似文同。也能寫草書，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一錄有他在米元暉書《韓退之五箴帖》的草書題跋十二行，另有草書《向熱帖》九行。
《東觀余論》的作者黃伯思(長睿，1079—1118)，一生好古文奇字，以古文名家，作《淳化秘閣法帖刊誤》二卷，《宋史》記載他各體書皆妙絕。黃伯思寫草書，既便今草，又能章草，曾手招張芝、索靖章草《急就篇》，并補其遺字于卷終。這種本領(lǐng)，在宋朝書家中很少見。宋朝能寫章草者甚少，李煒能寫，是宋初人。
黃庭堅的舅舅李常(公擇，1027—1090)好草書，其弟黃幼安也酷好作草書，因黃庭堅入黨籍，他受牽累不能出仕，在家鄉(xiāng)“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圣之聲欲滿江西”(《山谷題跋》卷五)。像這樣寫草書的地方名家，在宋朝恐怕也有不少。
北宋后期以寫草書名世的書家還有劉燾和王升。另有劉次莊、張閎道、趙令穰、鐘離景伯、張商英等，都是北宋時期能寫草書的書家。
宋室南渡之后，寫草書的風氣依然很盛。高宗趙構(gòu)好書法，自稱“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筆墨”。他遍臨古今名家，亦能作草，有草書《千字文》傳世。南宋能寫草書的書家，可以列出一份名單：權(quán)邦彥、宗澤、張九成、吳說、范成大、朱熹、方士繇、吳琚、陸游、葉閭、黃仁儉、姚現(xiàn)、白玉蟾、釋靜師。而實際的人數(shù)，又豈止此限。
南宋草書，引人大感新奇的是吳說寫的一種草書：輕盈圓活而且細勻得沒有提按頓挫的筆畫，飛移紙上，仿佛春風中的游絲，吳說自名“游絲書”。劉子翚作詩贊曰：“清圓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zhuǎn)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庇谓z書屬雜書一類，取用草書體才能寫得連綿。岳珂說，吳說的游絲書有所本，“考之唐書，呂向能一筆環(huán)寫百字，若縈發(fā)然，世號連綿書”。吳說寫游絲書，也寫草書，看來他對二者是有所區(qū)別的。
宋朝人寫草書，取范前賢，非晉人小草即唐人大草，他們并無超邁晉唐、遠紹張芝的欲念。對于宋人，晉韻遠，唐風近，近代的風氣容易習染，所以宋朝的草書名家，都以寫大草見長，如錢俶、周越、杜衍、蘇舜欽、黃庭堅等。當時寫大草成為風氣，以至流俗到“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全無古法，連黃庭堅也看不過去，出言譏刺。
米芾對唐人的草書大不以為然，他說：“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聊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光尤可憎惡也!”(《論書帖》)這樣激烈的言辭，或許寄寓了矯正風俗的意愿?？陀^地說，宋朝書家學晉人草書者，并不是少數(shù)，就是寫唐草的書家，依然頂禮晉人。可是，唐風對宋朝人的沖擊力很大，一些學晉人草書的書家，如蘇軾，自運時放達率意起來，無意中也轉(zhuǎn)向了唐風。
所以，就宋朝的草書風尚而言，晉韻已不是具體的形態(tài)規(guī)范，卻更像是一個理想符號，唐風才是宋人筆墨歡騰之所在。那里有筆墨的自由，有官能的強烈刺激，有情緒的快意渲泄，可以作精神的享受，可以顯賢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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