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當時分第一、二、三館，第一館為“一大”會址，后命名為“一大會址紀念館”)籌備處成立后，如何選擇、展陳與表述參會代表成為重大問題。經(jīng)籌備處數(shù)會討論，制訂以全景油畫形式展現(xiàn)“一大”開會場景的方案。1952年11月，籌委會將畫好的油畫送中央審閱。中宣部很快明確批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有六個在后來叛黨或脫黨；出席大會的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后來成了托派；尼可洛夫后來如何，現(xiàn)在也不知道。因此……我們以為，只畫毛主席及董必武同志等五人在大會期間的談話情形，是比較適當?shù)霓k法”。同時附上王朝聞(著名雕塑家)在藝術方面的指導意見，“我很同意不全面記錄大會的場面，改畫毛主席和董老等五同志談話的場面”。故此，整個50年代，一大會址紀念館對一大代表的經(jīng)典表述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1日在這里召開，由全國各地共產(chǎn)主義小組推選了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等十二個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57個黨員，當時第三國際派代表參加了大會”。1957年和1960年，紀念館兩次向上級集中反映“二李”等參會人員的缺席，給展覽解說工作帶來的困擾。例如有觀眾問解說員：“為什么不把十二個代表的照片一齊掛出來?”對這類問題，講解人員只能解釋：“這十二個代表也不是每個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比绻麉⒂^者追問“現(xiàn)在還有別的人在嗎?”，就答“還有李達同志，現(xiàn)在武漢大學任校長，有的代表早已病亡，有的后來政治上有變化”，或干脆答“不清楚”。另一個經(jīng)常問到的是會址房屋的來歷?！耙淮蟆睍肥抢顫h俊和胞兄李書城的寓所。因外辦指示“不必再對李漢俊的情況作答復”，以致講解員只能含糊其詞；外賓追問，則改答“當時是居民的住宅，是借來開會的”。這樣解釋表面上應對過去了，其實與史實不符。延展至整個六七十年代，李達、李漢俊的形象始終無緣與觀眾見面。
馬克思的名字與他的學說雖然在19世紀末即在我國的報刊上涉及,但它真正意義上的傳播并在社會上造成聲勢,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的,李漢俊正是在這個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大拐點時脫穎而出。
李漢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潛江,14歲東渡日本求學。甲午戰(zhàn)爭后,社會主義思潮在日本的傳播進入高潮。1898年10月,日本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李漢俊與日本著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jīng)濟學者河上肇有師生之誼,受其影響轉(zhuǎn)而傾向馬克思主義。在日期間,李漢俊還結識了戴季陶、沈玄廬,二人思想對李漢俊影響較大。就這樣,李漢俊成了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李漢俊熱情歡呼馬克思主義學說,對后進的中國“實在是最美滿的天賜品”。
1918年底,李漢俊從帝國大學畢業(yè),放棄了做工程師的愿望,懷著救國熱忱毅然回國。他從日本帶回大量的英、德、日文的馬克思主義書刊,先回故鄉(xiāng)湖北,積極地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宣傳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并積極投身湖北的工人運動。
不久,李漢俊的革命活動引起了反動軍閥的注意。1919年,李漢俊到上海,借住在胞兄李書誠(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黃興的參謀長)的寓所。1919年初春,董必武、張國恩、詹大悲從湖北來到上海,客居湖北善后公會,和李漢俊熟識起來。李漢俊向董必武熱情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并將從日本帶回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刊推薦給了董必武,使董必武奠定了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礎,李漢俊成了他的指路人。四位湖北人幾乎天天見面,熱烈討論匡時濟世之良策。董必武認為,“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董必武當時主張改造社會,首先從改造教育入手。他帶著這種思想回武漢,希望能改造湖北教育會和辦學校。但湖北教育會很糟糕,使他十分懊喪。李漢俊指出應該改造中國現(xiàn)行政治制度,只有對中國社會實行徹底的改造,教育才能得到改造。在1919年10月,李漢俊在寫給董必武的一封1.5萬字長信中,詳細闡述了他對于社會改造的意見。李漢俊在信中對調(diào)和主義和教育救國論這兩種觀點進行了批判。十幾年后,董必武稱李漢俊為“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學家芥川龍之介訪問上海,4月25日在上海與李漢俊會晤。這次會晤給芥川龍之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李漢俊的整體印象是“李人杰才華出眾”。的確,在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黨員中,李漢俊出類拔萃。他初登中國的輿論舞臺,就非常鮮明地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1919年8月17日,他的處女作《怎么樣進化》就是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闡釋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此后,李漢俊一發(fā)而不可收,成為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鋒。這段時間,李漢俊在報刊上發(fā)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與時評100余篇(含與人合作的譯文)。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書籍與重要刊物幾乎都與他有關。
李漢俊還在武昌高等師范學校開設唯物史觀課程,與李大釗成為在我國高校最早開設唯物史觀課程的教授。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舞臺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李漢俊活躍的身影,因此共產(chǎn)國際駐華代表馬林曾贊譽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最有理論修養(yǎng)的同志”絕非溢美之詞。茅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李漢俊絕頂聰明,他是投身革命后才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但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是相當高的”。
李漢俊回國后不久,即應《星期評論》主編之邀,為刊物撰寫文章,而后又參加了該刊的編輯工作。1920年2月,星期評論社的總發(fā)行及編輯所搬到法租界白爾路李漢俊的寓所。李漢俊在《星期評論》上發(fā)表譯文和文章38篇,涉及宣傳社會主義學說、介紹國內(nèi)外運動、提倡婦女解放、評述國際時事等。在李漢俊編輯工作的引導下,《星期評論》的指導思想更加鮮明地傾向馬克思主義。
李漢俊很早就注意結合我國工人的斗爭,發(fā)表有分析有指導性的評論,參與組織上海最早的工會——上海機器工會。他敢為上海工人說話。1920年2月,他聲援日華紗廠三次工人同盟罷工,在《星期評論》上寫了短評《國民是不是應該分家的?》,指出:“中國的警察署長,當即派警察去干涉罷工的工人強迫上工,對于毆辱工人的日本人,竟連屁也不敢放一個?！?0月3日,上海機器工會召開發(fā)起大會,李漢俊被聘為名譽會員。1 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李漢俊再次到會支持,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上海早期組織領導下的第一個工會。
在李漢俊和陳望道等一些早期共產(chǎn)主義者的共同努力下,《星期評論》的銷量由最初的一千份發(fā)展到十幾萬份?！缎瞧谠u論》是與北京的《每周評論》齊名的刊物,以研究和介紹社會主義特別是世界和中國的勞工運動而獲盛名,在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成為上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之一,和《每周評論》同被稱為“輿論界中最亮的兩顆明星”。當時,許多進步團體都把《星期評論》列為青少年必讀的刊物之一,影響了許多人后來走向革命的道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李立三曾經(jīng)回憶說,當時“最占勢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評論社”。曾擔任中共主要負責人的瞿秋白在《中國黨史綱要大綱》中,將李漢俊主辦的《星期評論》稱為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的“細胞”之一。1946年夏,周恩來同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自己的經(jīng)歷時,指出《星期評論》《新青年》和《每周評論》都是進步刊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缎瞧谠u論》在李漢俊與戴季陶、沈玄廬的共同努力下,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無論在數(shù)量上還是在質(zhì)量上都毫不遜色于《新青年》。遺憾的是,1920年6月6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軍閥政府的迫害下,被迫?？?。
1920年8月,李漢俊與陳獨秀發(fā)起創(chuàng)辦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的通俗刊物《勞動界》周刊,由李漢俊擔任主編。這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知識分子從事工人運動的良好開端,亦是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最初嘗試?！秳趧咏纭凡粌H在上海工人中影響極大,而且在其他省份的讀者也越來越多。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僅長沙文化書社就銷售《勞動界》5000冊,是《新青年》同期銷售量的2.5倍?！秳趧咏纭肥巧虾９伯a(chǎn)黨早期組織創(chuàng)辦的第一份工人刊物,對提高工人階級覺悟和指導工人運動起了推動作用,被上海工人譽為“工人明星”。在任代理上海發(fā)起組書記期間,李漢俊擔任《新青年》編委,并將其改為上海發(fā)起組的機關刊物。在武昌高等師范任教期間,李漢俊協(xié)助該校歷史社會學研究會編輯“社會科學特刊”,在上?！睹駠請蟆飞习l(fā)表。這些刊物向廣大工人群眾和青年學生宣傳馬克思主義,撒播了革命火種。
1919年秋,李漢俊翻譯《世界思潮之方向》時,萌發(fā)了在中國必須建立共產(chǎn)黨的思想。李漢俊明白地闡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以“無產(chǎn)階級一分子”為榮,開始認識到中國應有俄國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那樣的“民黨”“革命黨”。據(jù)歷史資料看,李漢俊可能是中國最早提出建立無產(chǎn)階級政黨思想的早期共產(chǎn)黨人。在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來華前6個月,就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公開提出在中國組建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思想。
當時有人叫李漢俊加入國民黨,但是李漢俊并不想加入。在他看來,國民黨并不是一個有希望的黨,它的現(xiàn)狀令人失望,他想要加入的是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那樣的無產(chǎn)階級的政黨,只是當時中國還沒有那樣的黨。
1920年春,陳獨秀到上海與李漢俊以及《星期評論》社的成員交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chǎn)黨的必要”。1920年4月,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李漢俊等。通過交談,陳獨秀、李漢俊等進一步了解了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情況。5月,在維經(jīng)斯基的幫助下,李漢俊和陳獨秀等發(fā)起了有十余個早期共產(chǎn)黨人和社會主義者參加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獨秀負總責,李漢俊是主要成員之一。
7月19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積極分子會議”。這次會議事實上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上海發(fā)起組的預備會議。會上,李漢俊和陳獨秀表示堅決贊成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8月,陳獨秀、李漢俊等7人在上海發(fā)起組建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后來通稱為中共上海發(fā)起組),并由李漢俊起草了一個黨章草案。這個組織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雛形。
李漢俊指導籌建了中共湖北早期組織。李漢俊與劉伯垂發(fā)展董必武入黨,由董在武漢發(fā)展組織。李漢俊還親自回到桑梓,對革命青年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1920年7月,李漢俊到武漢同董必武商量建立武漢黨組織的問題?；貋砗蟛痪?他又寫信給董必武、張國恩,建議他們在湖北組建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1920年秋,湖北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在武漢成立。不久,李漢俊又介紹維經(jīng)斯基的秘書馬邁耶夫到武漢,幫助湖北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開展工作。
1920年12月,陳獨秀應陳炯明之約,赴廣州就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上海發(fā)起組便由李漢俊代理書記?！缎虑嗄辍冯s志也由李漢俊和陳望道負責主編。參加“一大”的包惠僧和李達對此有回憶和評論。包惠僧說:“中共成立之初,李漢俊在黨內(nèi)陸位僅次于陳獨秀”,他在直至“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時約九個月,對各地黨組織的聯(lián)系發(fā)動盡力獨多”。李達回憶說:我自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多次訪問陳獨秀,他說他和李漢俊正在準備發(fā)起組織中共”。陳望道也說明,中共建立過程中,“做工作比較多的是陳獨秀、李漢俊”;在陳去廣州后,“要緊的事,由李漢俊、楊明齋和我三四人討論”。全國各地黨的早期組織是在上海的陳獨秀與李漢俊指導,以陳獨秀、李漢俊為主考慮在上海建立黨的發(fā)起組,是合乎史實的。根據(jù)張國燾的描述,李漢俊是“學者型人物”“我們中的理論家”,他熱衷表達個人意見,但“態(tài)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即便面對不同程度的批評,他也“從不與人爭吵”,“坦率地表示服從多數(shù)”。李漢俊“費許多時間于私人談話,在會場上沒有多費討論”。在包惠僧看來,李漢俊雖“性情強悍”,但“聰明伶俐”,他能有節(jié)制地不在大會上說“太煞風景的話”,在黨的總?cè)蝿蘸痛蠓较蛏稀安]有突出的與大家不同的意見”。張、包二人的看法均指向李漢俊性格的同一種特征——堅持己見,但涵養(yǎng)較好。擔任代理書記期間,值得一提的是李漢俊介紹了沈雁冰(茅盾)。多年后,茅盾回憶李漢俊時說:“我在1921至1922年,同他有較多的工作關系,我很欽佩他的品德和學問?！?/p>
1921年初,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各地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相繼建立,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條件日漸成熟,陳獨秀和李漢俊等加快了建黨的步伐。是年春,李漢俊與陳獨秀在往來通信中,在關于黨的組織形式問題上發(fā)生分歧。為此李漢俊辭去了上海發(fā)起組的代理書記職務,交由李達接任。但李漢俊并沒有中止革命活動,他仍然熱情飽滿地進行組黨建黨的工作。當時他的個人生活十分窘迫,夫人去世不久,留下兩個孩子需要他照顧。
1921年6月,共產(chǎn)國際為幫助中國建黨,派馬林到達上海,立即與李達、李漢俊等商議,并與各地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取得聯(lián)系,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代表是李漢俊、李達。因上海小組負有發(fā)起之責,又是開會所在地,所以,李漢俊、李達承擔了會議的聯(lián)絡、籌備和會務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在上海博文女校舉行。為保證會議的順利進行和代表的安全,李漢俊毅然借出他和其兄李書誠的寓所(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客堂作會場,“一大”的第二、三、四、五次會議都在李宅安全順利進行。
8月1日晚,中共“一大”會議完成了預定的議題,在嘉興南湖勝利閉幕,作為一個全國性政黨的中國共產(chǎn)黨由此正式誕生。會后,李漢俊和董必武起草了中共“一大”給共產(chǎn)國際有關中國情形的報告。
為保證“一大”順利進行,李漢俊不怕承擔風險,騰出自己的寓所作會場。在巡捕搜查會場時,他又從容應付,保護代表的安全,保證了大會順利完成預定主要議題。當時黨的活動經(jīng)費,每月僅需大洋200元,但是大家卻無力負擔,因為當時在上海的黨員大都沒有職業(yè),不能掙錢。搞工人運動沒有錢不成,據(jù)李漢俊嫂子薛文淑回憶，為籌措黨的活動經(jīng)費,李漢俊煞費苦心,他把教書所得收入和經(jīng)常寫文章所得的稿費大都用于革命之需,有時為了黨的活動經(jīng)費,甚至把已故愛妻的金銀首飾送入當鋪,后由她幫忙贖回。李漢俊對促進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21年秋,李漢俊返回武漢,任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武漢市督政辦公署總工程師、武昌中山大學教授。1922年5月,李漢俊應武漢學聯(lián)之邀在漢口舉行的國際勞動紀念會上演講勞工運動史,鼓勵學生投身無產(chǎn)階級運動。1923年初,他對武昌高師社會學系學生說:“我們講社會問題,光講些理論知識,若不與實際相結合,體會是不會深刻的?！痹谖洳叩葞煼秾W校,他主講的唯物史觀、社會學史等科目,因為思想新、學說新,一下就抓住了青年學生,場面火爆時,教室里坐不下,連窗臺上都站著人。
1926年春,李漢俊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1927年12月17日,李漢俊被捕,當晚被殺害。新中國成立后,李漢俊被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1952年8月,毛澤東主席為李漢俊家屬簽署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證書上寫道:“李漢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1986年,潛江人民為緬懷革命烈士的豐功偉績,在潛江袁橋為李漢俊建立了墓碑和紀念館。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漢俊被載入了中國革命的史冊。
來源：《同舟共進》2021年04期，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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