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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分詐騙、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

司法實踐中,詐騙、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這三者之間因在客觀上都存在欺詐的行為表現(xiàn),主觀上又往往難以準確認定行為意圖,界限標準模糊,極易發(fā)生混淆,是司法審判經(jīng)常遇到的難點。如發(fā)生錯誤認定,則直接影響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罪輕與罪重的定罪量刑結果,對相關行為人可謂影響重大。盡管理論上對此作了區(qū)分界定,但諸如此類的侵犯客體不同、主體不同、客觀方面不同等界定標準并不具有實際意義。因此,有必要理論結合實踐,對這三者之間各自的界限作出可供操作的區(qū)分標準,避免錯判誤判,保證公平正義。


  一、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的界分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


民事欺詐,是指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過程中,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做出錯誤表示的行為。


詐騙與民事欺詐的共性較為明顯,即都存在欺騙行為,同時也會給相對方造成財產(chǎn)損失。其區(qū)分的關鍵在于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在理論上,民事欺詐行為人主觀上是想通過欺詐行為與對方成立民事法律關系、履行民事法律行為而獲取利益。而詐騙行為人主觀上是想直接非法占有他人財產(chǎn),并不想通過履行民事法律行為而獲益。


由于主觀目的屬于人的內(nèi)心活動,不容易認定,因此往往需要通過客觀行為進行推斷。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過程中,筆者認為,可以通過以下一些客觀情況進行綜合判斷:

(1)行為人是否有履行承諾的能力;


(2)行為人是否有履行承諾的行為;


(3)行為人在無法履行承諾時的表現(xiàn);


(4)行為人未履行承諾的原因;


(5)行為人對財物的處置。

通過綜合考察以上五個方面的行為表現(xiàn),如果行為人根本不打算實現(xiàn)自己的任何承諾,也沒有能力實現(xiàn)承諾,在違反相關民事義務以后,不采取補救措施,萬般推脫責任或者隱匿、逃匿、肆意揮霍所獲取的錢財?shù)?,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按民事法律關系約定履行義務,也有能力實現(xiàn)承諾,將所獲取的錢財用于從事合法的民事活動,并以通過履行相關民事法律行為來獲取利益的,則不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從而區(qū)分詐騙與民事欺詐。


二、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界分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數(shù)額較大財物的行為。


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在主觀目的和客觀上采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手段方面沒有任何區(qū)別。那么,如何作出界分?


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關鍵在于是否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的錢財,其本質(zhì)特征是利用合同騙取錢財。申言之,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受害人因行為人的欺騙行為陷入錯誤認識,受害人因錯誤認識而按照合同的相關約定自愿交付錢財,受害人由此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遭受損失。合同詐騙罪的核心是受害人因為行為人的欺騙充分相信合同的真實性而基于合同作出處分,從而遭受財產(chǎn)損失。把握住這一點,則能與一般的詐騙進行較好的區(qū)分。

   

在實踐中,如果受害人受到欺騙,但不是基于合同的相關條款處分財產(chǎn),而是脫離合同條款約定或基于其他原因處分財產(chǎn),則應認定為詐騙罪。反之,如果受害人因行為人的欺騙,為了簽訂、履行合同并且基于合同的約定而處分財產(chǎn),從而遭受損失,則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按照特殊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競合原則,不應再認定為詐騙罪。

  

因此,考察受害人到底是不是因為簽訂、履行合同而處分財產(chǎn)至關重要。一般而言,可以通過受害人處分財產(chǎn)的時間、數(shù)額、目的等情況進行綜合判定。如實踐中,受害人是在簽訂合同支付價款的過程中處分財產(chǎn),而受騙的錢款數(shù)額屬于合同中明確約定的價款、定金、押金、預付款等款項,可以視為基于合同而處分財產(chǎn),應認定為合同詐騙。


三、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欺詐(民事)的界分

合同欺詐,是指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做出錯誤表示的行為。


合同詐騙與合同欺詐都存在于合同領域,兩者界分的關鍵還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欺詐行為人想通過簽訂、履行合同來獲取利益;合同詐騙行為人想通過簽訂、履行合同這一形式來非法占有他人錢財。簡言之,前者在主觀上是以營利為目的,而后者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如同詐騙與民事欺詐一樣,在實踐中,可以通過上述五個方面綜合考察區(qū)分合同詐騙與合同欺詐行為人的主觀目的。


筆者認為,在認定合同詐騙罪時,因刑法第224條已經(jīng)對合同詐騙罪的具體行為表現(xiàn)作出規(guī)定,應嚴格按照刑法的規(guī)定作出認定。同時對刑法沒有明確規(guī)定的其他合同詐騙行為進行認定時,應結合合同的基本特征和市場交易規(guī)則,慎重考察合同簽訂情況、合同約定內(nèi)容、合同履行情況、財產(chǎn)處置情況等作出準確認定。


具體而言,合同詐騙存在于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一般在簽訂合同時不具有合法的資格或者提供虛假的資質(zhì)證明,對合同約定的內(nèi)容作虛假承諾,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或者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將所獲取的錢財肆意揮霍、從事非法活動或者直接攜款潛逃,非法占有他人錢物的目的明顯,可以認定為合同詐騙。


但是,如果合同雙方在簽訂合同時提供的是真實有效的資質(zhì)證明,雙方對合同內(nèi)容進行充分協(xié)商,合同約定的條款符合一般的市場交易規(guī)則而且也可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行為人按照合同的約定進行履行,將所獲得財產(chǎn)用于正常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盡管存在虛假承諾,因其多表現(xiàn)為以營利為目的而不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不宜認定為合同詐騙,而宜認定為一般的欺詐,通過民事途徑解決。特別是在提供服務類合同中,服務的好壞以及有沒有達到合同約定的標準經(jīng)常見仁見智,不應一刀切的認為沒有達到一方所認為的標準而認定另一方是詐騙。


李斯特有言:“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盡管詐騙、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在司法實踐中經(jīng)?;煜霈F(xiàn),但仍應盡可能結合相關標準作出準確的區(qū)分認定,不放任犯罪,也不傷害無辜。此外,結合我國相關的刑事司法政策,刑法應盡可能避免不當?shù)馗缮娼?jīng)濟領域的糾紛,保持謙抑性。司法工作人員更應保持一種慎重態(tài)度,對經(jīng)濟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作出準確認定,避免上下其手,以真正打擊犯罪,保障人權,實現(xiàn)公平正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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