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倡導博愛主義的人，是否只是理論上的一種追求？不過我們看墨子的生活態(tài)度便知其之真情：“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篇）。意為墨子為了服務社會，象罪人一樣剃光頭發(fā)，不戴帽子，穿著拖鞋到處走動，過很樸素的生活，抱著和一般庶民一樣的生活態(tài)度。墨子主張“兼愛”，反對儒家從宗法制度出發(fā)的親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攻”，反對各國之間以掠奪為目的的戰(zhàn)爭；要求“節(jié)葬”、“節(jié)用”，反對奢華的生活方式以及禮樂制度；提倡“尚同”、“尚賢”，反對任人唯親的貴族世襲制。所以，有學者認為墨子的思想代表了“農與工肆之人”的利益。不管如何，首先一點就是，我被他偉大的人格力量所感動，即使他的理論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出于針對儒家思想而另創(chuàng)一派，或許在本人潛意識中還會有些英雄主義式的反叛傾向，但墨子本人的確已做得讓人心服口服，我這些無謂的猜測也不能絲毫改變對他的崇敬之情。
墨子是春秋末戰(zhàn)國初的思想家，墨學的創(chuàng)始人。姓墨名翟，魯國人，還有一說他為宋國人（宋國的目夷氏和墨同音）。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業(yè)者。他精通工巧和制作，可與當時的巧匠魯班相比。他曾制成“木鳶”，據(jù)說三天三夜飛在天空沒有掉下來。墨子還善于守城技術，這里要講個關于“墨子破云梯”的故事。當時楚惠王重用了魯班，建造云梯，想去攻宋國，引起一些人的反對，反對得最厲害的是墨子。他主張“非攻”，反對那種為了爭城奪地而使百姓遭到災難的混戰(zhàn)。聽說這事，便急忙親自跑到楚國去，腳底都起泡出了血。到了那里，便與公輸般模擬比試，對方采用一種方法攻城，墨子就用一種方法守城。最后在墨子的演示和勸說下，惠王放棄了攻打宋國。這樣，一場血戰(zhàn)就被阻止了。
墨子早年習儒學，“墨子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訓）他認為儒家重禮樂，主張厚葬，于民生不利，于是后來極力反對，最終舍掉了儒學，形成自己的墨家學派。墨子上說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幾乎遍從人而說之。他廣收生徒，形成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
根據(jù)近代諸家研究，墨子出生于孔子死后的西元前479年到469年的十年間，與他同時代的人，在政治上有開明君主的魏文侯，但墨子未曾走訪過魏。他一直在以淮水流域，長江流域中游的南方文化圈內，在南方大國的楚和舊國的魯，宋之間來往，而與中原文化中心稍有脫離。去楚國游說時，遭到楚惠王的臣下婉轉拒絕說：“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及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意思就是，萬上之上的國君，是不適合采用賤民可以實行的理論。這應該是想象得到的。比如墨家的“節(jié)用”思想，與當時的各諸侯王國的王公大人浪費奢侈的風氣相抵觸，這種主張必然不會被任何諸侯所采用。但從小生產者的立場來看，任何財富的創(chuàng)造與積累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必須節(jié)約愛護，墨子的這種主張代表了勞動階級的思想。
墨家思想的形成，與墨子本身的賤民成份分不開，墨子平生未見其做過任何官職，他自稱是“鄙人”，過著平民的生活。他的生平，舊史不詳，司馬遷的“史記”中沒有給墨子立傳。墨家思想，以“兼愛非攻”為根本，認為只有天下的人都兼愛，才能使國家安定。只有以”兼愛非攻“治政，才能使社會安定。他認為人類積下了種種罪惡，而至于不得已發(fā)動戰(zhàn)爭，皆起于不相愛。“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梁啟超說：“墨學所標的綱領，雖有十條，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 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項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愛為核心，以節(jié)用、尚賢為基本點。由于小生產者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始終處于被剝削壓迫地位，其思想代表的墨家亦從未占過上風。
孔子提倡仁，墨子也常以仁為出發(fā)點來思考問題，并且把仁的范圍擴充到“兼相愛，交相利”。他認為天下學者都不懂得仁，他們只知道名詞上的知識。為何呢？墨子說道：“仁人做事，須對天下有利的事，除去天下的禍害，現(xiàn)在那些君子知道偷盜別人的東西是要受處罰的，因為損害了他人的利益，就有不仁的罪過，是不義的?？涩F(xiàn)在到了最大的不義，攻打別人的國家，就不知道不對，反而稱贊他，說是合理的，這怎么能說是懂得仁和不仁，義和不義的區(qū)別呢？”（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詳見非攻篇第一）這種積極尖銳的非戰(zhàn)論是很令人感慨的。
作為言行一致的孔子認為仁的德性并非全靠理論而是靠實際體驗才能完成的。墨子很努力地去實踐，他說：“仁人應該做的事，必須是對天下有利的事，除去天下的禍害。”那么禍害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他說道：“社會惡的根源是因為大家采取了利己主義，我們要以泛愛主義來替代利己主義。”墨子繼續(xù)辯駁：“要反對別人的意見，自己必須有取代的意見才行，如果沒有，就好象以水來防水，以火來滅火，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他要說明兼相愛為何能有利于天下，他說：“在泛愛主義的立場來看，為自己國家做事，或為別國做事是一樣的，用自己國家的兵力去攻打別國的是毫無意義的。如此想法，國際的侵略戰(zhàn)爭和國內的戰(zhàn)爭就不會發(fā)生了。”，把仁的范圍擴充到“兼相愛，交相利”。墨子的兼愛主義是要以他所說的泛愛來滅絕人類的對立斗爭，要大家突破國境血統(tǒng)的差異，把人類愛的精神喚醒。有人辯駁利己主義的必然性，卻被墨子回得啞口無言，這里墨子采用的是一種邏輯推理法，非常謹密高妙。（詳見墨子耕柱篇）
若說儒家思想還能被道德偽善者加以利用，欺騙愚弄眾人來實行統(tǒng)治。可墨子的這種博愛精神只是在理論上成立，而太難于實踐中被“改造”地采用。人性的自私貪欲和殘酷不太可能打破利己主義的范疇，除非是當物質生產力非常發(fā)達的那一天，就象有實施共產主義的條件，那么人類或許可能達到博愛這種最高精神層次。不過我于此沒有信心。共產主義有一天會實現(xiàn)，但它也必將在一個階段后被另種社會形式所替代，人類的歷史不管倒退還是進步，總要處于變化間，所以社會形式以及生產方式同樣會有改變的一天，不過是時間長短而已。墨子的思想代表了下層階級，這些都有反于王公貴族的利益，必定難以被采用。儒墨兩家的觀點不同，我們應對他們的學說進行全面客觀評價，它們都有各自的時代的優(yōu)越性和缺點。另外，無論后世對諸子學說，特別是儒家的學說如何包裝改造及利用，我們還是要崇敬創(chuàng)立者高尚的人格。
孔子雖想超越世襲制的貴族統(tǒng)治，廣泛地招攬人才，但卻未能貫徹這方法而只好與貴族妥協(xié)。魯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篇）對于這個問題，墨子提出很尖銳的批評。他說：如果“尚賢”的標語，意思就是“尊敬賢者”，那便知識個平凡的道德教育的德目罷了。在戰(zhàn)國初期，“尚賢”應解釋為“將政治從無能夠的貴族手中轉移到有才能的平民手中”這樣積極的政治標語，例如蕘選用無名的舜為后嗣就是政策實施的榜樣。墨子認為舊貴族政治的身份制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原因，必須根本的改革貴族世襲制度，并且不論出身如何，給予有才能的人相當?shù)呢敻坏匚唬@是他要推翻貴族的改革主義立場。墨子經常采取改革主義態(tài)度，比如他認為：“古代先圣之道是好的，就應該傳述，而對于現(xiàn)在好的，也應創(chuàng)作。如此一來，則好的事物會越來越多。”（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詳見耕柱第四十六）孔子述而不作，對過去的種種，并不從正面加以破壞，采取了加以發(fā)展解釋的改良主義和復古主義。而墨子對于這個問題，卻采取了改革主義道路，他不以常識來判斷，而以理論來推演，這就是墨家和家的本質差異。
“墨子”一書的風格，語言質樸，善于運用具體事例來說理。墨家的思想主要表現(xiàn)在政治，經濟方面，它思想體系的特點，在哲學思想上有著嚴密的邏輯推理性，以及其辯學上的深奧。中國古代嚴格意義上的論說文，就是從“墨子”開始的。于此而言，它在中國散文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順便扯開一下，在西方哲學史上，邏輯學方面公認的權威是亞里士多德，那么在形而上學方面有著主導地位的是柏拉圖。那么，中國的墨子是為邏輯學方面的權威，老莊便把形而上的哲學推向了頂峰。墨子的思想表現(xiàn)形式，象他的辯論，就如近代思想家一樣，是進行一步一步嚴密的理論思考。在他的諺語性質上，是喜歡簡潔的表現(xiàn)而排斥理論的闡述。
墨子作為仁人，和平論者，自由主義者以及合理主義的一面外，還有宗教者的一面。他以為天是至上的神，并給予人至上的命令，認為要治亂世，必須根據(jù)絕對的神意而行，以法律的形式向人民發(fā)布并強化人民的統(tǒng)治，維持社會秩序，這種法治主義的政策，和魏國李克所制定的法典是并行的。但我認為這與自覺的泛愛是有些相離的，因為一旦以神的意志來行事，來維持一種秩序，這就會缺乏道德和情愛由內心而發(fā)的自覺性，也就是真實性。所以，畢竟人性是不善的，才需要外界法律或宗教的形式來對以加強約束。（注：我認為“不善”并不代表惡，自私貪欲并非就意味著“惡”，以后再來討論。孟子的人性本善與告子荀子的人性本惡論點的對立很有意思。）信仰宗教的墨子自稱是“鉅子”。他統(tǒng)率弟子實行嚴格的團體訓練，因而形成了中國最早而有力的宗教團體。今天我們用的“墨守”這一詞，也就是由墨子弟子忠實遵守其師的主義而來的。
以飛躍的中國思想主流而言，墨家的學說是屬于異端，如他對貴族和有識者支持的禮樂和文化精華抱批判的態(tài)度，而過著粗食布衣的庶民生活。墨家的反文化主義也和道家不同，道家雖反文化，但卻是一方面使文化生活存在，一方面做個人消極的躲避，而墨家是正面向文化挑戰(zhàn)和破壞，是比道家更積極的反文化主義，也可說是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所做的最尖銳的不妥協(xié)的批評。墨學之所以能與儒家紛爭天下，也于墨學在邏輯辯論上的嚴密性和科學性有很重要的關系。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并列"顯學"。“韓非子·顯學篇”里曾記道：世之顯學，儒墨也。如今，雖然我們談中國思想的時候，大多數(shù)以儒教和道教為主要潮流，但就戰(zhàn)國時代來說，儒家思想和墨家是對立的兩大陣營。而向戰(zhàn)國初期墨子學派挑戰(zhàn)，而引起中期以后儒墨對站的也就是孟子。孟子有一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就是用來反駁墨子同調者認為賢君在治理國家的同時也應與人民一起耕種的論點。孟子認為墨學太偏執(zhí)，“吾所惡執(zhí)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篇）
從秦統(tǒng)一六過以后到清朝初的一千多年的歷史，是墨學最低潮的時期，特別是西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后，墨學基本上是處于停滯階段，甚至為人遺忘而成為絕學，直到清朝中期以后，諸子學的勃興才將墨學又遺忘的邊緣救起，這是秦漢以后，墨學的命運和其根本精神不協(xié)調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