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魅力為何經(jīng)久不衰？他的魅力肯定與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中國新時期文學曾經(jīng)風行過多少大紅大紫的作家，但很快煙消云散，汪曾祺生前文學地位不高，連北京市作協(xié)副主席都不是，但他去世20年后，作品依然被人提及。當年比他地位高比他紅的作家的作品很少有人提及，而汪曾祺的作品卻如陳年老酒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散發(fā)著迷人的光輝。
汪曾祺的魅力何在？為什么經(jīng)久不衰反而“包漿”玉潤如珠呢？
很多人把汪曾祺的魅力歸結(jié)于傳統(tǒng)文化的浸潤，我的一篇文章被《文匯報》發(fā)表時，編輯起了一個頗為煽情的題目：《在汪曾祺的光輝里，有我們對傳統(tǒng)的迷戀》，是的，我們是迷戀傳統(tǒng)，但汪曾祺不是傳統(tǒng)的代名詞，汪曾祺的文學寶庫里不只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演繹，更不是傳統(tǒng)文學的翻版。
汪曾祺文學的“傳統(tǒng)”容易被守成主義當作對新文學、新思潮攻訐的武器，而一些在建國后成長起來或者被充分認可的作家對汪曾祺又有幾分的“不屑”，李建軍在談論汪曾祺與孫犁的那篇《孫犁何如汪曾祺》（《文學自由談》2016年4期）文章里，隱隱地說到了這一點。
把汪曾祺簡單歸結(jié)于“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或者說汪曾祺弘揚了傳統(tǒng)文化，是只見其表不見內(nèi)核的淺薄之見。在這樣一個全球化多媒體的網(wǎng)絡時代，汪曾祺能夠歷經(jīng)時間的淘洗而依然釋放出迷人的光輝，不只是簡單的“傳統(tǒng)”二字能夠涵括的。
汪曾祺是在傳統(tǒng)的文化熏陶中成長起來的，但汪曾祺同時又是現(xiàn)代文學、外來文學、民間文學多種文化傳統(tǒng)的豐饒的土壤里成長的，可以說汪曾祺是多種文化傳統(tǒng)拼圖的產(chǎn)物，是新舊、中外、古今文化交鋒、交融之間的一個奇妙的結(jié)晶體。
雖然一般將汪曾祺視為當代作家，之前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也沒有關于汪曾祺的論述，但近年來人們研究發(fā)現(xiàn)，汪曾祺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視，或者說汪曾祺是深受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浸潤的。王彬彬教授在《“十七年文學”中的汪曾祺》一文中，詳細研究《羊舍一夕》中魯迅《野草》風格對汪曾祺小說的影響，頗有新意。當然，人們更看重的是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師生關系，很多人論述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師承關系，汪曾祺自己也曾多次撰文談論沈從文對他的影響和教誨。毫無疑問，汪曾祺繼承光大了沈從文開辟的中國小說的抒情精神、風俗畫筆法和對人性的悲憫情懷，沈從文的小說品格是汪曾祺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石，沈從文之于汪曾祺，當然是一種傳統(tǒng)。
不僅沈從文，還有廢名，對于汪曾祺也是傳統(tǒng)。雖然在今天看來，廢名和汪曾祺基本屬于同時代人，但早出道的廢名對于汪曾祺的影響不亞于沈從文的直接教導，汪曾祺在為廢名小說選集寫的序言《萬壽山丁丁響》中寫道：“因為我曾經(jīng)很喜歡廢名的小說，并且受過他的影響。但是我把廢名的小說反復看了幾遍，就覺得力不從心，無從下筆，我對廢名的小說并沒有真的看懂。”“曾經(jīng)很喜歡”，“受過他的影響”，這是汪曾祺的肺腑之言，而“曾經(jīng)”、“受過”都表明是一種“過去時”，也就是說，因為“喜歡”，廢名已經(jīng)自然融到汪曾祺的血液里，成為一種潛在的參照。美國文藝理論學家、文學史家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一書里，說到文學史上的作品，“不是前人光輝照亮后人，而是后人的光輝照亮前人”，當年廢名的小說可能一下子洞開了汪曾祺心中的詩情和禪意，而如今汪曾祺的光輝卻照亮了廢名在文學史上被遺忘的篇目，廢名那些深藏在黑暗之中的作品因為汪曾祺的光而變得明亮。因為汪曾祺，廢名也成為現(xiàn)代文學的一種傳統(tǒng)。當年汪曾祺為廢名作序時，感慨“廢名的價值的被認識，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被肯定，恐怕還得再過二十年”，這篇寫于1996年的文字如今已經(jīng)過去了21年，廢名的價值也在逐漸被人們認識。
今年，徐星霞出版了《京派的傳承與超越：汪曾祺小說研究》，在這本專著中，徐星霞認為汪曾祺是“最后一個京派文人”，對汪曾祺的研究拓展了新的維度。這個維度本身其實也說明汪曾祺的文學傳統(tǒng)史和現(xiàn)代文學是密不可分的。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對此書的評價也是道出了汪曾祺與現(xiàn)代文學的淵源，他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這些年來也大體上形成了“后期京派”的一個研究熱點，所謂“后期京派”，尤其意指四十年代戰(zhàn)后以復刊的《文學雜志》為中心所維系的“學院派”文學群體。主要代表人物既包括前期京派的沈從文、朱光潛、廢名、李健吾、林徽因、凌叔華、梁宗岱、李長之等，也包括作為后起之秀的蕭乾、蘆焚（師陀）、田濤、袁可嘉、穆旦等，而汪曾祺也會被放在這個后期京派陣營中加以討論。方星霞在本書的結(jié)語中稱“京派前人或許預料不到，作為京派最后一員的汪曾祺在大約三十年后，以一己之力完成復興的愿望，憑《受戒》重現(xiàn)京派的風采。可以說，汪曾祺雖然不是京派作家中創(chuàng)作最豐盛的，不是影響最深遠的，但他與京派的關系非比尋常。筆者以為應當為京派的發(fā)展歷程添加一段'復蘇期'（一九八〇——一九九〇）以示全貌。
汪曾祺晚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不是京派的復蘇，我們可以繼續(xù)討論，京派與海派作為兩個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影響巨大的文學流派，是不是有“復蘇”的可能，尚不好說，就像王安憶寫出了《長恨歌》之后，有人驚呼海派復蘇了一樣，不能把文學史的流變等同于簡單的傳承和復興。但徐星霞的對汪曾祺“京派”身份的甄別，正說明新文學傳統(tǒng)對汪曾祺的巨大作用。
都說汪曾祺是“最后一個士大夫”，而忽略了汪曾祺實則是一個很洋氣的現(xiàn)代主義作家，他明確表示“我很年輕時是受過現(xiàn)代主義、意識流方法的影響的”，嚴家炎先生甚至認為，“到了汪曾祺手里，中國才真正有了成熟的意識流小說”。對于汪曾祺來說，“受過影響”，是“年輕時”的事情，他用“是——的”這樣的句式，是含有幾分驕傲和得意的，而他說這句話的當口，正是上個世紀80年代所謂的“現(xiàn)代主義”思潮紅極一時的時候，正是年輕人膜拜“現(xiàn)代派”最瘋狂的時期，對汪曾祺來說，對“現(xiàn)代派”的熱戀已經(jīng)是過去時，而年輕人正是“現(xiàn)在進行時”。這樣兩個“時態(tài)”的差異，正好說明兩代人的一個文學營養(yǎng)上的差異，當年輕人在“現(xiàn)代派”面前做出一副嗷嗷待哺狀時，汪曾祺頗為意味深長地說了句“受過影響的”。也就是說，對于年輕人來說，現(xiàn)代派是乳汁一樣的文學滋養(yǎng)，對于汪曾祺來說，乳汁已經(jīng)吸收到身體內(nèi)部，化為肌體了。年輕人當時熱衷的現(xiàn)代派已經(jīng)是奶粉，而汪曾祺在上個世紀40年代獲取的卻是現(xiàn)代派最新鮮的乳汁，化為了自己的文學資源和養(yǎng)料，也就是說，以現(xiàn)代主義為代表的外國文學的影響，在汪曾祺那里已經(jīng)化為一種內(nèi)在的傳統(tǒng)，這也就是他在上個世紀80的年代一些追逐現(xiàn)代派的年輕作家那里被高看一眼的原因：因為他們在汪曾祺的小說里嗅到他們所要追尋、表達的內(nèi)涵和方式，這也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轟轟烈烈的“現(xiàn)代派”運動沒有留下汪曾祺式的作品，也沒有留下汪曾祺式的作家的原因。
因為，外國文學、現(xiàn)代派對于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時尚，而對于汪曾祺來說已經(jīng)是一種“傳統(tǒng)”。
從具體的作品來看，汪曾祺早期的小說《復仇》、《小學堂里的鐘聲》就是運用意識流的代表作，尤其是《小學堂里的鐘聲》明顯受到伍爾夫的《墻上的斑點》的影響，將物理時間和心理時間糅合起來。很顯然，這時候的現(xiàn)代派對汪曾祺來說，還是一個“描紅”、“臨帖”的階段，我們還是能夠清晰地感受到汪曾祺對“意識流”乳汁的膜拜和吮吸，像上個世紀80年代的作品。當我們讀到他40年之后寫就的短篇小說《星期天》時，發(fā)現(xiàn)“意識流”已經(jīng)化為無形之物活在他的作品中?！缎瞧谔臁芬廊皇且黄P于學校的小說，這篇小說被郜元寶先生認為是一篇被忽略的杰作，當然也有人認為這篇小說寫的不像小說，太散了?！缎瞧谔臁反_實比較散，拉拉雜雜介紹幾個人物，最后一場舞會收場。沒有中心事件，也沒有中心人物，但從敘述的語感來看，作家其實是隱藏著一個“我”，因為這些人物是被一種“回憶”“追憶”的腔調(diào)書寫出來的，據(jù)郜元寶教授的研究，小說寫的一些人物是有原型的，學校也是有原型的，然而整個小說是置于一種心理時間之中來敘述的，雖然小說句句都是寫實，但小說的敘述者卻不是在現(xiàn)場的，敘述者在“星期天”這個時間之外。因而“星期天”是標準的物理時間，但卻是被一種心理時間呈現(xiàn)出來的。所以，汪曾祺說“小說即回憶”，其實是他對意識流小說的一種美學的簡化和提煉。因為寫實小說，強調(diào)的是在場感，而意識流是心理的感受，心理則常常不在場。所以，《星期天》盡管違背了小說的諸多常識，我們依然感覺到它是一篇優(yōu)秀的小說，因為它把記憶的碎片復原到一個完整的物理時間當中。其實汪曾祺復出后的其他小說都有類似的特性，在心理時間中建構物理時間的空間，而這正是意識流的基本“傳統(tǒng)”。
汪曾祺所受到的外國文學的影響不僅僅是現(xiàn)代主義，也不僅僅是意識流，當然還有其他外國作家的作品，這里不得不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說“阿索林是我終生膜拜的作家”，他用他的作品向阿索林致敬。同時他又說“阿索林是古怪的”，這個古怪可能就是阿索林的文體意識特別強烈，他打破了詩歌、散文、小說的界限，因而阿索林作為一種“傳統(tǒng)”也自然活在汪曾祺對文體的頑強探索和實踐當中。
最后談一談汪曾祺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關系。和沈從文、廢名等人相比，汪曾祺無疑是更加具有中國文人氣質(zhì)和腔調(diào)的，但傳統(tǒng)對于汪曾祺來說，是很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大問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北京作家劉紹棠對于傳統(tǒng)的熱愛和呼吁，嗓音遠遠比汪曾祺要洪亮，也尖利。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劉紹棠也身體力行，他的運河系列的小說對古老鄉(xiāng)土文化中的價值觀念都是認同贊美的態(tài)度，遺憾的是他的作品反而沒有能夠流傳下來。雖然當年劉紹棠曾經(jīng)將汪曾祺、鄧友梅拉入到自己的鄉(xiāng)土文學譜寫中，但鄉(xiāng)土與鄉(xiāng)土不一樣，傳統(tǒng)與傳統(tǒng)也不一樣。
汪曾祺無疑是接受了濃厚的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從小就學習儒家經(jīng)典，上小學時，祖父就為他講解《論語》，并且教他寫作小論文“義”，這是用以闡釋《論語》、也學習掌握八股文的寫作技巧。雖然汪曾祺自稱對莊子的思想不甚了了，“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現(xiàn)在還不甚了了”，但莊子的審美思想還是對他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其實即使是儒家，他接受的也是審美化了的儒家，他多次引《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座章，認為“曾皙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至”。
雖然汪曾祺在多次演講中提倡“回到民族傳統(tǒng)，回到現(xiàn)實主義”，但傳統(tǒng)不能與汪曾祺劃等號，就像汪曾祺不能和現(xiàn)實主義劃等號一樣。汪曾祺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不是“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推崇，而是“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認為是“生活境界”，是“美的極至”。他的文學觀并不高大上，“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而是確立的文學的底線，或者說，與魯迅的“投槍匕首”說，顯得有些軟弱，和曹丕的“文章經(jīng)國之盛事，不朽之偉業(yè)”的宏大敘事相比，汪曾祺的“有益說”只是文學的最低目標。在“文以載道”的文化傳統(tǒng)里，汪曾祺標榜自己是“抒情的人道主義”，與載道意識哪是一回事。在具體的價值觀上，又是與儒家文化甚至有些格格不入，在《大淖記事》中被汪曾祺寫的仙境似的大淖，卻是儒家看來的“化外之地”：“這里的顏色、聲音、氣味和街里不一樣。這里的人也不一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風俗，他們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和街里的穿長衣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白釉弧痹谶@里顯然不是一個贊美詞，而大淖人的生活，則近乎“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生活境界”。前面說到劉紹棠的運河系列小說，那里面的女性雖然來自村野則白蓮花般貞潔，往往性情剛毅，如果遭遇到調(diào)戲或侮辱，常常會投河自盡，而汪曾祺筆下的巧云，則不那么貞烈，甚至也沒有極度痛苦，只是遺憾：
巧云破了身子，她沒有淌眼淚，更沒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總有這么一遭！只是為什么是這個人？真不該是這個人！怎么辦？拿把菜刀殺了他？放火燒了煉陽觀？不行！她還有個殘廢爹。她怔怔地坐在床上，心里亂糟糟的。她想起該起來燒早飯了。她還得結(jié)網(wǎng)，織席，還得上街。她想起小時候上人家看新娘子，新娘子穿了一雙粉紅的緞子花鞋。她想起她的遠在天邊的媽。她記不得媽的樣子，只記得媽用一個筷子頭蘸了胭脂給她點了一點眉心紅。她拿起鏡子照照，她好像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樣。她想起十一子給她吮手指上的血，這血一定是咸的。她覺得對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錯了什么事。她非常失悔：沒有把自己給了十一子！
遺憾！這是巧云遭遇不幸的反應，會讓持封建傳統(tǒng)文化的節(jié)婦觀的人大失所望。曾經(jīng)引起巨大爭議的《小嬢孃》，不僅超出傳統(tǒng)道德倫理的界限，在今天也是有悖常理的選擇。他們驚世駭俗的舉動，肯定是對美好愛情無怨無悔的追求，對于汪曾祺，這個有些反常態(tài)的愛情故事，他是用審美的眼光去打量而不是用“子曰”的視角去審視。《鹿井丹泉》也是一個異數(shù)，在文壇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這個小說的素材來自汪曾祺家鄉(xiāng)的一個民間傳說，屬于典型的子不語怪力亂神范疇，但汪曾祺發(fā)現(xiàn)的依然是美。晚年的汪曾祺一心一意要寫《新聊齋》，而《聊齋》是很難作為“國學”來定義的。
我在說明汪曾祺作品中與“傳統(tǒng)”相悖離的部分是，不要誤解汪曾祺是一個李贄式“憤青”，汪曾祺在小說里也常常傳達中國文化的自信和溫暖。《歲寒三友》傳達出來的人情冷暖，又是中國文化所推崇的“義”和“俠”，松竹梅三人其實就是一種象征?！惰b賞家》里知音的描寫，也是中國文人情趣的一種追求。
汪曾祺對中國文學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的承傳還是美學意義上的，在價值觀上，他是冷靜的，不是一味地膜拜和稱贊。他說：“我希望能作到融奇崛于平淡，納外來于傳統(tǒng)，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正因為如此，汪曾祺才會讓我們覺得傳統(tǒng)是那樣的不同尋常。（文/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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