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注重“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有時甚至是禮大于法。其實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就是鄉(xiāng)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在中國辦事，個人能力，不是萬能的；離開人情，是萬萬不能的。背景和關系是熟人社會的典型話語。民間把“熟人社會”稱為“關系社會”、“后門社會”。在中國辦事不能沒有“熟人”，辦戶口、開證明要找熟人，哪怕手續(xù)已經很齊備不用熟人也能辦；孩子上學要找熟人；買房買車票要找熟人；看病住院當然也要找熟人，總之干什么都要找熟人！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將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這種信任機制稱為“特殊信任”，以對應西方社會的“普遍信任”。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信任是以血緣性社區(qū)為基礎，建立在私人關系和家族或準家族關系之上。人們只信任和自己有私人關系的人，而不信任其他人。
“熟人社會”強調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辦事大多憑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淺程度，在這里責、權、利的界線較為模糊，他人的權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務中則容易發(fā)生論資排輩、任人唯親等。更為嚴重的是，它還可能引發(fā)社會腐敗、尋租行為的泛濫，導致整個社會風氣敗壞。
在倡導建設法治社會的今天，毫無疑問，這種“熟人社會”“關系社會”的行為模式已經阻礙了現(xiàn)代化的進程和市場經濟的發(fā)展。
而且，中國已然是得了熟人社會病，所謂的熟人社會病就是指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某些時期，人們信仰、道德觀、價值觀以及所有言行過分打上“關系”遠近、“熟識”程度等親情的烙印，蔑視并違背公正、公平的社會倫理道德、專業(yè)制度、組織原則甚至法律等，形成了不正常的社會狀態(tài)，以至于不利于人類生長發(fā)育和社會良性進步等。
費孝通先生認為，只有在現(xiàn)代社會中，由于社會變遷，在越來越大的社會空間里，人們成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產生的必要。因為只有當一個社會成為一個“陌生人社會”的時候，社會的發(fā)展才能依賴于契約和制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才能通過制度和規(guī)則，建立起彼此的關系與信任。契約、制度和規(guī)則的逐步發(fā)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長起來。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城市化的不斷擴大，“熟人社會”的諸多特征雖然仍有所保留，但就整體而言，中國城市社會正從“熟人社會”逐步轉向“生人社會”。在傳統(tǒng)社會的信任機制逐步“瓦解”，新的信任機制尚未健全的情況下，當前，如何構建社會的信任機制，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有學者認為，我們也可以借鑒西方現(xiàn)代社會的信任機制，并遵循中國社會的內在規(guī)律，從自身的“傳統(tǒng)”中發(fā)展出自己的“現(xiàn)代化”。
在西方現(xiàn)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超越了家庭和血緣。逐步形成了一個“陌生人社會”。在“陌生人社會”，信任多由契約產生，受法律保護，被稱為“間接信任”、“制度化信任”。經過長期的發(fā)展，西方現(xiàn)代社會的信任機制已經比較成熟，對發(fā)展中國家信任機制的建設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有學者認為，西方現(xiàn)代社會的信任機制，與其說是雙方通過媒介達成的“間接信任”，不如說是雙方對契約或法律的信任，即“制度化信任”。在西方社會，契約的觀念深入人心，法律得到有效實施，契約和法律充當了很好的信任媒介。因為雙方要達成一定程度的信任，首先必須保證對方的行為是可以預期的，其次必須保證如果一方違約就能對其實行有效的懲罰。而契約或法律一方面把人們的行為限制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使雙方對彼此具有某種預期；另一方面，把雙方都置于法律的保護之下，同時對雙方發(fā)揮威懾作用，從而保證了信任關系。
毫無疑問，中國的熟人社會病儼然非常嚴重，若不治療則后果不堪設想。而向西方借鑒構建信任機制，不失為治療此病的良方，療效好、用時短。通過媒體加強對違法失信者的曝光，通過法律加大對違法者的懲處等，形成信用機制，共建法治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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