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十五《國風》，尚未讀二《雅》和三《頌》。
在中國文化史上，詩詞歌賦，小說演義，話本、戲曲，從來不算什么正經(jīng)學問。即使是“六經(jīng)”之一的《詩經(jīng)》，對那時的讀書人來講，也屬于小菜一碟，有它可、無它也可?！都t樓夢》中那位嚴肅的家長賈政，也不把《詩經(jīng)》當“經(jīng)”看。在《紅樓夢》第九回《戀風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頑童鬧書堂》中，敘述寶玉早起將要入家塾念書時，有賈政與寶玉的仆人李貴的對話，十分耐人尋味：
(賈政)因向他(李貴)問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么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學了些精致的淘氣。等我閑一閑，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帳！”嚇得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jīng)》，什么‘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哄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撐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jīng)》，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里太爺?shù)陌?，就說我說了：什么《詩經(jīng)》、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div style="height:15px;">
何謂“第三本《詩經(jīng)》”？為什么賈政認為寶玉讀《詩經(jīng)》是“虛應故事”？而“講明背熟”《四書》卻是“最要緊的”？明、清流傳至今的《詩經(jīng)》刻本也為數(shù)不少，通常有三種裝訂方式：一是裝訂成四本，第一、二本是十五《國風》，第三、四本是《雅》、《頌》；二是依“六藝”的次序裝訂成六冊；三是印制成八本。比較普及的是四冊裝。寶玉所學，正是這種四冊裝的《詩經(jīng)》。
所謂寶玉“已經(jīng)念到第三本《詩經(jīng)》”，意思是寶玉已經(jīng)讀完十五《國風》。
第三本《詩經(jīng)》的第一首詩是《小雅·鹿鳴》，其首句為“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李貴學舌鬧出笑話的“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就是這兩句詩的誤讀。既然寶玉只念了《鹿鳴》的首句，說明他只讀盡管曹雪芹在《紅樓夢》的伊始，就強調所寫的一切無任何時代標志。但這一包羅萬象之書，對作者所處時代的各種學術思潮，也必然有所映現(xiàn)。
清代是《詩經(jīng)》學研究的一個高峰期，許多學者都有力作問世。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前期，短短三四十年之間，清王朝連續(xù)頒布了《欽定詩經(jīng)傳說匯纂》、《欽定詩義折中》兩部大書。這兩本書的說教意味很濃，是蓄意要把《詩經(jīng)》變成一部宣揚倫理道德的教科書。當權者是想通過對經(jīng)典的重新解讀，來加強文化上的專制統(tǒng)治。曹雪芹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塑造賈寶玉時，卻通過“第三本《詩經(jīng)》”交待賈寶玉只讀過十五《國風》，而沒有讀過《雅》、《頌》，其中的深意是值得研究的。
賈寶玉的人生追求，除了受到社會約束、長輩調教之外，也與他所受的教育內容和教育目的密切相關。賈寶玉奉嚴父賈政之命，從小讀孔孟之書、學圣賢之道。曹雪芹交待賈寶玉入學之事時，特意強調了賈寶玉所攻之書是當時的科考用書《四書》，所習之文是科考的八股文。如《紅樓夢》第九回，塾師賈代儒給賈寶玉留的作業(yè)是作對聯(lián)，這是為學習八股文，開“對課”作出的必要鋪墊。儒家十分注重人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培養(yǎng)，它要求士人具有高尚的道德觀念與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個人功業(yè)。按照這一培養(yǎng)方案，從小就在《四書》、《五經(jīng)》的環(huán)境中生活的賈寶玉本應該走上一條符合封建禮教要求的功名之路，遺憾的是，賈寶玉卻走上了一條與之相背離的道路。第七十三回里，賈寶玉得知其父賈政學差任滿回京的消息后，有一段內心的獨白：“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內現(xiàn)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帶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半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經(jīng)》來，因近來做詩，常把《詩經(jīng)》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塞責。”寶玉當然愛讀書，他還偷偷看自己喜歡的書，如《會真記》(即《西廂記》)，只是他所愛不在《四書》罷了。
《國風》160篇是《詩經(jīng)》的重要組成部分，內多民歌與情詩。賈政是書中統(tǒng)治思想的化身。在賈政眼里，寶玉總是混在脂粉堆里不長進，如果再讀言情的《國風》，自然無益于修身養(yǎng)性，故曰讀《詩經(jīng)》只是“哄人而已”?！端臅肥强婆e考試用書，“講明背熟”《四書》，科舉就有希望考中，所以“是最要緊的”。由此可見，賈政完全是從實用功利的角度來決定寶玉的所讀之書?！对娊?jīng)》十五《國風》一向為理學家抨擊的對象，這也是賈政聽說寶玉讀了十五《國風》后大發(fā)雷霆的原因。賈政規(guī)定的“習學八股文章”，就是通過死板而煩瑣的八股文章，做到“代圣賢立言”，維護封建統(tǒng)治。賈寶玉體驗到這一教育規(guī)范和導向的非人性，試圖以個體身心的全部力量去消解，尋求新的生存方式。然而，先覺者總是痛苦的。即使在最熱鬧的場合，寶玉也會陡然涌起一陣悲涼。比如第二十八回，他與薛蟠等人在馮紫英家里喝酒玩樂，那是個亂哄哄卻也熱鬧的場合，但賈寶玉唱的“紅豆曲”卻充滿了惆悵和憂傷：“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wěn)沙窗風雨黃昏后，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滿喉，照不見菱花鏡里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天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边@個孤獨的“情癡”，時時刻刻都擺脫不了對人生和命運的一種形而上的思考和體驗。
曹雪芹對寶玉學《詩》這一細節(jié)的安排，展示了其超越時代的審美膽識和學術胸襟。以《四書》、《五經(jīng)》為主體的儒家文化對賈寶玉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他接受了“詩禮”文化教育，受到儒家“溫柔敦厚”詩教傳統(tǒng)的禁錮。另一方面，賈寶玉在習《詩》過程中背離了儒家“詩教”的后妃之德和君臣之義，其精神人格以反經(jīng)學的面目出現(xiàn)。儒家充滿倫理道德色彩的詩論“溫柔敦厚”，對形成我國古典詩歌所特有的圓潤含蓄、委婉深曲、中和嫻雅起了莫大的影響作用。但由于“禮義”的限制，詩人內心不平之情不能傾瀉，歡愛之情不能盡吐。聞一多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在‘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這句古訓里嗅到了數(shù)千年的血腥?！闭缏勔欢嘞壬?，寶黛的愛情悲劇是這種“溫柔敦厚”的教化思想長期影響中國士人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