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嫡傳，明朝中期思想的結晶——王陽明心學簡介以及明末清初歷史檢討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fā)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它是“未發(fā)之中”，不可以善惡分，故無善無惡；當人們產生意念活動的時候，把這種意念加在事物上，這種意念就有了好惡，善惡的差別，他可以說是“已發(fā)”，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惡；良知雖然無善無惡，但卻自在地知善知惡，這是知的本體；一切學問，修養(yǎng)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為善去惡，即以良知為標準，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動。
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fā)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時候人的判斷會出現(xiàn)錯誤，也就是意之動出現(xiàn)了錯誤，即不能正確地分辨善和惡，把惡當作善，把善當作惡，那么他的良知也會出現(xiàn)錯誤，從而格物也會誤入歧途，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
因為此時的心已經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這時就要反諸求己和對外實踐，格物致知。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沒有私心物欲的狀態(tài)。
這樣就有正確的良知，才能正確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來達到一顆沒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實也就是世間萬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談的，是靠格物致知，即靠實踐，靠自省，實踐和自省是一個過程的，是一件事情。格物就是改革。
心中有天理，無私心，就好比世間有規(guī)矩，有規(guī)律，有規(guī)矩就能丈量世間萬物的方與圓。無論有多少方和圓，無論這些方和圓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規(guī)律，不然這些規(guī)律就是不正確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認為心學是空談，實在是被歪曲的太厲害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比孝順父母，心中有這個意念還不能算作孝，必須在實際行動中有所體現(xiàn)，知行合一，但是這還不夠，只有在孝順父母的過程中，奉養(yǎng)得宜，讓父母舒適滿意，這才真正地認識了天理，這就是實踐。表面上看這個實踐好像是在對客觀的父母進行作用，其實是對自己的本心進行作用，萬物皆在本心。這個孝順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沒有教我們要我們孝順他，這是純粹發(fā)乎沒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們的孝順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格物就是改革
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
都是知行觀的三種不同境界，不同的過程路徑，
但是到了最后的成功，這種境界是一樣的。，
知和行是一件事，
知是反諸求己，是行的開始，行是對外實踐，是知的依據(jù)，是反饋，知不能憑空而來。
在知行的過程中，就是要去除私欲，親民，以民為本，實行仁政，禮儀，德治，以實踐和自省為基礎統(tǒng)一于知，進行改革。
“民”也要這樣做，這就是民主。
講究名正言順是中國的特色，思想家們都想爭儒家正統(tǒng)的地位。朱熹為了宣揚他的思想，減少反對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學》，按自己的意愿進行解釋。其實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離了。
同樣聰明的王陽明的心學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學發(fā)展起來的，但是在剛開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揚鑣，因為當時的程朱理學是主流，科舉考試考的就是這些東西，為了減少阻力，他寫了幾本書，《大學古本》，說心學才是儒家的嫡傳?！吨熳油砟甓ㄕ摗?，說朱熹晚年已經逐漸象心學靠攏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學理論進行解釋。舉一個例子，當時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羅欽順就對此進行了質疑，王陽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跡說道
孟子辟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鬼n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zhí)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這里，王陽明已經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楊子一類的人物，徹底劃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揚鑣了
孔子看到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禮崩樂壞，他的主要目的是恢復西周的那一套“禮儀”，這是他的根本目的，
由此而衍生出來了，仁政，德治，親民，民本，改革等思想。
因此歷代漢族王朝以儒家的這些思想為基礎，以霸道雜之。
總體來說，儒家是以道德治國，
后來心學對被歪曲的儒學（程朱理學）進行糾正，同時進行改革，繼續(xù)堅持性本善，只是因為后天的私心物欲的遮蔽才會變惡，只要通過自省和對外實踐就能認識到本心所具有的天理，同時在認識本心的過程中也改造了這個世界。知和行都是一件事。
明朝中后期的哲學思想和學術以王陽明心學為代表，由此衍生出東林黨復社的思想，明末實學，民主思想，工商為本，科技精神的等等思想。
王陽明心學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提倡獨立自主的思想意識，不盲從權威，人人都可以為圣人，講究個人的對內自省和對外實踐的統(tǒng)一，致良知。
王陽明心學是明朝中后期思想啟蒙的開始，明朝中期以后心學占統(tǒng)治地位的。王陽明對心學進行完善并發(fā)揚光大，在士大夫心里占據(jù)了主要地位，程朱理學(也就是八股文）在他們心中越來越沒有地位。程朱理學日益衰落，王陽明甚至在萬歷12年從祀孔廟，后來心學被有些王門弟子扭曲，以東林黨復社（其中很多人都是心學弟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力挽狂瀾，對被某些人歪曲的心學進行糾正，同時加以發(fā)展成明末實學和樸素的民主思想。
比如說黃宗羲，唐甄等人的反對君主專制，提倡“工商皆本”，徐光啟，方以智等人的科學精神，黃宗羲，顧炎武，顏元等人的經世致用，反對空談義理，注重現(xiàn)實的思想，都是實學的一部分。還有東林黨和三巨頭等人的民主思想，都是從王陽明心學衍生出來的。
明朝中后期的哲學思想和學術，文化尤其是世俗文化（明小說），軍事，外交，科技，政治制度，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達，外貿易對外交流（明朝洪武永樂以后只有形式上的海禁，到了嘉靖年間海禁廢弛已久，甚至鬧出海盜倭寇的禍端，隆慶初年有鑒于海盜作亂，為了在根本上根除海盜倭寇，連形式上的海禁都解開了，這樣對外貿易盡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不需要武力支持做海盜了）尤其是與耶穌會傳教士的交流，士大夫知識分子眼界之廣闊（當時有世界地圖了），綜合國力，國家地位種種成就
都伴隨著明末崇禎亂象，與大明一代江山淪胥同盡。但是
如果李自成統(tǒng)戰(zhàn)得當，不在關鍵時刻繼續(xù)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追贓助餉，在關鍵時刻統(tǒng)戰(zhàn)明朝北京被攻克后的上層人物尤其是掌握軍隊的實力派，
那么明朝的這些成就都可以由漢族王朝保住的。
崇禎吊死之后，從明朝這方面看，失去權威中央，地方軍閥擁兵自重，不聽指揮，有奶便是娘，這是其一。其二先是實行借虜平寇的錯誤政策，后來到了永歷王朝又是出現(xiàn)了孫可望這個民族敗類不顧大局，事情才無可挽回了。
明末清初實在是事關中華民族這以后幾百年到底是進步還是落后的關鍵的嬗變分娩的時刻。
在嬗變分娩的關鍵時刻，東林黨和閹黨，分權與皇權，（從中原五省來看）貧苦農民和大地主斗爭激烈，馬上就要由前者戰(zhàn)勝后者的時刻，可恥的殖民者乘虛而入！
這是歷史偶然而不是歷史必然！
而今天，我們還在為這些殖民者大唱頌歌，抹煞自己的民族文化，宣揚滿清奴文化和文明破壞有理論！
王陽明心學只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冰山一角，
簡單地敘述了這樣一個情況，
的確我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中，崇洋媚外者有之，為殖民者唱頌歌者有之，講馬克思主義者有之，這種思想非常有害，但是這是現(xiàn)實，我們不應該消極地咒罵，那是無濟于事的，我們應該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為民族文化的振興而努力。
呵,如果是談道德和理性,偶下面這一段正好:
道德是情感,也是理性,并不相悖.
個人覺得,道德是我們人類維護社會全體利益的終極理性,而對于個人,道德并不一定帶來利益最大化,但是社會全體出于群居目的對個體反復進行意識刺激,最終加深了個人的"非理性"而服從道德情感.
比如,個體因制度不完善腐敗,本質是一種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但由于社會為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有預謀"地宣揚"腐敗無恥",最終使某些個體會背叛"理性"地屈從于社會公共道德!
不過,這也與個體價值觀有關,當個體認識到自身虛無,把生命永恒完全系托在全體人類未來上時,就會主動舍棄個體利益,自覺維護人類共同利益,這時理性與道德情感就是一致的!
當然,很遺憾,我們還是很多同類,也會因為"理性"地追求個體利益最大而損害國家利益,這時"理性"與"道德"再次相悖!
因此,從上面可以看出,情感和理性的差別,或許在于個體是否明白行為目的,個體內心越趨向于能夠剖析自己的行為動機,我們一般認為他越趨于理性(雖然他的"理性"在旁人可能是局限和短視的).
沒有這么復雜，就是要致良知去除私心物欲，恢復本心所具有的天理但是有人把商業(yè)利益同私心物欲等同起來，這是不對的，為什么要這么說呢？
因為衣食住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商業(yè)利益也是國計民生的一部分，是天理。
明嘉靖四年 1525年 ，王陽明在為棄儒經商的方麟所寫的《節(jié)庵方公墓表》一文中說：“古者四民異業(yè)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yǎng)，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yè)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于修治具養(yǎng)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于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yǎng)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yè)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于利，以相驅軼，于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游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在這篇《墓表》中，王陽明不僅說士農工商“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更進一步提出“古者四民異業(yè)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把傳統(tǒng)觀念中一直視作賤業(yè)的工商擺到與士同“道”的高度。他雖借用了托古的口氣，卻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命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在這篇《墓表》中，不僅把工商放到與士農平等的地位，還認為社會上出現(xiàn)“交鶩于利，以相驅軼，于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游而恥工賈”的現(xiàn)象，完全是因為“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所造成。
在這篇《墓表》中，王陽明推倒了傳統(tǒng)的“四民”觀，對工商作出全新的價值認定，敢于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確是當時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是儒家社會觀念上的一個新發(fā)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解讀王陽明“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破”之心學命題
要做事首先要做人，做人是做事的基礎和前提。做人首先要立品，“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惟德惟賢，方服于人”，如不立品，則容易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自無定見，淪為下流。
人要善于加強自我修養(yǎng)，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知人”、“勝人”固然重要，但“自知”、“自勝”尤其重要。一個人如果若能省視自己，堅定自己，克制自己，并且矢志力行，就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
“知人者智”，能認識別人叫做明智。齊桓公小白不以管仲射己之仇，由鮑叔牙推薦，啟用管仲為相，勵精圖治，得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遂成霸主之業(yè)。齊桓公知人之智，用人之量可見一斑。齊桓公病時，曾有易牙烹其子之肉進獻桓公，桓公大喜，認為易牙忠心耿耿。管仲卻不以為然，認為易牙太過矯情，不近情理，包藏禍心，勸桓公摒退易牙?；腹宦爠褡?，親信易牙。管仲死后，易牙等三人大權獨攬，害死齊桓公，秘不發(fā)喪。可憐一代英主，尸體腐臭，死于深宮之內，命喪小人之手。由此可見，人心難測，用人之難。
“自知者明”，能認識別人叫做聰明。人可以將百米之外看得清楚，卻難以自見其睫。每個人都有盲點，在重組自己的偏見時，還以為是在思考。只有認識清楚自己的長短，才可以揚長避短。
“勝人者有力”，能戰(zhàn)勝別人就叫做有力量。生活就象是一場戰(zhàn)斗，因資源有限，是故必然存在著競爭。競爭的原則是優(yōu)生劣汰，適者生存。“成者王侯敗者賊寇”，雖然殘酷了一點，但確實是永恒的真理。“小人不可一日無錢，君子不可一日無權”，階下囚與敗軍之將的滋味絕對不是好受的。所以說，勝利，戰(zhàn)勝對手才是最重要的。人一生中充滿了數(shù)不清的斗爭，從出身之前，便是一個精子同其它幾億個精子爭奪一個卵子。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弒兄逼父，可謂有悖倫理，大逆不道，然而李世民從諫如流，知人善任，中國有史以來最為繁榮的盛世由此開創(chuàng)。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況下，只能“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因為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正如曾國藩所言“凡事有極困難者，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自勝者強”，能戰(zhàn)勝自己才是剛強。“男兒以不能立志，懦弱無剛為最大恥辱”。曾國藩以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家，在戰(zhàn)爭前期，先有岳州之敗，后有鄱陽湖之敗，苦心經營的湘軍近乎全軍覆滅。曾國藩灰心喪氣，投水自殺，被人救起，并且因做人迂腐，不通官場規(guī)則，朝野上下，蜚聲四起，處境甚是艱難。曾國藩將幕僚所寫奏章中的“屢戰(zhàn)屢敗”改為“屢敗屢戰(zhàn)”，雖有一字之差，其立意有天壤之別。雖無奈承認現(xiàn)實，卻有振作的勇氣。曾國藩以退為進，回家奔喪，修煉內功，出山之后，被授兩江總督，節(jié)制四省軍政，反攻為守，太平軍節(jié)節(jié)敗退，天京陷落而失敗。正所謂“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破。”“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只要戰(zhàn)勝心中之賊，山中之賊何愁不破？
“知足者富”，知道滿足就是富有。曾國藩一生中研究程朱理學，并深諳成敗得失之理。認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攻克天京后，知其有功高震主，權大壓主，才大欺主之忌，而激流勇退，裁減湘軍，讓出兵權。然而李斯一生中卻貪戀富貴，玩弄權術，最后落得個被腰斬于市的可悲下場，哭著對次子說“我想和你再牽著黃犬，出上蔡東門，捕捉狡兔已是不可能了。”曾國藩恪守人臣之道，通曉中國傳統(tǒng)文化。雖位極人臣，而壽終正寢，全身而退，中國可謂第一人。
“強行者有志”，堅持力行的就是有志。“世間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閑之光陰”，世可強成，名可強立。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是從自強自立做出，即為圣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曾國藩而立之年后改名為“滌生”，即取《了凡四訓》中“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立志強行，除舊布新，故而大成。
“不失其所者久”，不迷失根基就能長久。此根基即指“道”，即能知人、自知、勝人、自勝，故可進德修業(yè)，成就大業(yè)。業(yè)有所成后，若能知足，則可全身保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