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只手評優(yōu)劣，李杜曾經(jīng)不入流——《唐人選唐詩十種》之業(yè)余統(tǒng)計學
江曉原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唐人選唐詩十種》（初版于1958年），小32開平裝本，上下兩冊，共2.35元——這在當時就算比較貴的書了。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這是我相當喜歡把玩的閑書之一。
所謂十種，其中有兩種稍特殊些，即被列為第一種的《唐寫本唐人選唐詩》，原是敦煌卷子中的殘卷，已不完整；和被列為第十種的《搜玉小集》，唐文學專家認為傳世的版本也已不完整，可能只是原先的一小部分。而且這兩種選集的編者和編成年代都未留下明確信息，今人只能根據(jù)集中所收作品的作者，來約略推斷其編成年代。
關(guān)于《唐人選唐詩十種》在唐代詩歌文學研究上的價值，專家們早已有過許多論述。其中比較有趣的一個方面，是注意到詩人名望地位的變遷。
這原是很容易發(fā)現(xiàn)的現(xiàn)象——有些在現(xiàn)代人撰寫的文學史上僅算二三流甚至不被提到的詩人，在唐代選本中卻有大量作品入選；而有些如今被認為是第一流的詩人（比如李白和杜甫），在多種唐代選本中甚至一首作品也未入選。當然，要由此來推論詩人文學地位的變遷，需要有一個簡單化的假設：入選作品越多地位就越高。這個假設其實肯定會有例外，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我們確實也不妨使用它。
以我業(yè)余閑覽之所見，有些從《唐人選唐詩十種》來討論詩人名望地位變遷之作，其推論之法似乎尚未盡善。要是按照所謂“理科方式”來處理，我嘗試如下操作：
第一步：確定人選。李白和杜甫是當然人選。這是因為：李、杜現(xiàn)今名望甚大，被公認為“第一流詩人”，堪為代表或象征；他們的年代（701～762年、712～770年）又使他們可以成為《唐人選唐詩十種》中大部分選本的正常選項——如果年代晚了，那些選本編選時詩人尚未成名或出生（比如772～846年的白居易），就無法成為正常選項。
第二步：從《唐人選唐詩十種》中統(tǒng)計李白、杜甫詩的入選情形。為此先將這十種唐代選本的年代——包括設法推斷的——依次開列如下：
《國秀集》：天寶三年（744年）
《河岳英靈集》：天寶十二年（753年）
《唐寫本唐人選唐詩》：不晚于天寶末年（755）
《搜玉小集》：不晚于天寶末年（755）
《篋中集》：乾元三年（760年）
《中興間氣集》：大歷十四年（779年）
《御覽詩》：元和元年～十二年（806～817年）間
《極玄集》：約唐文宗時（827～840年）
《又玄集》：光化三年（900年）
《才調(diào)集》：后蜀時（934～965年）
上列十種選本中，《唐寫本唐人選唐詩》和《搜玉小集》不宜使用，因為現(xiàn)有選本已屬殘缺，即使知道李白詩入選多少（比如《唐寫本唐人選唐詩》入選李白詩34首），由于總?cè)脒x數(shù)量已不得而知，就無法判斷李白詩在其中的比例。其余八種則各項條件都符合要求，可以使用。
第三步：選擇后來的唐詩選本，統(tǒng)計李白、杜甫詩的入選情形。最簡單的就是選擇清代的《唐詩別裁集》（1763年重訂）和《唐詩三百首》（1763年編成）。
統(tǒng)計結(jié)果歸納為下表：
| 集名 | 李白詩數(shù) | 杜甫詩數(shù) | 收詩總數(shù) | 李白占比% | 杜甫占比% |
| 《國秀集》 | 0 | 0 | 220 | 0 | 0 |
| 《河岳英靈集》 | 13 | 0 | 229 | 5.7 | 0 |
| 《篋中集》 | 0 | 0 | 24 | 0 | 0 |
| 《中興間氣集》 | 0 | 0 | 134 | 0 | 0 |
| 《御覽詩》 | 0 | 0 | 286 | 0 | 0 |
| 《極玄集》 | 0 | 0 | 96 | 0 | 0 |
| 《又玄集》 | 4 | 7 | 297 | 1.3 | 2.4 |
| 《才調(diào)集》 | 28 | 0 | 1000 | 2.8 | 0 |
| 《唐詩別裁集》 | 140 | 205 | 1928 | 7.3 | 10.6 |
| 《唐詩三百首》 | 26 | 33 | 317 | 8.2 | 10.4 |
從上表看，李白、杜甫地位的變化一目了然：在公元900年之前的6種選本中，杜甫竟全未入選，李白也有5種不得入選。在他們身后過了一個多世紀，到晚唐的選本中，李、杜才開始有了一席之地。而到了清代，他們就已經(jīng)穩(wěn)居“第一流詩人”的地位了。杜甫的地位變化更為顯著。
至于李白、杜甫在詩歌文學上的地位，生前為何如此之低，后來又為何逐漸上升直至成為“第一流詩人”？那就要寫學術(shù)論文去研討了——早已經(jīng)有許多人討論過了，我這篇小文就不承擔這種任務了。
在本文剩下的篇幅中，能夠做的比較有趣的事情，是從《唐人選唐詩十種》中看看，當年那些入選作品多多、地位高名望大、而在今天的文學史中已經(jīng)淪為二三流甚至不被提到的詩人，他們當年入選的“熱門作品”或“流行作品”，是如何光景。
比如《御覽詩》，原是唐憲宗下令編選的“當代名家詩選”，其中入選最多的兩人是盧綸（32首）和李益（36首）。入選此集，看來在當時還是相當榮耀的事情，盧綸的詩入選此集，他的墓碑上特別提到了此事，而且強調(diào)了“奏御者居十之一”——入選的詩中他的作品占了十分之一（在現(xiàn)今的文本中事實上還超過了一點，達11.2%）。
到了清代的《唐詩別裁集》和《唐詩三百首》中，盧綸分別入選15首（百分之一都不到了）和6首，李益分別入選18首和3首。而在今天的文學史上，這兩人都已經(jīng)淪為二三流詩人，有些文學史中連盧綸的名字也找不到了。
從《御覽詩》中兩人入選的詩來看，盧綸更用世，李益更傷感。比如盧綸的《皇帝感詞》四首之三：
妙算干戈止，神謀宇宙清。兩階文物盛，七德武功成。校獵長楊賦，屯軍細柳營。歸來獻明主，歌舞滿春城。
一派頌圣之辭，今天看來確實乏善可陳。憲宗為中興之主，后人評價唐代歷朝皇帝，憲宗得與太宗、玄宗并列，相傳他兒時有“我是第三天子”之語，很像預言。當時憲宗受用了許多歌功頌德，盧綸只是這些頌歌合唱中的一員而已。當然，他也有更具文學性的作品，比如的《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青山，卻望千門草色閑。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云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為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guān)。
也不外文人的老生常談。前面一首極力頌圣，將現(xiàn)實粉飾得仿佛堯天舜日，這一首中卻又說“逢世難”，自傷懷抱起來。不知“奏御”之后，憲宗看了會不會微有不悅？
李益看來是個風流倜儻之人，從他入選《御覽詩》中的作品看，他似乎相當自戀，經(jīng)常攬鏡自照，“生涯在鏡中”、“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下面這兩首是他比較優(yōu)美的作品：
湘江斑竹枝，錦翅鷓鴣飛。處處湘云合，郎從何處歸？（鷓鴣詞）
柳花吹入正行舟，臥引菱花信碧流。聞道風光滿揚子，天晴共上望鄉(xiāng)樓。（舟行）
在船上躺著，還不忘記照鏡子。雖然在這類作品的默認語境中，這個“臥引菱花”的人通常是一個美女，但從下文“天晴共上望鄉(xiāng)樓”來看，更像是李益的夫子自道。
替皇帝選詩“恭呈御覽”，照理應該是比較嚴肅的事情，入選的那些詩大部分應該是當時公認的佳作。但現(xiàn)在看來，《御覽詩》中的入選作品頗多平庸之作——上面錄出的四首，是我已經(jīng)盡力挑選的優(yōu)美之作，也不過爾爾。對此現(xiàn)象可以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認為這個選本就是失敗的，選編者或是因為水平不高，或是出于私人好惡，將許多平庸之作選入其中。這種解釋聽起來比較簡單，但真要讓它成立，是需要許多證據(jù)的。
第二種，是認識到對詩歌這樣的文學作品，優(yōu)劣的評價不僅因時代而異，而且因人而異，原本就是沒有客觀標準的。我們不妨假定《御覽詩》選編者的工作態(tài)度是認真的，入選的這些作品在當時就是公認的佳作，只是過了一千三百年之后，今人對這些作品的評價標準已經(jīng)變了。我相信這種解釋更為合理。
《唐人選唐詩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1版，定價：2.35元（上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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