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頭的話】我是一個從軍14載，熱愛國家，敬仰偉人的80后。在這里，記述重要人物，揭秘歷史瞬間，追憶過去激情燃燒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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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前，“朱毛紅軍”內(nèi)部，曾經(jīng)發(fā)生過一場爭論。
今天再回頭看去，那場爭論，是功勛等身的革命家們思想路線的一次充分碰撞，是我們的黨和軍隊走向成熟過程中的一次重要淬煉。
一場斗爭，一種陣痛，一次成長。從那以后，毛澤東的政治藝術、軍事才能和理論思想，越來越被眾人所認識，他也成為中國革命克服千難萬險，最終走向成功的關鍵。
“朱毛紅軍”，也就是紅四軍。1927年，朱毛井岡山會師，紅四軍宣告成立，朱德是軍長，毛澤東是黨代表。
這支看似統(tǒng)一的部隊，其實內(nèi)部成分十分復雜，大致可分為“正規(guī)軍”和“農(nóng)民軍”兩個派別。
“正規(guī)軍”主要是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殘余部隊和湖南宜章農(nóng)軍，而“農(nóng)民軍”則以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袁文才和王佐的井岡山農(nóng)民自衛(wèi)軍為主。
兩股力量來歷不同，經(jīng)濟狀況、戰(zhàn)斗力也不同，產(chǎn)生摩擦在所難免。
南昌起義余部，有葉挺獨立團的老底子，是經(jīng)過嚴格軍事訓練的正規(guī)部隊，武器好，戰(zhàn)斗力強，上井岡山之前，部隊每月每人發(fā)餉12塊大洋。而毛澤東帶領的井岡山農(nóng)民部隊，每月每人只有3塊大洋。
為了平衡，毛澤東廢除發(fā)餉，改為供給制，紅四軍官兵平等，每人每日發(fā)菜金5分錢，每月共1.5元，每月每人另發(fā)零用錢2元。
然而，一到作戰(zhàn)的時候，“正規(guī)軍”往往擔負著出擊穿插、沖鋒陷陣的任務，軍事貢獻很大；而“農(nóng)民軍”則主要負責助攻掩護、守備防御，軍事上的貢獻遠不及“正規(guī)軍”。
差異化的貢獻，平均化的待遇，自然引起雙方的不滿，此為“紅四軍”內(nèi)部矛盾之一。
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矛盾，源于紅四軍前委。
當時，毛澤東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前委是直接隸屬于中共湖南省委的黨組織。而朱德?lián)蔚氖羌t四軍軍委書記，按照毛澤東“黨管一切”的原則，關于紅四軍的一切事務，都要受前委的領導。
由于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后，失去了陣地的依托，處于動蕩飄搖的階段。為了精簡機構，提高軍事指揮效率，毛澤東決定以前委的名義，暫時撤銷軍委，將原先軍委的權力全部劃歸前委統(tǒng)一領導。
對于“精兵簡政”的想法，朱德、陳毅、彭德懷等當時紅四軍的軍事首長還是贊成的。但精兵之后，紅四軍前委到底如何來指揮決策，大家還是很有想法。
另外，對于如何處理黨和軍隊的關系，軍隊的任務到底是打仗還是建立根據(jù)地，軍隊到底是要自上而下的民主，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這些問題雙方也有不少的分歧。
部隊的領導層出現(xiàn)了思想分歧，下面的官兵自然也跟著動搖起來，一時間紅四軍內(nèi)部議論紛紛。
1929年2月，中共中央發(fā)出“二月來信”，信中對紅四軍的前景很悲觀，要求紅四軍分散成小股游擊隊，轉(zhuǎn)入民間，毛澤東和朱德要“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毛澤東堅決反對：“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泵珴蓶|氣呼呼地說，“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
朱德盡管也不認同中央的來信，但出于“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本能，他覺得毛澤東對待中央來信的態(tài)度也不太妥當。
如此一來，紅四軍的內(nèi)部矛盾，被這封來信進一步激化了。
外部的嚴峻形勢，容不得紅四軍持續(xù)混亂下去，6月8日，前委召開擴大會議，想解決這些爭論。毛澤東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diào)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由于毛澤東執(zhí)意離開前委，朱德又是爭論的當事一方，會議便委托陳毅主持前委工作，籌備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
6月22日召開的紅四軍七大會上，陳毅代表前委對毛澤東和朱德分別作了工作上的指正。改選前委時，陳毅當選書記。
紅四軍七大之后，毛澤東情緒低落到了極點，身患疾病的他帶著三個月身孕的賀子珍等6人，以及一部分部隊，黯然離開紅四軍，到閩西特委開展地方工作。
陳毅則去上海向黨中央報告紅四軍內(nèi)部矛盾日益激化的爭論。
沒有了毛澤東，也沒有了陳毅，朱德一人負責紅四軍行動，問題隨之出現(xiàn)。
紅四軍開始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凡事不論大小，都要充分討論，討論之前前委也沒有初步的方案，于是討論問題大都是吵吵嚷嚷，爭論不休，各個縱隊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提建議。
于是乎，1929年8月，紅四軍先是主動進擊閩中，由于人生地不熟，部隊損失不小，幸虧及時聽取了身在閩西養(yǎng)病的毛澤東的意見，重新折返閩西，才讓部隊免受更大傷亡。
同年10月，紅四軍又“冒進東江”，被粵軍蔣光鼐擊退，紅四軍倉促撤出退向贛南，遭受了井岡山“八月失敗”后的最大失利。
得知紅四軍主力進軍東江失利，毛澤東趕緊以閩西特委的名義致信朱德：外線作戰(zhàn)不宜遠離根據(jù)地，仍應堅持在閩西、湘南發(fā)展，部隊重返閩西為好！
陳毅后來感慨地說：“蜀中無大將，廖化充先鋒”，毛澤東不在，政治領導沒有確立，這過了頭的“民主”也著實害人不淺。我掛帥，的確不行。
蕭克后來也回憶：“冒進東江”失敗后，“當時的士兵干部都有這樣的感覺，毛黨代表在時，隊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澤東同志，希望他回到紅四軍，這是全軍的普遍要求?！?/p>
在上海，陳毅向黨中央?yún)R報了紅四軍的情況，他的書面報告對紅四軍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爭藝術等，都作了相當客觀的敘述，如實地反映了紅四軍各方面的問題，體現(xiàn)了陳毅的襟懷坦白、公正無私。
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周恩來、李立三對紅四軍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紅四軍的許多經(jīng)驗做法“別開生面”，照這些辦法做，紅軍和革命根據(jù)地就很有把握發(fā)展壯大。
這樣的評價，讓陳毅大為驚訝。在紅四軍時，他也愛紅四軍，但總覺得毛病不少，糾紛很多。
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從大城市、從全國的高度回頭一看，吵吵鬧鬧的紅四軍竟是那么堅定正確地走著勝利的革命道路，氣呼呼的毛澤東、朱德竟帶頭創(chuàng)造了這么多寶貴的經(jīng)驗！
不上高山，難見平地。人們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個高得多的視點，才能看清自己走過的道路。
受黨中央安排，陳毅代為起草《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封信對當時的革命形勢、中國革命的特征、紅軍中的種種錯誤觀念都進行了闡述，特別是對于“朱毛爭論”，“九月來信”更是給出了3點意見：
一是對紅四軍七大在處置朱毛分歧時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討論，放任了內(nèi)部斗爭”；
二是指出朱毛各自在工作方法上的問題；
三是指出了糾正的方法。
“九月來信”，為紅四軍內(nèi)部思想的統(tǒng)一提供了重要依據(jù)，為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成功召開奠定了基礎。
陳毅從上?；貋砗螅瑐鬟_“九月來信”精神，對毛澤東和朱德的爭論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評，總體上是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要求部隊維護毛澤東和朱德在部隊中的威信。
紅四軍內(nèi)部的爭論由此解決。毛澤東于1929年11月26日回到紅四軍，陳毅向毛澤東當面做了檢討，毛澤東則向朱德、陳毅等表示誠懇接受中央來信中對他的意見。
11月28日，毛澤東分別給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寫信說，“四軍黨內(nèi)的團結(jié)，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我大病三月，現(xiàn)全好了”。
毛、朱、陳三人坦然釋懷，隔閡消失，使這場爭論風波猶如分娩前的“陣痛”，終究迎來瓜熟蒂落的時刻。
1929年12月，他們?nèi)她R心合力，在福建上杭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案》，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而在黨和軍隊建設史上樹立起一座至今閃著光芒的豐碑。
紅四軍內(nèi)部這場爭論，反映了中國共產(chǎn)黨當時的整體認識水平。
這場風波與紅四軍領導層的年輕氣盛有關。年齡最大的朱德40歲出頭，毛澤東35歲，劉安恭剛剛30歲，陳毅只有28歲，上文未提及的林彪才20歲出頭，基層黨代表們則大多同林彪的年齡相仿。
要求這群年輕氣盛、心高氣傲的革命者客觀冷靜地看待分歧，未免苛刻；讓他們有話憋住不說，更難。
這或許也是紅四軍以及那一代共產(chǎn)黨人的創(chuàng)造活力所在，如果相互之間總是以禮相待，一遇矛盾便打著哈哈繞著走，紅四軍恐怕也難成氣候。
總體上說，這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氣、有闖勁，卻難免“自以為是”的革命精英。
還要看到，初創(chuàng)的紅軍實行什么樣的領導體制，如何處理黨組織和軍隊的關系，怎樣在農(nóng)村創(chuàng)建根據(jù)地，各地都沒有經(jīng)驗可循，無論是黨中央還是紅四軍，都處于探索、觀察和選擇之中。
不要覺得今天我們從書本上讀到的那些耳熟能詳?shù)母锩肪€、斗爭對策好像也很平常。在當時誰都不知道路該怎么走的情況下，在茫茫黑暗中摸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需要莫大的智慧、勇氣、決心和毅力，也需要付出血的代價。
可以說，探索革命道路，試錯成本極高，挽回代價極大。
在探索過程中，最可貴的是這些年輕的革命精英們襟懷坦蕩，一心為公，無論觀點如何沖突，討論如何激烈，甚至演變成會上的指責或謾罵，根本出發(fā)點都是為了革命事業(yè)，為了挽救黨和紅軍。
參與者蕭克回憶：“那時黨內(nèi)不忌諱爭論，黨的文件、黨章都規(guī)定黨內(nèi)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員對問題有看法，在未作出決定之前，可以自由討論……還說'可以舉行爭論’。所以，大多數(shù)人從關心黨、愛護黨的角度出發(fā)，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展開爭論?！?/p>
當爭議結(jié)束后，毛澤東、朱德、陳毅為代表的革命者更是正確看待自身的問題，主動作出檢討，談笑間隔閡一掃而空，紅軍隊伍體現(xiàn)出了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歷史長河里，從來就沒有理所當然的成功，今天看來早已眾望所歸的領袖，在當年也經(jīng)歷過迷茫、斗爭、批評的考驗。
毛澤東在紅四軍不可動搖的地位，在經(jīng)歷這場成熟前的“陣痛”后，完全樹立起來；毛澤東經(jīng)歷這場“陣痛”后，也在政治藝術、軍事指揮和理論認識各方面躍升到一個新的臺階。所謂領袖來自實踐，為歷史選擇，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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