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的治學精神
日期：2009-07-3010:35:38來源:未知
黃寶生（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每個時代都會產生屬于自己時代的學術大師。季羨林先生是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大師之一。那么，我們怎樣為季先生的學術成就定位？我于1999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大師治學錄》撰寫的《季羨林》一文中，稱季先生為“東方學大師”，并在結語中說：“中國東方學有季羨林這樣一位大師，實為中國東方學之福祉”。
東方學，顧名思義，是研究東方文化的學科。東方指亞洲和非洲。東方學的分支學科包括漢學（Sinology）、印度學（Indology）和埃及學（Egyptology）等等。季先生的學術生涯的起點是印度學，主要是運用歷史比較語言方法研究佛典語言，涉及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和印度中古俗語等。此后，他的研究范圍不斷延伸擴展，包括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古代文學、印度佛教史和中國佛教史等等。他對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始終與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緊密結合，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同時，季先生于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組建東方語文系，為中國現(xiàn)代東方學學科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季先生作為東方學大師，當之無愧。
季先生一生勤奮著述，可謂“著作等身”。但學術大師之所以是學術大師，主要還不在于“著作等身”，而在于學術上的創(chuàng)造性成就。季先生在學術上的創(chuàng)造性成就與他的治學精神密切相關。治學精神可以說是學術之魂。我們并非都要像季先生那樣掌握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即使掌握這些語言，也并非都要從事與季先生相同的研究課題。然而，無論我們從事哪個學術門類的研究，季先生的治學精神肯定對我們具有普遍的意義。
季先生的治學精神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堅持學術貴在創(chuàng)造的信條。季先生在德國留學時，導師瓦爾德斯米特指導他寫作博士論文，要求他刪去一切陳言。從此，他在學術研究中要求自己凡寫論文必有學術新意，或提出新見解，或提供新材料，以填補學術空白和攻克學術難點為己任，以重復前人勞動為學術研究大忌。
佛典語言是季先生的學術專長，而通過佛典語言比較研究探索佛教的起源、發(fā)展和傳播，則在國內外佛教研究中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季先生通過研究，確認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而中世印度東部方言的一個重要語法特點是“多用不定過去時”，再結合其他一些語法特點，便成為判斷一些佛典產生的時間和地區(qū)的重要依據。譬如，《論梵文妙法蓮花經》一文依據不同梵文原本中殘留的俗語語法特點，判斷這部佛經最早用印度東部方言寫成，后來傳到印度西北部，期間經過梵文化過程，由印度西北部傳入中亞，由中亞傳到中國?！墩撹笪谋尽词倩鄣奖税豆Φ聦毤省怠芬晃囊罁@部佛經使用的混合梵語具有印度西北方言的語法特點，即語尾am變成o或u，說明它雖然是一部早出的大乘般若經，但還不是原始般若經。由此，季先生提出一個重要的新見解，即大乘佛教分成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兩個階段，而原始大乘起源于印度東部，而非神話傳說化的印度南方。又如，《浮屠與佛》和《再談浮屠與佛》通過Buddha（佛陀）一詞的漢語音譯，追溯出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兩條途徑：先從大夏（大月支）傳入，后從中亞新疆小國傳入?！墩撹笪?ó的音譯》則闡明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ó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是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后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先生在佛典語言研究方面，另一項重要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是《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早在留學德國期間，季先生跟隨西克教授學會吐火羅文后，就利用《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多種漢譯異文與吐火羅文本進行比較研究，以解決一些吐火羅詞匯的語義問題，令西克教授“大喜過望”，對季先生“獎譽有加”。而從1982年開始，季先生從事中國新疆博物館所藏的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的譯釋，也是采取平行異本比較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利用回鶻文本，前后歷時五、六年，完成了全部譯釋工作。這項研究成果也已譯成英文出版，可以說是迄今為止規(guī)模最大的吐火羅文作品的英譯本，使國際吐火羅文研究這門學科提升了一個臺階。
二、重視考證。季先生認為提出新見解不是靠主觀臆想，而要以材料為依據。觀點出自材料。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因此，在搜集材料方面，要有“竭澤而漁”的氣魄，而在辨析材料方面，又要有“如剝春筍”的精神。
季先生于1944年發(fā)表的《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變?yōu)閛和u的現(xiàn)象》，依據大量的語言材料，諸如阿育王銘文、新疆尼雅俗語文書、和闐俗語殘卷、混合梵語佛典乃至阿波布朗舍語、于闐塞種語、窣利語（粟特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文）資料，揭示了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的一個重要語法特點。
重視考證的另一個典范例子是糖史研究。早在1978年，季先生撰寫的《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前言中，就已經提出中印兩國在制糖上互相交流的過程。1981年，季先生考釋一張有關制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這張殘卷記載了中國工匠制造砂糖和煞割令（即÷arkarà，梵語中的“糖”字）的方法，需要考釋的問題涉及甘蔗的種類、糖的種類、砂糖和煞割令的區(qū)別等等。這激起季先生全面深入研究糖史的興趣。此后，他發(fā)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最終于1996年完成了一部近八十萬字的皇皇巨著《糖史》，前后歷時十多年。從《糖史》中，我們看到書中的大量引證取自中國古代正史、農書、醫(yī)書、科技書、地理書、游記、方志、類書、筆記、雜著、詩文集以及外國人的游記和著作，舉凡與糖史有關的材料，幾乎網羅殆盡。
三、追求“徹底性”。許多學術問題不是靠一兩篇論文就能徹底解決，而是需要不斷發(fā)掘新材料，加以驗證、修訂、充實和完善。季先生以“徹底解決”為理想目標，對有些學術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勢必會終生抓住不放。
早在1947年，季先生的《浮屠與佛》糾正長期以來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一詞的音譯略稱的錯誤看法，指出佛的譯音源自吐火羅語。然而，漢語和吐火羅語的“佛”字固然都是單音節(jié)，但“佛”字在漢語古音是濁音，吐火羅語卻是清音。這個問題一直留在季先生的心中。直至1989年，也就是事過四十多年后，季先生又利用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寫了《再談浮屠和佛》，修正了佛的譯音源自吐火羅語的看法，而確認源自中亞新疆小國的語言，如回鶻文“佛”字的發(fā)音就是濁音。這樣，中國古代將Buddha（佛陀）譯為“佛”的緣由也就得到了滿意的解釋。
關于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和東部方言的語法特點也是季先生一生抓住不放的學術問題。除了四十年代在德國發(fā)表的幾篇論文外，回國后繼續(xù)發(fā)表的論文有1958年的《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4年的《三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和《中世印度雅利安語言二題》、1988年的《論梵文本〈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1990年的《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am>u的現(xiàn)象》等。
中印文化交流史也是貫穿季先生學術生涯的研究課題。糖史研究是如此，對中國紙和造紙法以及蠶絲傳入印度問題的研究也是如此。季先生于1954年寫了《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5年寫了《中國蠶絲輸入印度的初步研究》，1957年又寫了《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而在“文革”之后，季先生繼續(xù)關注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進展狀況，又寫了《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問題的補遺》（1979）和《對〈絲〉、〈紙〉兩篇文章的補正》（1981）等。
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一部蜚聲海內外的史地名著，在國外早已有多種語言譯本。由于校注難度極大，此書在國內一直未有校注本。1977年，季先生受中華書局委托，組織了一個各有專長的學者班子，通力協(xié)作，費時五年，貢獻給學術界一部厚實的《大唐西域記校注》（1985）。這部校注既充分吸收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糾正前人成果中的錯漏，并努力解決前人忽略的問題或遺留的難點。季先生還結合校注，寫了一篇長達十萬字的論文，闡述《大唐西域記》的學術意義。完成《大唐西域記校注》后，他又“趁熱打鐵”，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記今譯》，為下一步完成《大唐西域記英譯》創(chuàng)造條件。盡管《大唐西域記校注》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學術空白，但季先生并不滿足已經取得的成績。隨著國內對印度古代和西域古代文化研究的進展，他覺得有必要對《大唐西域記校注》再作一次修訂。他在晚年念念不忘這件事，想要組建班子，再次校注。只是由于種種原因，這項工作未能促成，最終成為季先生一個未了的心愿。
堅持學術創(chuàng)新、重視考證和追求“徹底性”是季先生治學方法的精髓，是留給學術界的寶貴精神遺產。毫無疑問，認真總結和繼承季先生的治學精神，對于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