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完這期刊物，我就要離開語文教學與研究雜志社了。去年冬天，武漢最寒冷的時候，我鄭重地向本刊上級主管部門遞交了辭職報告，要求辭去《語文教學與研究》雜志主編，希望到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民間文學教研室去專心教書。當時，領導考慮到我的心情和雜志的情況，一方面同意我辭職，一方面要求我留在雜志社再任一年主編。轉(zhuǎn)眼一年過去了，從2016年元旦開始，我就要徹底離開雜志社，正式去教研室當一名專職教師了。雖然是我主動要求離開雜志社的，但在這離別之際，我還是感到依依不舍。我從1986年起到雜志社工作，至今整整三十年，與《語文教學與研究》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突然要離開這份傾注了我大量心血的雜志，老實說，我的確感到有些難舍難分。更重要的是，我不忍心與那么多長期認可我、關心我、支持我的讀者和作者朋友們說再見。一想到從今往后，我可能再沒有機會通過雜志這個平臺與朋友們進行交流和對話，怎么說呢？我的整個心都是酸的。
本刊的主要讀者是全國的語文老師，他們也是刊物的主要作者。三十年來，我通過這份雜志結(jié)識的語文老師可以說數(shù)以萬計，能稱之為朋友的少說也有上千人。許多朋友都知道，我的身份比較復雜：一個身份是編輯，每月都要主編三本刊物;一個身份是教師，每學期至少要講一到兩門課;一個身份是寫作者，業(yè)余喜歡寫點小說。因為寫作屬于我的業(yè)余愛好，所以在與朋友們的工作交往中，我一般都很少涉及這個話題。其實，語文老師中有很多朋友都是很關注我的寫作的，其中有不少人還發(fā)自肺腑地喜歡我的小說。他們不僅認真地讀我的作品，而且還在百忙之中為我的作品寫評論。這讓我十分感動，也讓我對他們充滿感激。還有許多老師，曾經(jīng)通過書信、郵件或電話，針對我的某些小說提出了一些具體問題，想聽聽我的想法，希望跟我展開比較深入的討論?？墒?，由于種種原因，我沒能及時地回復，沒能耐心地解答，沒能細致地闡釋。為此，我一直覺得對不住這些熱心的老師，對他們心懷愧疚。今天，在我即將離開雜志社的時候，我想在我主編的最后一期刊物上，和長期以來對我的小說給予關注的語文老師們談談我的寫作，也算是集中還一次債吧。
我之所以決定占用本刊的寶貴版面來談論自己的小說，是因為我覺得我要談到的問題，并不只是關于我自己，也不只是關于小說，它實際上涉及到了有關語文教學的許多方面，包括語言學習、課文講讀和作文訓練。
1.寫有意思的小說
我這里所說的有意思的小說，是相對有意義的小說而言的。有意義指的是有思想性，有教育性，有指導性;有意思指的是有情調(diào)，有趣味，有美感。最好的小說，無疑是既有意義又有意思的那種。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完美的小說。在這種小說中，意義和意思這兩個元素不僅都有，而且兩者是水乳交融的，是嚴絲合縫的，是渾然一體的。這種完美的小說，雖然古今中外都有，但老實說并不多。許多貌似完美的小說，粗看上去似乎意義和意思都有，但不能細看，一細看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意義和意思并沒有達到完美的融合。它們經(jīng)常是兩張皮，要么牽強附會，要么生拉硬扯，要么風馬牛不相及。我不喜歡這種小說。它們很像蹩腳的裁縫師傅縫制的衣服，雖然兩塊布連在了一起，但針腳線頭都能看出來，讓人覺得刺眼。這種小說很不自然，讀起來別扭，難受，有時候還感到肉麻，甚至起雞皮疙瘩。
我們經(jīng)常讀到這樣幾種小說，一種是有意義沒意思的，一種是有意思沒意義的，還有一種是既沒意義也沒意思的。既沒意義也沒意思的，顯然是最差的小說了。如果我們還把它稱為小說的話，這種小說不寫也罷，也不值一讀。
至于另外兩種小說，我們見到最多的是有意義沒意思的這種。毫不夸張地說，這種小說差不多占據(jù)了小說的大半個世界。但是，就我的審美趣味而言，我也很不喜歡這種小說。原因是，這種小說過于追求所謂的意義，有的故作高深，總是削尖腦袋往哲學的象牙塔里鉆;有的則假裝激進，筆鋒一轉(zhuǎn)就溜上了政治的跑馬場。說實話，這種小說沒什么讀頭。如果僅僅為了獲取某種思想，我們還不如直接去讀那些哲學原著和政治文件。
相對來說，我比較喜歡那種有意思的小說。有意思的小說是從情調(diào)和趣味出發(fā)的，它不求宏大，也不求深刻，或者說，它不怎么重視意義的建構(gòu)，只求渲染一種情調(diào)，傳達一種趣味。這種小說不端架子，不板面孔，也不怎么作秀，更不裝神弄鬼，往往顯得很低調(diào)，很平實，有時候還有點世俗，因此讓讀者感到親切，輕松，好玩，換句話說就是有意思！
從文學與生活的關系上來看，我認為有意思的小說比有意義的小說更接近文學的本質(zhì)。有意義的小說雖然也寫生活，但它往往只把生活當作材料，目的在于從生活中提取意義，這有點像那些磨豆腐的人，他們并不看重黃豆，眼睛只盯著豆腐，一旦豆腐磨出來，那黃豆就沒用了，成了一包不值錢的豆渣。而有意思的小說則不同，它更看重生活本身，至于能不能從中發(fā)現(xiàn)意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這生活本身顯出情調(diào)和趣味來，這又好比那些熱愛黃豆的人，他們雖然沒把握從黃豆中磨出豆腐，卻能夠把黃豆處理好，或者炒，或者煮，或者泡，將它變得光彩奪目，有滋有味，香氣撲鼻。文學說到底還是為生活服務的，它有責任讓生活變得更有意思。所以我說，有意思的小說離文學的本質(zhì)更近。
再從美學上來講，我覺得有意思的小說代表了一種獨特的美學追求。如果說有意義的小說屬于理性審美主義范疇的話，那么，有意思的小說就應該歸為感性審美主義了。與傳統(tǒng)的理性美學相比，當下流行的感性美學更加關注人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出于對感性美學的崇尚，有意思的小說開始重新梳理文學與生活的關系，特別看重生活本身的審美價值，從而將文學的興奮點和著力點轉(zhuǎn)移到了日常生活的感性層面上，盡力去發(fā)現(xiàn)、捕捉和傳達潛藏在人們?nèi)粘Ｉ钪械奈⒚钋檎{(diào)和獨特趣味，進而彰顯出感性生命的無限豐富性與多種可能性。
2.《酒瘋子》與方言運用
《酒瘋子》是我自己十分看重的一篇小說，發(fā)表在我國最好的文學刊物《收獲》2013年第2期上，同年進入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還被五種小說年度選本收入?！毒漂傋印肥俏业牡谝黄眉亦l(xiāng)方言寫成的小說。它是我的一次探索，或者說一次冒險。 我的家鄉(xiāng)是一個偏僻落后的鄉(xiāng)村，那里的方言土得掉渣。土還不要緊，更要命的是俗，通俗，粗俗，甚至庸俗。當然，在離開老家之前，我也沒覺得它有什么不好，因為我就是聽著它說著它長大的。十七歲那年，我到武漢上大學，突然遇上了普通話。從這時候起，我開始嫌棄家鄉(xiāng)方言了。與普通話相比，它實在是太土太俗了。我曾經(jīng)還為自己生長于那樣一個方言區(qū)而感到臉紅和自卑過。在城市里，我很快學會了普通話，并及時將它用到了學習和生活中。從此，家鄉(xiāng)方言被我緊緊地關進了喉嚨深處。
后來我學著寫小說，自然用的都是普通話。即使寫我家鄉(xiāng)的農(nóng)村生活，我也不用家鄉(xiāng)方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一是我閱讀的作品幾乎都是用普通話寫成的，它們是我寫作伊始不可避免的參考與借鑒;二是我沒有讀到過一篇用我家鄉(xiāng)方言寫成的作品，因此我無法從中找到現(xiàn)成的經(jīng)驗;三是我一直看不起家鄉(xiāng)方言，所以不好意思用它寫作，好像城里人娶了一個丑陋的村姑，不愿意把她帶出來丟人現(xiàn)眼。
大約是在城市里生活得太久了，或者是自己的年紀有點大了，我這兩年的心境發(fā)生了巨變。其中變化最大的，是我對城市產(chǎn)生了厭倦，突然對家鄉(xiāng)充滿了好感。我一有空閑就往老家跑，一回去就不想再到城市來。與此同時，我對普通話也開始厭倦了，覺得它聽起來那么華麗，那么空洞，那么虛假，讓人心煩，讓人肉麻，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我忽然發(fā)現(xiàn)，家鄉(xiāng)的方言原來是那樣樸素，那樣實在，那樣真誠，給人一種一言難盡的親切感。我甚至開始在城市里用方言說話了。我把妻子喊成了媳婦娃子。百無聊賴時，我就說無球聊兒。要是碰到一個荒唐的人或一件荒唐的事，我會忿忿地說，扯卵蛋！說著說著，我還發(fā)現(xiàn)我的家鄉(xiāng)方言非常有意思。它雖然土，雖然俗，但說起來帶勁，有味，過癮。
正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心境中，我開始了《酒瘋子》的寫作。我決定拋棄普通話，完全用我的家鄉(xiāng)方言來進行敘事。
讓我始料不及的是，敘事語言的轉(zhuǎn)換給我這篇小說帶來了一系列的轉(zhuǎn)換。動筆之前，我的構(gòu)思已基本定型。因為敘事語言由普通話轉(zhuǎn)換成了方言，所以原來建立在普通話之上的構(gòu)思不得不推倒重來，否則就會與敘事語言不搭調(diào)，甚至格格不入。隨之而轉(zhuǎn)換的是敘事角度，我把原定的第三人稱改成了第一人稱。敘事角度轉(zhuǎn)換本身并不是特別重要，在此之前我也多次嘗試過第一人稱敘事。重要的是，這回的第一人稱敘事憑借的是方言，因此敘事立場也必須發(fā)生改變。以前，我雖然經(jīng)常從第一人稱的角度，并盡量用農(nóng)民的口吻來展開鄉(xiāng)村敘事，但敘事立場總也擺脫不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定位，說到底還是一種精英立場，致使小說在敘事中出現(xiàn)許多裂縫和破綻，導致敘事無法進入到生活的深處。這一次，由于方言的介入，小說的敘事立場實現(xiàn)了根本性的轉(zhuǎn)換，即從精英立場轉(zhuǎn)到了民間立場。這個轉(zhuǎn)換的意義太大了。
在我看來，精英立場和民間立場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立場。從精英立場出發(fā)的敘事，突出的是精英意識;從民間立場出發(fā)的敘事，彰顯的則是民間意趣。它們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敘事美學與敘事策略。簡單地說，精英敘事強調(diào)的是有意義，而民間敘事追求的是有意思。有意義指的是有思想價值，有意思指的是有情調(diào)，有趣味，有美感。在《酒瘋子》的原初構(gòu)思中，我本想正面描述村長黃仁是怎樣貪財和劫色的。到了動筆的時候，因為敘事立場的轉(zhuǎn)換，我便突發(fā)奇想設計了一個酒瘋子，讓他借酒裝瘋，以毒攻毒，巧妙地把村長黃仁的鬼把戲重演一遍。這樣一來，這篇小說就避免了直白，避免了沉悶，避免了一目了然，或者說有了懸念，有了幽默，有了曲里拐彎，換一句話說，就是有意思了。
3.《姑嫂樹》的來歷
我的小說差不多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純粹的想象與虛構(gòu)幾乎沒有。這篇《姑嫂樹》也不例外，它是我根據(jù)一個真實的故事演繹而成的。故事的提供者是我的老師王先霈教授，他是著名文藝理論家，曾經(jīng)擔任過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的主席。王老師是我的恩師，三十多年來，他一直關心著我的創(chuàng)作，不僅在思想和藝術(shù)上給了我許多有效的啟迪與指導，而且還經(jīng)常為我提供寫作素材。
有一天，我打電話找王老師說點事。事說完，我正準備掛電話，王老師說，我給你講兩個故事，你可以寫成小說。他先講了一個外國的，說一個單身男子臨死前特別想行一回房事，家人就找來了一個妓女，滿足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個愿望。然后這個男子就安然地走了。接下來，王老師又講了一個國內(nèi)的，講一個已婚女人和一個未婚女子被兩個流氓劫持到一個公園里，兩個流氓要分別對她們進行強暴，當時是夜晚，又地處偏遠，在反抗無效和求助無門的情況下，已婚女人對那個正要對未婚女子下手的流氓說，你放過她吧，要睡也來睡我，她一個黃花姑娘，你把她遭踏了，她今后怎么嫁人？那個流氓還沒喪盡天良，聽了已婚女人的央求居然起了惻隱之心，真的放過了未婚女子！這兩個故事，我聽了都很有感覺，當即對王老師表示了謝意。
后來，我先根據(jù)王老師提供的第一個故事寫成了《送一個光棍上天堂》，并很快在《花城》雜志上發(fā)表了。這一篇寫得很順利，因為我作品的情節(jié)、人物和立意與王老師提供的原始故事基本上是一致的，沒有太多的加工與改造。不久，我又根據(jù)王老師講的第二個故事開始創(chuàng)作《姑嫂樹》。
《姑嫂樹》的寫作就沒有第一篇那么簡單了，它讓我動了許多心思。原始故事中的那個已婚女子雖然很感人，但讓讀者受到感動之后卻不能給讀者帶來更多的更有價值的思考。為了讓這個故事更有意思，我想了好幾個方案，最后決定在那個未婚女子身上做文章。我想，如果那個未婚女子早已不是什么黃花閨女，那么那個已婚女人的獻身與挽救還有意義嗎？經(jīng)過這么一假設，我的眼睛和我的心不禁豁然一亮，構(gòu)思一下子就從迷茫走向了明朗。與此同時，我還靈機一動將已婚女人和未婚女子的關系設計成了嫂子和姑子的關系，這一改變無疑對小說主題的表達與強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回過頭來看，雖然小說《姑嫂樹》與王老師提供的故事相差甚遠，但原型故事對這篇小說的意義卻是功不可沒的，這一點只有作者心知肚明。小說寫成后發(fā)在大型文學雙月刊《長城》雜志上，位于短篇頭條，發(fā)表之后廣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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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與研究》2015.12上：6~11；《高中語文教與學》2016.4: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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