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人們總是喜歡用一句話來總結：這是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實際上“歷史選擇”這4個字的背后有太多的艱難曲折，本文就來說一說這背后的許多艱難曲折，也讓我們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深刻理解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有多不容易！
長征時期的毛澤東（油畫）
1933年夏天，毛澤東在中央蘇區(qū)開始受到中央“左”傾錯誤的打壓，他的軍事思想一再被“左”傾中央否決。也就是在這個夏天，蔣介石發(fā)動了對中央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
蔣介石對此次“圍剿”寄予厚望，他認為這將是對共產黨人的最后一戰(zhàn)，所以，此次“圍剿”他是下了血本的：特意在南昌設立行營，親自坐鎮(zhèn)南昌指揮；戰(zhàn)前向英、德、法等國購買了850架作戰(zhàn)飛機和大量的其他軍火物資。
此次“圍剿”，蔣介石采取了全新的策略：對蘇區(qū)進行政治上連坐，經濟上進行禁運和封鎖，在軍事上實行堡壘政策，以層層鞏固，節(jié)節(jié)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
9月，蔣介石將50萬國民黨軍隊調集于江西，而此時，應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紅軍領導人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朱德和周恩來，而是當時的“左”傾中央領導人博古。
博古并不懂得軍事，他把紅軍的指揮權全權委托給從德國來的李德，李德全然不顧實際，坐鎮(zhèn)在瑞金一座“獨立房子”里，把蘇聯紅軍的作戰(zhàn)經驗生搬硬套拿過來指揮紅軍。
李德不管敵我力量對比有多懸殊，一味要求紅軍強攻敵人的堅固堡壘，使得紅軍的反擊一開始就嚴重受挫，就在紅軍受挫的時候突然爆發(fā)駐扎在福建的國民黨第19路軍起義事件。
被奪去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始終關注著局勢和戰(zhàn)爭形勢，他建議紅軍主力趁此機會離開中央蘇區(qū)，深入到杭州、蘇州和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開辟新的游擊區(qū)，尋求作戰(zhàn)機會。
后來，等那些國民黨高層人士回過神來的時候，他們紛紛對毛澤東的這個建議感到后怕：一旦紅軍與起義的國民黨第19路軍合兵，再與湖南、湖北等地紅軍會合，國民黨軍隊將難以控制局面。
但很遺憾的是，博古和李德壓根就不理會毛澤東提的這個建議。他們依舊固執(zhí)地命令紅軍向敵人層層疊疊的堅固堡壘發(fā)動一輪輪進攻，就這樣，導致紅軍接連不斷的慘重傷亡。
第五次反“圍剿”
1934年4月，國民黨軍隊以11個師向廣昌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進攻，李德和博古一條道走到黑，竟然號召打起了“廣昌保衛(wèi)戰(zhàn)”，到4月下旬，紅軍傷亡5000多人，以被迫撤離廣昌告終。
1934年7月，國民黨軍31個師向中央蘇區(qū)的核心發(fā)起了全面進攻，李德和博古又要求“全線抵御”，已經連續(xù)苦戰(zhàn)近10個月、傷亡慘重的紅軍不得不開始了更加艱難的防御戰(zhàn)。
1934年10月6日，國民黨軍占領了石城地區(qū)，敵人計劃于10月14日對瑞金發(fā)起總攻。10月10日，蔣介石認為大局將定，于是在《民國日報》發(fā)表社論，認為國民黨軍勝利在即。
中央蘇區(qū)已經無法立足，中央紅軍和黨中央被迫撤離中央蘇區(qū)，這就是“長征”。長征不到2個月，紅軍就遭遇了“湘江戰(zhàn)役”的再次慘敗，紅軍從86000多人銳減為30000余人。
從第五次反“圍剿”到湘江戰(zhàn)役紅軍接連遭遇慘重損失，大家親眼目睹血淋淋的失敗，已經讓紅軍上上下下心都寒透了，再讓李德和博古這么指揮下去，大家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條了！
紅軍從指戰(zhàn)員到普通戰(zhàn)士，都對博古和李德的領導越來越不滿，哪個的生命不寶貴？誰參加革命愿意稀里糊涂送死？誰不是希望能夠跟著正確的領導走向越來越光明的前程？
其實，對李德和博古的瞎指揮，張聞天早在1934年5月就表示了嚴重不滿，他批評博古和李德指揮不當，同敵人死打硬拼，導致紅軍遭受不必要的重大損失。
當時，張聞天的批評導致的結果就是，他也被博古排擠了，由此，他得以有機會和坐冷板凳的毛澤東近距離相處，兩人在相處中在很多問題方面漸漸達成共識。
長征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主動向中央建議，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這就是毛澤東偉大的地方，往往，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并不是說它必然會發(fā)生，而是要自己去爭取。
慘烈的廣昌保衛(wèi)戰(zhàn)（劇照）
于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都在中央縱隊，他們得以一路上就一些問題反復交換意見，三人對于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為什么會接連遭遇慘敗的問題，越來越達成共識。
從紅軍長征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開始，毛澤東就和張聞天、王稼祥談論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到紅軍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他們就在會議上公開批評這種錯誤。
在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時，李德提出要與賀龍的隊伍會合。毛澤東堅決反對，他提出，應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方向進軍，他的建議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的支持。
在接下來的黎平會議上，周恩來以會議主持者的身份采納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新的根據地區(qū)應該是川黔邊區(qū)，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紅軍的方向就此得以根本扭轉。
這次會議還決定，關于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指揮問題的爭論，到渡過烏江抵達遵義地區(qū)后，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遵義會議的地點和內容就這樣被確定下來了。
在抵達遵義之前，軍委縱隊在黃平短暫休憩，張聞天對王稼祥說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
當天晚上，王稼祥就把張聞天的話打電話給彭德懷，然后又告訴了毛澤東，他們幾個人一傳，幾位重要的紅軍將領都知道了，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黃平的談話，使得不久后的遵義會議又增加了一項重要內容：要請毛澤東出來指揮，也就是說，他們要求紅軍人事上變動，不滿博古和李德的指揮了。
緊接著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通過“關于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的規(guī)定，直接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油畫作品《遵義會議》
如果沒有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博古和李德指揮的嚴重失敗，紅軍上上下下就不會有“讓毛澤東出來指揮”的需求，這些客觀上的嚴重失敗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崛起創(chuàng)造了迫切需求。
如果自長征開始時毛澤東沒有主動爭取，那就不會獲得張聞天和王稼祥這兩個分量很重的支持者的支持，毛澤東的主動爭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至關重要的機會和支持。
如果沒有毛澤東此前若干年在軍隊積累下來的巨大實力和威望，他就很難爭取到張聞天和王稼祥對他的認可和支持，毛澤東的實力和威望為他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奠定了扎實的根基。
遵義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在政治局五大常委中排名第三。在分工上，最高軍事首長雖然仍是朱德和周恩來，而且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但“毛澤東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從此進入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就此崛起。
回顧這段歷史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真的很不容易，紅軍的客觀失敗、毛澤東的主動爭取，以及毛澤東自己的巨大實力和威望，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毛澤東傳》： 金沖及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為什么是毛澤東》： 任志剛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