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人們的友誼故事真是一部綿長的故事，隨便揀一兩個來說都要說出好多的篇幅來。較之他們的愛情故事而言，文人間友誼的故事往往要深厚濃烈得多?？梢赃@樣說，在了解這些文人的時候，你盡可以不知道他的妻子是誰，不知道他和他妻子的關系是否融洽，或者他到底有幾任妻、幾個妾、幾個情人，但你卻不應該不知道他最好的朋友是誰，他喜歡和什么樣的人物相交往，他到底和誰的關系不太好，又最恥于與誰為伍。在那些年月，婚姻無非是用來傳宗接代的一種形式。但是，朋友卻完全不同，他意味著你對這個世界的認同和否定，意味著你和這個世界的聯(lián)系，你的精神觸須所及的高度，你的情感生長所依賴的陽光雨露及養(yǎng)分。
在很多文人的生活中，精神和情感的主要寄托都來自自己同道的朋友、相知的朋友和能夠在困難的時局中相互支撐的朋友，甚至對于有些人來說，朋友就意味著一切。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高適《別董大》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lián)P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李白《贈汪倫》
楊花落盡子規(guī)啼，聞道龍標過五溪。
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李白《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這些詩歌。當然，人們可能從來沒有記住過這些詩歌的名字，也記不得諸如汪倫、董大、辛漸、元二這些名字，但大多人一定還是或多或少地記住了這些詩歌中的幾個句子，并時常拿來用用。我以為，上面這些詩歌，應該算是中國古代最好的贈別詩了。
寫詩的這些人都神奇地集中在一個時期，也就是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那是中國古代最盛大的時期，偉大的詩人層出不窮，且多有交集。
賀知章（約659-約744）、張九齡（678-740）、王之渙（688-742）、孟浩然（689-740）、王昌齡（698-757）、高適（約704-約765）、王維（701-761）、李白（701-762）、杜甫（712-770）、岑參（約715-770）。其余名聲稍遜但依然有所作為的詩人還有張說、王灣、王翰、祖詠、儲光羲、崔國輔、綦毋潛、常建、李頎、丘為、鄭虔、盧象等。這些大詩人先后同處一朝，大多數(shù)人都有交集，有些還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賀知章，比他們中很多人都年長，生于高宗時期。
活了八十多歲的賀知章到了玄宗時期已經是文壇泰斗了，他極度賞識李白的才華，在看了青年李白的詩作之后，直呼李白為“謫仙人”。謫仙人的意思就是從天上貶謫到人間來的仙人，看得出，賀老先生對李白超凡脫俗的蓋世之才致以了莫大的敬意。身為秘書監(jiān)是三品高官，賀知章在玄宗面前隆重推薦了李白。關于他倆的友情，還有“金龜換酒”的著名故事流傳下來，而太白先生，也是一個重情重義之人，賀知章老死故鄉(xiāng)后，太白作詩多首：
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
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
——《對酒憶賀監(jiān)》
賀知章對李白算是知遇之恩，二人又是忘年之交，他倆的故事算得上是一段文壇佳話。
孟浩然和李白的關系，也有點類似于大人物和年輕才俊之間的關系。李白對孟浩然的崇拜世人皆知，那首著名的“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就是李白寫給孟浩然的。
王維、孟浩然與張九齡的關系也基本屬于崇拜者與被崇拜者的關系。張九齡官居中書令高位，王維和孟浩然對其人品和才華都崇拜有加。孟浩然還曾在張九齡被貶期間入其幕府。
至于李白、杜甫、高適、王昌齡的關系，就算是開元天寶年間那種最典型的同道文人的關系了。
奇怪的是，王維和李白卻沒有什么交集。
王維有很多朋友，比如著名的詩人孟浩然就是他的朋友，同為詩人的綦毋潛、祖詠和丘為也是他的好朋友，當然，王維最好的朋友非裴迪莫屬。兩人之間寫有很多唱和詩，裴迪這個在唐代詩歌歷史上可能并不占一席之地的詩人，也因為自己留存下來的所有詩作都是與王維的唱和詩，而經常被人提及。
很多人對王維和裴迪的友情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大概是因為他倆往來唱和的詩歌比較多。還有好事者喜歡找冷門、爆熱點，他們認為兩人詩作中所用詞匯觸動了現(xiàn)代人敏感的神經，比如這首《贈裴迪》：
不相見，不相見來久。
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
攜手本同心，復嘆忽分襟。
相憶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很多好事之徒更聯(lián)想王維妻死以后再不婚娶的事實，借此猜測王維的性取向。其實，完全沒有那么復雜，中國古代男人之間友情的熾烈程度遠遠不是現(xiàn)代人可以用現(xiàn)代思維簡單揣度的。文人在詩歌和文章中描述同性之情時用到相思之類的字眼實在是司空見慣，并沒有什么大不了。
孟浩然和張子容的關系也有點像王維和裴迪的關系。孟浩然雖然從未仕進，但是名聲不小，和張九齡、李白、王維等均交好，但他最好的朋友卻是一個叫張子容的人。張子容的詩作被收錄至《全唐詩》中也可能是因為他和孟浩然同隱鹿門山之故。孟浩然寫給張子容的詩也有很多“掛帆愁海路，分手戀朋情”（《永嘉別張子容》）一樣的句子。友情篤深，筆下自有，沒人會去懷疑孟浩然的性取向。
王維詩作中唱和詩不少，且很多贈別詩也情真意切，看得出他的朋友不少。他這人除了曾經誤入安祿山政權成為一生污點之外，對友誼還是堅貞的。安史之亂前夕，中書令張九齡被貶，很多人懼怕李林甫的權勢，不敢和張九齡來往。王維曾經得到過張九齡的賞識和提攜，在這樣的情勢下，他寫下一首熱情洋溢的詩篇給予自己恩師一般的朋友：
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
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
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
目盡南飛雁，何由寄一言。
——《寄荊州張丞相》
就只從這一首詩來看，王維也是一個不為局勢跌宕所左右、珍視朋友情誼和知遇之恩的清潔之人?！芭e世無相識”這一句雖有起興的意味，是為下一句“終身思舊恩”做鋪墊的，但是口氣之決然，還是有點掃蕩一切，不留余地，看得出張九齡在王維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王維和李白同年出生，而且李白兩次到長安時間也并不短，起碼有三四年時間。即使從李白開元十八年( 730)第一次到長安算起，到761年他們先后辭世，這兩個人至少也有30年可以交集的各種機會和可能，但遺憾的是，他們的詩作以及別人的記錄中都沒有留下他們相交甚至相識的任何證據。這就讓人浮想聯(lián)翩了，既然王維是一個喜結交的隱士，而李白更是一個喜歡四處周旋的蹦跶之人，但偏偏這二人怎么就這樣輕易錯過了呢？
在盛唐大詩人中，杜甫對友情的珍視或者說渴望要來得更強烈些。他留下的詩歌不少，寄友詩也很多。如果同是寫詩的文人朋友，他更是不吝筆墨大加贊揚，比如對高適、李白之類的詩歌才華從來都不加掩飾地大聲叫好，甚至對未曾謀面的孟浩然，也一并傾情稱頌，看得出這人心眼實誠。當然，他一生幾乎所有時間都沉淪下僚，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友情格外需要，這也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原因。而相對來說，性情曠達恣肆如李白、粗獷豪邁如高適未必就像杜甫這樣細膩柔軟了。
比如杜甫和高適的關系，就有點不大容易說得明白。
高適和杜甫是年輕時便認識的朋友，他們曾經一起共游梁宋，關系不錯。杜甫流落到成都的時候，仕途偃蹇。而高適已經發(fā)達，任彭州刺史，后又任蜀州（崇州）刺史。彭州或崇州距離成都都不過幾十公里的路程。
杜甫初居成都時，時有衣食之虞，他寫給老友高適的詩簡直是在明白無誤地索要援助：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
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
看這首詩，估計大家會有一個誤會，以為杜甫和高適的關系簡直到了無話不說的地步，杜甫竟然敢對彭州刺史高適毫無忌憚地伸手要東西。
后來，杜甫的昔日友人嚴武鎮(zhèn)成都，給予了杜甫不少的幫襯。玄宗、肅宗去世后，嚴武被召回京城。杜甫送別嚴武，一直從成都送到綿州。這不是一個近距離，綿州（今綿陽）距離成都有上百公里，可見杜甫對嚴武感情深厚至依依不舍。也就是在這個當口，成都少尹徐知道謀反。兵荒馬亂中，杜甫一時半會兒回不了成都。嚴武遂托付梓州刺史章彝照顧自己的老友。而這個時候，即公元762年到764年大概一年多的時間里，高適在完成剿滅徐知道叛亂之后，被朝廷任命為劍南節(jié)度使兼成都尹，也就是高適接替了昔日嚴武的位置。這對杜甫來說絕對應該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他至少不必在梓州和那個沒有太多文化的章彝混在一起了。想想看，高適和杜甫是年輕時便結交的詩友，彼此知根知底，情投意合，杜甫趕回成都投奔高適總比把家人接到梓州寄居要好得多吧？但事實是，杜甫選擇了后者。
高適任彭州刺史和蜀州刺史期間，杜甫沒有舉家投奔彭州或蜀州就已經是一件讓人琢磨的事情了?，F(xiàn)在高適到了成都，杜甫依然不至，這就更讓人生疑了。在梓州待了一年半，正是高適鎮(zhèn)成都的時間段，杜甫不僅沒有回歸成都的打算，最后竟然決定離開四川。而正在啟程離川的路途之中，突然聽到嚴武再次接任高適回到成都擔任劍南節(jié)度使的消息，杜甫喜極若狂，馬上打消離開四川的念頭，轉身回到了成都，并入嚴武幕。
當然，杜甫在成都、高適在彭州和崇州的時候，他們兩人一直是有詩歌往來的。杜甫還專程跑到崇州去拜訪過高適。但是，寫詩歸寫詩，抒情歸抒情，所有這些文字似乎都抵不過活生生的事實。俗話說，秀才人情紙半張，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嚴武對杜甫有實實在在的幫襯，杜甫在詩作中也有對嚴武的幫襯予以間接的感謝。而高適呢，一直感念舊情，到了彭州任上即寄書杜甫相問詢。從我前面引用的杜甫寫給高適的詩作看，高適也可能偶爾給予杜甫有生活資助的。在杜甫《酬高使君相贈》 一詩中，也有“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之類的話。只是，杜甫對高適的幫助顯示出了審慎而有節(jié)制的態(tài)度，他不想把兩人平等而清高的友誼變成一種施與關系?！礁吒咴谏系氖┥幔约簠s饑寒交迫潦倒苦痛，這樣的關系多少失卻了精神交往的崇高性。
在高適這廂，其表現(xiàn)絕對算不上好，只能說差強人意。高適從來不是那種可以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雖然他曾經跟隨哥舒翰北上邊城叱咤了好一陣子，但他骨子里從來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俠義精神。在蜀地，官居高位的他和沉淪下僚的杜甫的關系顯然不是旁人想象的老友相見深情相擁，充其量也只是拍拍肩膀、淺笑嘻哈一番，然后“王顧左右而言他”。
杜甫心里太明白不過了。這個時候的他什么都不是，除了沒有一官半職，甚至連一家人的生計維持也極為勉強，完全是乞食而生的落魄文人一個，沒有太多人會待見他，更沒有人會預見到這是一顆被埋藏于沙礫中的寶石。所以，即使在成都和梓州混得未必舒心，但是他終歸不會去投奔高適。那種尷尬和微妙，杜甫顯然可以輕而易舉地設想，于是，也就來個鴻雁傳書，把友誼維持在一種相對超脫的境界，甚好。
至此，杜甫以他適度的自尊和克制維持了和高適這段可以稱作友情的關系，直到幾年后高適撒手人寰，他一點也不讓人意外地悲痛欲絕。
但是，李白和高適的友誼，就沒有那么容易簡單維持了。
李白跟錯了人，他跟從的永王璘最后是由時任淮南節(jié)度使的高適帶領軍隊鎮(zhèn)壓下去的，高適因此飛黃騰達。而李白呢，一生朋友無數(shù)，大多不是仙就是俠，出了大事，我們熟悉的岑夫子、丹丘生，包括汪倫之類人物仿佛都沒有什么作用了，他只有把挽救自己垂死命運的希望寄托在昔日老友現(xiàn)今顯貴的高適的身上。但李白也著實太天真了一點。昔日，高適、李白、杜甫同游梁宋，相互認同，彼此欣賞，看似結成了親密無間的友誼，但時過境遷，李白、杜甫的地位與高適現(xiàn)在的地位已經差距甚大。杜甫政治上干干凈凈，都還不敢輕易觸碰年輕時期孕育的單純而脆弱的友誼，只是小心翼翼地維持，不敢過多僭越。李白此時已是污點臟衣的人物，更何況高適還是憑借鎮(zhèn)壓李白的主人得勢的，李白這個時候希望高適來幫自己說話，是有點苛求高適了。
很多人因此怪罪高適，我個人看來，這倒不必。我前面已經說了，從高適和杜甫的關系來看，就大致知道高適的為人。作為朋友，這人不夠意思。
拔刀相助，為朋友兩肋插刀，固然值得稱頌。既然高適不是這樣的人，也就不必嚴苛于他。如果希望或者強迫對方去完成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且這樣的任務一旦完成，雙方都有可能玉石俱焚，那就更不能簡單苛責那個不能完成任務的人了，也因此不能把友誼最終的不歡而散歸罪于不能完成任務的那一方。
相比起來，杜甫要比李白聰明一些。送些祿米之類的接濟，不管對施與的一方，還是得到的一方來說，都是自然而然心安理得的。而較高層次的詩文唱和則把年輕時期的文人友誼上升到了一種不涉名利和依附關系的潔凈高度。這是一種適可而止的友誼，也是需要智慧才能小心維護的關系，杜甫做到了。
這種友誼，溪水一般從年輕時期流淌至暮年歲月，看似無痕，但有心人怎么可能不觸摸到其中漣漪起伏？
盛唐時期，文人的個體特征強烈，時代的氣質特征也強烈，兩者交相融合，形成了中國古代最輝煌的詩歌時代。這個時代的政治氣息相對來說清明干凈，沒有強烈的結為朋黨、抱團取暖以御外敵的需要和風氣，被株連或被連坐的案例一直都存在，但并不算極端和殘酷。所以，文人們大可各自為政，揮灑個性。見便見了，高興了也便高興了，開懷了也便開懷了，一起郊游，一起唱和，然后拱一拱手，互道珍重，扭頭便走，各奔東西。
這種見，也是不見。
甚至有時候，不見也是一種見。見與不見都不重要。李白認同孟浩然，王維也認同孟浩然，但是王維居然也不用認識李白。
即使李白對孟浩然擁有一往情深的熾烈感情，但就目前可以得到學術界公認的說法是，他們兩人一生中無非也就見了兩面而已。第一面，是年輕的李白仰慕孟浩然，特地到襄陽拜訪；第二面，是后來二人在江夏的會面。還有人考證他倆興許有第三次、第四次見面，但也都可能是短時間的。相互之間有一種默認和相惜，不在乎是否成天黏糊在一起，更不在意是否鴻雁傳情寄托相思。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證據證明孟浩然曾經給李白寫過哪怕一首詩，但這絲毫不妨礙李白大大咧咧地說出“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之類的話，好一派敞亮而不加絲毫掩飾的表白，這就是那個時代文人的可愛之處。
杜甫和李白的關系也同樣。有人統(tǒng)計出來，杜甫寫給李白的詩超過李白寫給杜甫的詩多達五倍以上。杜甫一會兒冬日懷李白，一會兒又春日憶李白，還要不斷地夢李白。李白卻總是回音寥寥，但這依然不能阻止杜甫春夏秋冬的持續(xù)念叨和感懷。
這樣的友誼，大而化之，有點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味，顯露出盛唐時期大氣清明的時代風氣和文人品格?；蛘吒苯拥卣f，那個時候，雖然大師云集，但是人們想象中的那個所謂的文人圈子，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
他們曾經聚在一起，然后又散了。但散了，并不是說他們已成陌路之人。他們從一開始的相識到最后的四散開來，都不過是在用各自的方式順著自己的內心愿望御風而行罷了，自在，從心所欲，這就是盛唐詩人的開闊境界和精神的包容度。
人們總說盛唐有那么一種氣象，其實這種友誼的表現(xiàn)方式也是一種氣象，后世的人是模仿不來的。
這個時代，所有的遇見都是一種必然，而所有的不見也不過是偶然的擦肩而過。
其實，他們都見到了對方。
（摘自《沈腰潘鬢：中國古代文人的風儀與襟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10月版，定價：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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