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兒童文學作家、教育家和理論家陳伯吹在上?！段乃囋聢蟆?月號上發(fā)表《談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幾個問題》，該文指出兒童文學應具有的若干特性：堅持教育方向；重視兒童讀者的年齡特征；強調作品的文學性；題材應更多關注兒童日常。其中，作者特別強調：“一個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兒童站在一起，善于從兒童的角度出發(fā)，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就必然會寫出兒童能看得懂、喜歡看的作品來?！边@段后來流傳很廣的話，就是一度飽受批判的陳伯吹“童心論”的核心內容。陳伯吹的其他理論文章及其文學作品在突然而猛烈的批判中，一起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早在1958年，學術界開展的對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就已經涉及兒童文學界的“童心論”“兒童文學特殊論”,許多深受兒童歡迎的作品也遭到了否定。1960年6月，圍繞著陳伯吹的“童心論”，一場范圍廣泛、逐漸升級的批判開始了。《中國青年報》在8月5日刊發(fā)了來自中國作家協(xié)會上層的權威性文章《我們對當前少年兒童文學的一點意見》（由張?zhí)煲砗蛧牢木?lián)名）。
在這場大批判中，兒童文學觀、兒童文學特殊性和兒童文學的題材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兒童文學觀即“童心論”被稱為資產階級的“兒童本位論”?！巴恼摗睂和槿ぁ和膶W特殊性、題材多樣化的強調，被解讀成宣揚資產階級情趣、擁護階級道路特殊性、主張脫離社會主義的題材多樣。在這樣的氛圍下，關于“童心論”的討論不再是文學視野中的理論爭鳴，而是一場非學術性的政治批判現(xiàn)象。
1960年的這場大批判，使兒童文學界面臨全面的蕭條。茅盾發(fā)表于1961年第8期《上海文學》的《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用了五句話來概括當時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面貌：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在批判“童心論”的高潮中，茅盾敢于指出這種批判所帶來的題材和寫法的極端單調，也為“童心論”和“兒童本位論”做了巧妙的辯解，肯定了其對不同階段兒童心理發(fā)展的認識。直到1979年，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兒童文學組委會針對陳伯吹的“童心論”展開座談，才為其恢復名譽。
1980年，少年兒童出版社主辦的《兒童文學研究》在3～5輯中辟出專欄，重點刊出陳伯吹的《“童心”與“童心論”》的長篇論文，并請多位名家討論“童心論”，更多地對“童心論”的價值和意義給予了肯定。然而，經歷了這場突如其來的批判之后，曾經對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研究頗有見地與深度的陳伯吹，較少再鮮明地表述以往那種有個性、有特色、堅持“兒童本位”、堅持文學立場的觀點，他后來公開發(fā)表的觀點基本都圍繞著“教育工具論”的基調。
圍繞著“童心論”的討論和批判發(fā)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究其原因，既有將政治立場和兒童視角彼此對立的時代背景因素，也有藝術創(chuàng)作中關于思想標準和藝術標準的關系沒有厘清的因素。正確認識這場批判，是對兒童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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