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天國運動興起以來，大清便陷入了地方督撫權勢過大的政治困境當中，無論是湘軍集團的曾國藩、劉坤一、左宗棠，還是淮軍集團的李鴻章，無不獲得了大清開國以來漢臣所能享盡的最高權力。就在1900年，義和團一路北上進入北京，八國聯(lián)軍即將發(fā)起對大清的致命一擊。大清最富庶的東南地區(qū)，各督撫正與中央政府進行著秘密溝通。
一、電報南北飛
1900年初夏，當八國聯(lián)軍尚未進入北京城之前，東南地方督撫便已經注意到北方義和團民的暴力行為可能會引發(fā)巨大的風暴，他們也開始與中央進行著緊密而又頻繁的聯(lián)系。
1900年6月，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多次向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發(fā)電，強調中央政府想要利用義和團來打擊洋人的想法是大錯特錯，一旦拳民擾亂京城，必然會引發(fā)西方軍隊的強勢介入。
16號那天，張之洞再次向北方發(fā)電。這次的致電對象地位更為重要，他便是后李鴻章時代的首要大臣榮祿。
影視劇中的榮祿
在電報中，張之洞再次表達他對中央政府政策的嚴重反對，并希望榮祿能夠力挽狂瀾。同時，時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同樣多次致電榮祿等中央大員，請求中央迅速剿滅義和團，千萬不要因此招惹西方各國，大清連小日本都打不過，更何況是好幾個西方列強呢！
沒想到，劉坤一在電報中預測的事情，竟一語成讖。
事實上，在八國聯(lián)軍向大清發(fā)動進攻之前，身處華洋雜處第一線，時常與洋人打交道的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地方大員，就已經認識到，朝廷盲目借用義和團的力量來反洋，實在是太瘋狂了，也很有可能招惹西方再次進攻中國，重演40年前北京城被攻破的慘劇。
義和團
二、畏于慈禧的慶榮二人
從東南發(fā)出的電報一封封發(fā)往北京城，但卻沒起到什么效果。
沒辦法，1900年6月21日，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北巡撫于蔭霖發(fā)起，兩江總督劉坤一、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江西巡撫松壽、湖南巡撫俞廉三、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等8名南方地方大員，聯(lián)名向中央上奏，請求中央嚴厲懲處義和團“叛匪”，并迅速撫慰各國使館工作人員，向他們說明大清并無與他們決裂的意圖，以此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影視劇中的張之洞
遺憾的是，由于道路受阻，奏折發(fā)送至北京時，朝廷已經向西方各國宣戰(zhàn)，而榮祿在閱覽上奏內容之后，立即向南方各省大員回信，稱他十分清楚大清是無法對抗眾多西方強國的，但如今的朝廷，無論是慈禧、皇室要員，還是朝廷大員，都十分信奉義和團，認為可以借義和團勢力來打擊西方人，事情已經無法改變了。
慈禧
這封回信是中央在戰(zhàn)爭開始后向南方大員發(fā)出的第一封回信，信里清晰地表明，即便知道利用義和團是錯誤的，但畏于慈禧的權威，也無法改變現實。
接到回信之后，一些南方大員滋生悲觀的情緒，如李鴻章便認為榮祿、奕劻都無法改變現實，他們身處地方，更是無法改變西方入侵中國的現實。
李鴻章
三、大戰(zhàn)之中的南與北
接到北方來信之后，劉坤一等人知道，開戰(zhàn)已無法避免，但依舊想做些什么來盡量減少損失。1900年7月，張之洞、劉坤一接連致電奕劻等人，懇請朝廷一定要保護好各國使臣，千萬不要損害他們的人身安全，如果各國公使受到損害，甚至會導致大清“滅亡”。
北京東交民巷使館街
在地方大員看來，奕劻、榮祿是北京城內唯一可挽救大局的人，他們不僅以個人名義接連致電北京，還多次聯(lián)合各地督撫聯(lián)名上奏。
6、7月間，東南督撫聯(lián)名向榮祿、奕劻請求救援西方使節(jié)的電報共有三次，要求中央一定要保護好洋教士，并悼念被殺的德國公使克林德。除此之外還要處理好賑濟災民、剿滅“義和團匪”等事宜。排除電報中的“媚外”色彩之外，電報中所表達的地方對國家安危的關注，也是十分明顯的。
德國公使克林德
眼見中央在對外開戰(zhàn)一事上越走越遠，南方督撫也不再把希望放在在榮祿等人的身上，他們開始主動接觸西方列強，希望能夠保全南方地區(qū)的秩序不被戰(zhàn)爭破壞，由此引發(fā)了一場大清地方官員集體“反抗”中央的“東南互保運動”。
文史君說
其實早在東南互保運動之前，大清南與北之間便圍繞義和團運動進行過很多次溝通。熟知西方人的東南地方督撫早已認識到若放任義和團進攻洋人，很有可能會招致各國聯(lián)合進攻，到那時以大清一國之力是根本無力抵抗的，但朝廷最終沒有采納他們的意見，毅然決然地與外國列強開戰(zhàn)，之后就引發(fā)了庚子事變，也導致南方督撫不得已發(fā)動了“東南互保運動”。
參考文獻
戴海斌：《庚子事變期間的“南”與“北”———從南北函電往來看奕劻、榮祿的政治作用》，《歷史教學問題》2018年第1期。
戴海斌：《試析1900年“東南互保”中的幾個問題》，《歷史檔案》2014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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