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忠
民族性格是指一個民族的群體人格，即一個民族所共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想、情操、嗜好、激情、習慣及行為方式等。民族性格的形成是與這個民族所長期依存的生存環(huán)境、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tǒng)分不開的，換言之，它是一個民族在其特有的歷史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下逐漸形成的。
印度文明綿延五千余年，它所哺育出來的印度各民族具有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性格。自古以來印度就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國度，因此，宗教信仰和文化在印度民族性格的形成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今天的印度有10億人口，其中印度教徒8.2億（占總?cè)丝诘?2%），穆斯林1.1億（占11%），基督教徒2700萬，錫克教徒2300萬，佛教徒600萬，耆那教徒350萬。[1]印度教不僅信徒眾多，而且歷史悠久。從《梨俱吠陀》產(chǎn)生算起，印度教已有3500年以上的歷史，長期以來它所形成的經(jīng)典、教義、哲學、倫理、法律、文學和神話等等，對印度人產(chǎn)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除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外，印度本土產(chǎn)生的諸宗教——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等，雖然與印度教有所不同，但在許多根本問題上都受到印度教的深刻影響和熏陶。 毫無疑問，印度教是印度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代表，它對印度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義。
82%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印度教徒構(gòu)成了印度民族的主體。印度人長期在印度教文化的熏染和陶冶下，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即國民性。在印度的民族性格中，有許多方面是與其他民族不同的，例如：
（1）鄙視物質(zhì)，崇尚精神的觀念。
印度人與其他民族不同，他們輕蔑外在的、物質(zhì)的東西，崇尚內(nèi)在的、精神的東西。其他民族都崇拜偉大的帝王和軍事英雄，印度人不是這樣，他們把那些隱居于森林之中半裸體的圣者視為最崇高的人，就連帝王和英雄也崇拜這些人，因為人們相信在圣者身上具有一種內(nèi)在的精神力量，這種內(nèi)在的精神已經(jīng)與宇宙的無限精神合二為一，從而達到了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統(tǒng)一。印度人說：“對于我們來說，衡量偉大的標準，是看一個人內(nèi)在的東西，而不是看外在的東西?！盵2]因此，輕視外在物質(zhì)、注重內(nèi)在精神是印度民族性格中的重要因素。即使在印度現(xiàn)代社會，也有不少大人物、大知識分子，雖然他們的社會地位很高，但是仍然蔑視物質(zhì)，把內(nèi)在的精神追求置于最高的位置。許多虔誠的宗教信徒和平民百姓更是如此。
（2）崇拜神靈，為神無私奉獻的觀念。
印度教盛行偶像崇拜，印度教萬神殿中供奉著數(shù)不清的，大大小小、層次不同的神靈。印度人崇信神靈，為神奉獻的觀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他們舉行各種各樣的祭神活動，認為只有不斷地祭祀神靈，為神奉獻，才能加深對神的感情，才能得到神的恩寵或達到與神合一的境界。印度教的祭祀活動非常繁瑣，在家庭中有各種“家庭祭”，在神廟中有各種大型的“公共祭”。 每逢宗教節(jié)日，許多教派要用大型彩車拉著神像出巡數(shù)十里，數(shù)萬名信徒簇擁在神車前后，高聲歡呼，載歌載舞，場面十分壯觀感人。即使在今天，印度人對神的虔誠程度也是令人感動的。商店老板每天清晨都要向供奉在櫥窗里的財富女神拉克希米頂禮膜拜，祈求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家庭主婦在烹調(diào)時，也不會忘記對神靈的祈禱；政府公務(wù)員在上班的路上，也會向矗立在路旁的神像合十膜拜等。
（3）再生的觀念。
在印度人中，無論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還是耆那教徒和錫克教徒，都信奉再生的觀念。他們認為，人的靈魂是不死的，肉體死亡以后，靈魂可以轉(zhuǎn)移到另一個軀體中繼續(xù)生存，人這樣不斷地生存下去，直至達到永恒歡樂的至高境界。一位印度教的教派領(lǐng)袖說：“再生理論是印度教的燈塔，它放射出一種永恒希望的光輝。在今生中，人的生命不會結(jié)束，在我們面前還有很長很長的時間讓我們努力去工作，一生復一生，直至達到目的地。在大的人類群體中，只有印度教徒高舉著這種充滿希望和信心的火炬?！盵3]由于信仰再生，印度人對生與死就產(chǎn)生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觀念。他們不畏懼死亡，樂觀地面對死亡，因為在他們看來，死亡只是肉體的斷滅，而是靈魂的新生，靈魂可以在新的一生中創(chuàng)造新的生活。因此，對他們來說，死亡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印度人的這種生死觀，導致了他們對歷史觀念和時間觀念的淡漠和忽視。研究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古代歷史中的人物幾乎都沒有準確的生卒時間的記載，因為在印度人看來，人沒有生死，一直在不斷地輪回著，無須記載生和死的日期。印度人也缺乏歷史觀念，他們沒有對歷史上各朝代、各王國和重要事件起止時間的記載，現(xiàn)代人要了解印度古代歷史發(fā)展的精確年表是不可能的。印度人對生死和對歷史的態(tài)度，與我們中國人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人對生死和歷史的格外注重，使得我國歷史上的每個朝代、每個重要人物，甚至每個重要事件都有十分精確而詳細的記載。
（4）“達摩”的觀念
何為“達摩”？ “達摩”（dharma）一詞來自梵文，在中國佛教典籍中被譯為“法”?！斑_摩”是印度傳統(tǒng)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有許多含義。從廣義上說，它是指事物存在的法則，或事物內(nèi)在的必然性和規(guī)律性。從倫理學的角度說，它是指人們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guī)范，以及應當履行的社會義務(wù)。印度教運用“達摩”一詞，多指倫理道德的觀念。印度教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達摩”，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準則、行為規(guī)范和社會義務(wù)，只要每個人都嚴格按照自己的達摩行事，社會就可以達到和諧和統(tǒng)一。在印度教文化的長期熏陶下，這種“達摩”的觀念在印度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印度獨立以后，許多堅持傳統(tǒng)文化的印度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提倡發(fā)揚“達摩”的思想，以抵制西方思想文化的侵襲。例如，印度人民同盟（政黨）的領(lǐng)袖P·D·烏帕迪雅耶，在20世紀60年代曾提出在印度要施行“達摩之治”的主張。在他看來，獨立以后，印度之所以思想混亂，社會動蕩，其原因就是因為過多地把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引入到印度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傳來了西方的這個“主義”和那個 “主義”，攪亂了印度人的思想。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本質(zhì)上是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強調(diào)事物之間的沖突與競爭，而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強調(diào)事物之間的和諧與統(tǒng)一。資本主義哲學是把沖突與競爭看作是永恒的真理，社會主義哲學也是強調(diào)矛盾與斗爭，并鼓吹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這些思想文化與印度文化是相沖突的，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和諧與統(tǒng)一。要想實現(xiàn)印度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就必須實行“達摩之治”。他認為，達摩是真正的“印度意識”，是“支持一切有教化生活的力量”，是“印度文明中最有生命的推動力，生命氣息”。按照他的“達摩之治”論，必須要用真正的“印度意識”——“達摩”來統(tǒng)一印度人的思想，使每一個印度人都嚴格遵守自己的道德規(guī)范，履行自己的社會分工和社會職責，只要每個人都能各盡其職、各守其責，印度社會就可以實現(xiàn)和諧和統(tǒng)一。
（5）種姓等級觀念。
印度教的種姓等級觀念或種姓意識，在印度獨立后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變化。印度憲法明確規(guī)定廢除賤民制度，并規(guī)定對賤民歧視的行為構(gòu)成犯罪。印度政府也采取各種措施保護賤民的地位和利益，例如，每年大學招生為他們保留相當數(shù)量的名額并在提供助學金等方面給予照顧，把政府公務(wù)員的一定名額留給賤民等等?，F(xiàn)在，在印度的大城市和一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中，種姓隔離和種姓歧視現(xiàn)象已經(jīng)很少看見。但是，由于幾千年來宗教思想的影響，人們頭腦中的種姓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印度幅員遼闊，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不平衡，因此在廣大的農(nóng)村、偏遠山區(qū)和文化教育不發(fā)達的地區(qū)，種姓等級觀念和種姓歧視現(xiàn)象還依然存在。即便在一些發(fā)達地區(qū)，不同種姓者在通婚、飲食和社交活動中仍然有隔離，有潛在的種姓意識存在，尤其是高級種姓的女子要想嫁給低種姓的男子（所謂“逆婚”）仍倍受到歧視。據(jù)一位長期在中國駐印度使館工作的同志講：一次，中國使館雇傭二十幾個印度工人為使館修繕房屋，他總看見有一個印度工人在單獨地干活兒，別人休息他不休息，別人不理他，也不跟他說話，后來一了解原來這個人是一個低種姓者。這說明，種姓差別觀念仍然在許多印度人心中作怪。總體上說，現(xiàn)在印度人的種姓意識已經(jīng)大大削弱，但依然存在。
以上所述的這些民族心理或民族性格是印度人所特有的，與其他民族的性格顯然不同，即使在某一點上有相同或類似的地方，在整體上也是不同的。印度的民族性格是數(shù)千年來在其特定的宗教文化氛圍中熏陶出來的，印度教的信仰與文化在這個過程中起了重要而決定性的作用。
例如，印度人輕蔑外在物質(zhì)、崇尚內(nèi)在精神觀念的產(chǎn)生是與印度教的人生哲學分不開的。印度教哲學起源于公元前7世紀左右的《奧義書》，后來發(fā)展出許多學派和體系，經(jīng)典浩瀚繁多，內(nèi)容復雜而玄妙。但是，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印度教人生哲學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話高度概括之，即“靈魂源自于無限，也必然復歸于無限”。用印度人的話說，就是“我源自于梵，也必然復歸于梵”。印度人把人的精神本質(zhì)——靈魂稱之為“我”，把宇宙的本質(zhì)稱之為“梵”，認為人的本質(zhì)和宇宙的本質(zhì)是相通的，人的本質(zhì)或本性（我）起源于宇宙本質(zhì)（梵），也必然回歸于宇宙本質(zhì)（梵），兩者皆為精神，同源、同體、同性。故，印度教哲學的最重要命題為“梵我同一”或“梵我一如”?！?梵我同一”論，是幾千年來印度教人生哲學最根本的學說。它發(fā)源于古代奧義書，大成于中世紀的各種吠檀多哲學，再發(fā)展到今天的現(xiàn)代吠檀多主義，歷經(jīng)兩千余年，始終如一，對印度民眾產(chǎn)生了深遠而不可磨滅的影響。
按照“ 梵我同一”論，梵的本性是“真、智、喜”，即無限真實、智慧、仁慈和歡喜的，用現(xiàn)代話講，就是真善美的，因此人的本性或本質(zhì)也是真善美的。那么，人為什么會變惡、變壞呢？問題出在肉體上，這就是說，人的內(nèi)在精神本性是善的，但是因為有外在肉體（物質(zhì)），肉體產(chǎn)生欲望（貪欲、性欲等），欲望導致人變壞，引發(fā)出社會的各種罪惡和爭斗。簡言之，人的本性為善，但外在物質(zhì)肉體和肉體產(chǎn)生的各種欲望導致痛苦和罪惡。因此，印度教一直勸導人們，要消除物質(zhì)欲望，克服肉體性，把自己內(nèi)在的精神本性（我）恢復和顯現(xiàn)出來，使其復歸于梵，達到“梵我合一”的境界。這種境界就是印度教徒所追求的“靈魂”復歸“宇宙”，“有限” 復歸“無限”，人與大自然相結(jié)合的最高理想（解脫境界）。在印度教看來，包在靈魂外面的物質(zhì)肉體和它產(chǎn)生的各種物質(zhì)欲望是萬惡之源，必須斷滅之，因此他們采取各種瑜伽，折磨肉體，斬斷七情六欲，克服肉體性。以上乃印度教哲學之精髓。不難想像，印度教徒長期在這種宗教哲學的宣傳和熏陶下、自然而然地會培育出一種特殊的民族性格——蔑視物質(zhì)、崇尚精神的心理觀念。在古代，許多印度教徒到了四、五十歲，即履行了“成家立業(yè)”的社會職責以后，就會自覺地拋棄一切物質(zhì)財富，帶著要飯碗和木棍，一個人離家出走，過起“林棲”和“遁世”的生活，在深山老林里靜修冥思，以求早日達到精神的解脫。應當說，這種生活邏輯乃是印度教徒輕蔑物質(zhì)，崇尚精神的最典型表現(xiàn)。
印度人所獨有的其他特質(zhì)，如敬神觀念、再生觀念、“達摩”觀念、種姓觀念等，也是在宗教信仰和思想的長期熏染下哺育出來的。敬神觀念起源于印度教的偶像崇拜和“祭祀萬能”思想，再生觀念發(fā)源于奧義書的“業(yè)報輪回”學說，達摩觀念發(fā)源于印度教的倫理和法律制度，種姓等級觀念起源于印度教的種姓制度。有些觀念人們是比較熟悉的，這里僅以“達摩”觀念為例，談?wù)勛诮膛c這些觀念的關(guān)系?！斑_摩”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印度教經(jīng)典《梨俱吠陀》中，原初意思是“支持”、“支撐”、“維持”、“事物固有的秩序”等。以后這個詞不斷發(fā)展，其意義也逐漸擴大。到了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時代，這個詞出現(xiàn)在阿育王碑上，它的意思則完全與道德倫理觀念聯(lián)系起來。當時，阿育王還任命了一批主管和監(jiān)督社會道德的官員。他們的官銜稱為“達摩—摩訶摩德羅”( Dharma--mahamadra), 其意為“道德部長”。 到了公元前2世紀的《摩奴法典》的時代，“達摩”的概念又有了新的發(fā)展，它不僅包括倫理道德的意義，而且包括法律的涵義?！赌εǖ洹肥怯《冉套钤缱钪匾慕?jīng)典，它給不同的人規(guī)定了不同的“達摩”，例如，婆羅門有婆羅門的“達摩”、剎帝利有剎帝利的“達摩”、吠舍有吠舍的“達摩”、首陀羅有首陀羅的“達摩”。學習吠陀、傳授吠陀、祭祀、替他人祭祀、布施和接受布施是婆羅門種姓的“達摩”；學習吠陀、保護百姓、布施是剎帝利種姓的“達摩”；學習吠陀、經(jīng)商、務(wù)農(nóng)、畜牧、布施是吠舍中的“達摩”；心甘情愿地侍奉以上三個種姓，為他們服務(wù)，則是首陀羅種姓的“達摩”。這里的“達摩”，是指不同的人應當履行的不同社會職責和義務(wù)。從“達摩”的深層意義來看，印度教徒認為，這些社會職責是人的內(nèi)在本質(zhì)所決定的，是人天生而來的，也是社會“固有的秩序”，只要每個人都能認真履行自己的“達摩”，那么社會就可以達到和諧和統(tǒng)一。因此，他們把各種“達摩”用法典的形式固定下來，以求永遠不變。在印度教的法典中，“達摩”不僅具有道德的意義，而且具有法律的意義，因此人們必須嚴格遵守之，不遵守則受到法律的制裁。后來，印度教的各種經(jīng)典又通過神話傳說、倫理說教等形式，不斷地在民眾心中強化“達摩”的觀念。最有名的經(jīng)典《薄伽梵歌》就是通過大神克里希那對軍事領(lǐng)袖阿周那的說教，宣傳一個人不應考慮個人的榮辱得失，只有堅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達摩”，才是對神最大的忠誠。由于“達摩”觀念的深化，印度教甚至把“達摩”作為人生的四大目的之一?！斑_摩”已經(jīng)與“利”、“欲”、“解脫”并列為人生追求的四大目標，并且與“解脫”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只有履行“達摩”才能實現(xiàn)“解脫”。因此，在宗教經(jīng)典的宣傳和宗教法律的強制下，“達摩”觀念早已深入印度民眾的心中，從而形成一種特有的民族心理或民族性格。
應當說，宗教在印度民族性格的形成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印度民族性格中許多觀念、嗜好、習俗和行為方式，都是長期以來宗教文化在人們心中的歷史積淀。即使到了現(xiàn)代社會，這些觀念、嗜好和習俗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其基本精神仍然保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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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國際傳教研究》，2000年1月出版。
[2] M·S·戈瓦爾卡：《思想集成》，第50-51頁，印度班加羅爾，1966年。
[3] 戈爾瓦卡：《思想集成》，第49頁，印度班加羅爾，1966年。
文章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