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時下國學大潮方興未艾，關于國學、儒學與經學設置一級學科之倡議亦隨之興起。然而，對于國學、儒學與經學之關系，論者意見卻有極大差異?？鬃友芯吭涸洪L楊朝明研究員，拜訪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時就此問題進行了對話交流。茲將談話內容整理刊發(fā)，以饗讀者。
李學勤先生在世界儒學大會上
楊朝明（以下簡稱楊）：李老師，您好！最近幾年，國學復興的熱潮可謂席卷神州大地，幾至人人皆談國學之勢。尤其是近年來，為推動國學的真正復興，許多學者提出要設立國學一級學科，也有學者倡議將儒學或經學設為一級學科。當然，其間的反對聲音可是此起彼伏。國學、儒學、經學業(yè)已成為關鍵詞和時髦用語。但是，這三個概念之間的關系恐怕在許多人的頭腦中還不是那么清晰。
李學勤（以下簡稱李）：是的。過幾天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要舉辦一場“經學：知識與信仰”的學術會議，我也應邀出席，可能要有一個講話。談一談國學、儒學、經學等問題。其實，最近幾年，國學熱不斷升溫。我也經常在各種場合作演講，關于國學我總要談到一點，國學的內容應該放在中國整個傳統(tǒng)學術文化的大背景下來考察。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地區(qū)的國家，其文化傳統(tǒng)是長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區(qū)，包括境外的各種文化綜合而形成，這個過程是非常復雜的。所以，我們講國學，不能排斥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各個地區(qū)的文化特點，所謂“三教九流”都應該包括在內，它包含的內容應該是非常廣博的，也是非常復雜的。
不過,具體說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有一個主流的,不是沒有主流的。我們要把握中國傳統(tǒng)文化,要看出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要區(qū)分清楚。這個主流是儒學；儒學中最核心的部分則是經學。盡管有人認為經學不切實際，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其在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和整個儒學中的核心地位，這也是國學研究最中心、最關鍵的所在。說中國學術的核心在經學，是就其學術地位和影響而言。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學術的核心不是佛、道，應該是儒學。儒學的中心就是經學。
當然，這并不是說經學最有價值，價值判斷可以見仁見智，這個話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我講的是歷史事實，就是在我們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面，儒學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響都特別大，而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不研究經學，不了解經學，應該說就沒有把握住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我這樣講，是一個邏輯推論。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不能離開經學的研究，但對經學的研究正是今天國學研究中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當前所謂的“國學熱”雖然形式繁多，但對其核心內容——經學幾乎沒有多少研究，這種情形必須引起重視。否則，我們對國學、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識終究是不夠的。
楊：不過，近年來，經學研究也漸漸受到重視。各種關于經學的專著不斷出版。尤其是清華大學彭林先生成立了建國后第一家經學研究中心，還編了一本《中國經學》的刊物，這是非常令人欽佩的。我想，經學的研究會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我同意李老師的意見，說國學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三者一脈貫通。
可是，由于種種原因，人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存在很大差異。比如在當下儒學熱的情形下，有學者就提出：傳統(tǒng)是復數(shù)的，不能僅僅搞儒學。傳統(tǒng)當然是復數(shù)的，但復數(shù)多元的傳統(tǒng)之中也有主次之分啊。大概是王陽明吧，他就說過在中國文化如果比作房舍的話，儒家就是正堂，佛家和道家就是廂房。另外，對國學的定義也存在著千差萬別的理解。今天很多人認為，國學本身就是一個“妾身未明”的概念。
李：其實，關于國學的提法，自始就有爭論。就連《國學概論》的作者錢穆先生，都說：“學術本無國界?！畤鴮W’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闭J為國學這一名稱不可能長期存在。但是，他沒想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學又火起來了。
楊：其實，國學本身就是近代的產物，是特殊時期出現(xiàn)的概念。如果沒有西學的入侵，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受到嚴重威脅，出現(xiàn)嚴重危機，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學的概念可能就不會產生。國學的概念就是針對西學而起的。那時人們稱中國本有的學術為國學。但“國學”這一概念過于寬泛，其范圍難以判別，有人主張稱為“國故”。
事實上，不論將“國學”定位在國家“固有學術”還是“國故學”，其內涵仍失于寬泛籠統(tǒng)，不易把握。于是，馬一浮先生提出，國學就是“六藝之學”。他說，“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我注意到，劉夢溪先生對此是極力贊賞的。他在前年的世界儒學大會的大會發(fā)言中也做了這樣的講話。劉先生認為，這一定義“態(tài)度既儼然鄭重，學理意味也極深厚”。事實上，孔子與早期儒家整理并傳述“六經”，主張修己安人，“儒學”之核心正是“六藝之學”，即經學。
李：談到經學，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不過，我們的現(xiàn)行學科體系中卻沒有經學的位置。這要追溯到民國初年。當時出于強調接受西學的目的，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生取消了經學。對于此舉怎么評價，大家可以見仁見智?？墒墙泴W被取消，經過這近百年的時間，返回頭來看，問題出現(xiàn)了。
我們知道經學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成了禁區(qū)，很少有人愿意去碰它、研究它。對這個禁區(qū)打開一個缺口的是我們很尊敬的一位前輩先生，即周予同先生。還記得周予同先生在建國之初就提出經學的研究，周予同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子朱維錚教授為他編了一本經學史論文集。應該說，那個時期在文章中談論經學的是很少的。周先生曾提出一個著名論斷，他說：“經學退出了歷史舞臺，但經學史的研究卻急待開展。”這句話影響很大，我前些年也曾經多次引用過。因為這句話有一個正面的效果，就是給經學研究留下一塊空間。很多人做經學史研究都要引周予同先生這段話，這句話的作用就在這里。大家可以看看周予同先生的著作，他是做經學史研究，實際也包含著經學研究。由此可見，這句話是周予同先生煞費苦心的一個提法。
可是這個提法也有一個問題，人們不見得會同意他的觀點。這個提法首先是“經學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里面實際就暗含著經學已經沒有任何實際作用了，不然，為什么經學時代會結束呢？當然周予同先生關于“經學時代”有他自己的解釋，他認為經學時代是經書可以指導人生、指導政治、建構國家結構、引導國家方向等等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可是儒家的五經、十三經對于今天的中國人就完全沒有意義了嗎？今天不少學者說，儒家的經，經過研究，不僅對于今天，對于未來的中國，甚至對于全世界的文化都可能有所貢獻。
楊：我們都是讀過周先生經學史論著的。那時候確實很少有人敢碰經學。經學好像是一種“瘟疫”或“妖魔”，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比如說袁世凱等倡導讀經而敗壞了經學的名聲有關。如今，人們在反思包括周先生等在內的經學史研究，甚至提出來很嚴厲的批評。但不管怎么說，周先生的那個判斷應該是對的，也就是說作為主導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經學已經成為歷史，但是對于經學史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對經學本身的研究應當特別重視。經學作為儒學、乃至國學的核心，理應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或者中心。依先生看，今天我們應該怎樣對待經學史，怎樣研究經學？
李：還從剛才提到的周予同先生那個著名論斷說起。我雖然見過周先生，但是沒有機會向他請教，也沒聽過他的演講、上過他的課，所以我不太清楚周先生的提法是怎么得出來的。但我個人猜想，他是不是受到清代章學誠“六經皆史”的影響？當然，“六經皆史”這個說法不是從章學誠開始的，明代已經有人說過了，明代甚至不止一個人說過，當然他們說的內容不同。可是“六經皆史”的提法在章學誠那個時代，本身就是經學義理衰退的一個表現(xiàn)，或者說是六經的政治指導作用、現(xiàn)實指導作用衰退的一個結果。如果“六經皆史”，那么一定程度上六經都是史料，它就沒有義理的價值，沒有指導現(xiàn)實人生的作用，沒有那么神圣了。所以“六經皆史”隱含的一個意義就是，六經已經過時了，它的義理在今天已經不再有作用了。
這個提法到底對不對呢？有學者就反對這個命題，像香港的饒宗頤先生就是一個。胡曉明先生《饒宗頤學記》載有饒先生這樣一段談話，他說：“章學誠是‘夷經為史’，是很不對的?！洝瘧恰贰纳A與提煉，是更高級的產品?！贰鞘聦嵉脑?，‘文’是事實的記錄，‘經’是由事實中提煉而出的思想?！F(xiàn)代人多立新義，有甚么貢獻？有甚么價值？應‘不負如來西來意’，應順著中國文化的脈絡講清楚。我并不疑古，相反我很愛惜敬惜古義?！痹陴埾壬磥?，“六經皆史”就是“夷經為史”，“夷”就是“平”，他認為“經”實際上是從“史”里面提高出來的，是高于“史”的?，F(xiàn)在你把它壓平了，把六經都變成史，這就是“夷經為史”，他是不接受的。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意見，饒先生提出這個意見，與他建設中國的新經學等提法是有密切關系的，所以我覺得值得特別關注。在中國的歷史上，“經”的作用與地位與“史”是不一樣的，雖然古人說，剛日讀經，柔日讀史。左經右史?？墒嵌咴跉v史上、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不能認為“經”與“史”是相等的，如果說這二者是相等的，那就等于把“經”在歷史上或者說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否定了。
楊：李老師說的這些我也深有感觸，由于歷史原因，我們對六經的重視程度還很不夠，很多學者也僅僅把六經作為史料來對待。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進行具體的經學、經學史的研究中，學者往往或受限于學者自身研究領域的局限，或囿于歷史地形成的門戶之見比如漢宋、今古之爭等等諸多因素，經學史研究領域尚存在或多或少的缺憾。
李：經學的歷史很長，從文本、師傳等各方面都存在分歧，非常之復雜。尤其是你提到的今古文之爭，糾葛千載，至今仍是學者探究的熱點。而門戶之見則是清代學術的一個很大特點，清代在經學研究上成果很多，所以研究經學要重視清代學術。
記得在清華大學念書時，聽馮友蘭先生說，研究中國學術史、哲學思想史，要吃透兩頭。就是說要重視先秦兩漢和清代。我們研究經學，確實要花相當大的力量來研究經學史。經學本身是一個歷史的產物，你不能不在歷史的基礎之上，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來做工作，因此就必須研究、討論經學史。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做經學史研究，就必須對前人有一個超越，有一個糾正，超越門戶之見。真正意義上的經學史是在晚清，是從皮錫瑞、劉師培開始的。但是清代的學術不能不說存在著一些偏向和不足之處，或者說的嚴重些就是缺點。這個缺點是清代很多學人不能避免的，就是門戶之見。
清代學術是從否定宋明理學開始的，這是對的，但也拋掉了宋學很多好的方面，如講修養(yǎng)，入世精神，和做人的骨氣，甚至對社會都有影響。明代科舉發(fā)展到極致，《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一出，很多人書就不讀了，成為空疏之學。清朝人看到了此時理學的空疏，開始予以矯正。
其實在清初的時候，氣象是博大的，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但后來卻是門戶成了主要特點。他們講門戶、講門派。立門戶的代表是江藩，他的《漢學師承記》從閻若璩講起，竟把顧炎武、黃宗羲等列入另冊。首先是講漢宋，漢宋之后漢學再細分，講今文古文，講西漢，越分越細，形成漢學反宋學、今文反古文的局面，門戶越講越深、越講越窄小。當時就有學者力矯此弊，如方東樹、陳澧等，但都不太成功。我們現(xiàn)有的一些經學史著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這個缺點。
而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寫經學史的話，這個缺點一定要避免，再不能從門戶的角度看經學史、學術史的發(fā)展，因為那樣會造成很多問題。如果你是漢學的立場，主張漢學打倒宋學，一下子大家都不知道宋學了，一下子從唐代晚期跳到了明末清初。這中間通通都否定了，沒有多少書可讀了，所以說書不讀漢唐以下，不是不讀，而是你已經否掉了，沒有啦?，F(xiàn)在很多漢代經學史，從董仲舒就直接到漢末，到鄭玄、何休了。中間沒什么，中間這些東西都被否定了，講不出來了，都變成支離破碎的了。所以很多經學成果，很多遺留下來的東西都被忽視了，所以以前的經學史往往是門戶之見的產物。
經學史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從思想、義理的角度去寫，一種是從文獻、史實的角度去寫。兩者不可偏廢，然而側重的方面不同?，F(xiàn)在很需要寫一部新水平的經學史，但不要陷于繁瑣，要提綱挈領，講明白有關鍵性的問題。這對于整個中國學術史研究都很有意義。
楊：《莊子·天下篇》提出“道術”和“方術”的概念，認為諸子皆不得道術之全，而是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梢?，各家的“方術”不獨有其見，亦有其蔽。何況囿于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設想各家各派毫無門戶之見，實際上是不大可能的。不過，走出經學時代的當下社會，回過頭去重新審視經學史，用持平的態(tài)度面對經學，用融通諸子的思路去審視諸子之學，實現(xiàn)對各家的整合，我想不無可能。這種整合，實際就是對諸子，或者說不同派別、門戶之見互相溝通、互動交流的問題。我覺得，《莊子》說的“道術”就是儒家，諸子之學則是“方術”，事實上，諸子之學，包括六經，其本身也并非彼此隔絕，而儒家與其他諸子可能并不一定是一種簡單的并列和平行關系吧。近代以來，尤其是從梁啟超、胡適之以來，將孔子儒學與其他諸子等量齊觀，成為一種常識，一種范式，至今影響著我們對先秦思想學術的考察。我想，這與疑古思潮否定孔子與六經的關系有很大關聯(lián)。所以，我們的經學史往往從漢代開始，孔子只能算“經學前史“。這恐怕就是一種歷史的誤會吧。
李：你說的對。我的老師馮友蘭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就是中國哲學史首先是一個子學時代，然后是一個經學時代。這個已經變成常識了，不僅是中國人的常識，也是國際上研究中國哲學或思想的常識，但我認為這個說法可以修改。
所謂經，應該說在先秦已經存在。你們看清華簡里屬于《尚書》的部分是怎么抄寫的，跟其他的一些書是不一樣的。它的字工整極了，跟西周金文一樣，絕對不像上博簡的文字。為什么呢？因為它是經，經寫的時候就要工工整整，就大不相同。我們說經是什么？當然就是六經了：《詩》、《書》、《禮》、《樂》、《易》、《春秋》。
《詩》、《書》、《禮》、《樂》是夏商周的一個傳統(tǒng)，一直傳流下來，越來越豐富，當然也有改變，被曲解變化這都是一定的，孔子把《詩》、《書》、《禮》、《樂》整理起來，然后有教無類，開辟私學，使得它們在民間更得到傳流。過去的官府曾有過學校制度，到了春秋時代，這個制度逐漸就衰落了，就只能依靠私學?？鬃釉谶@時候開辦私學，得有課本，教《詩》、《書》、《禮》、《樂》。現(xiàn)在上博簡的《孔子詩論》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它就等于是孔子講學的筆記，里面有的只有一兩句話，有時候看不太懂?？梢娺@些都不是在孔子那個時候才有的，而且在孔子那個時代已經有了崇高的地位，不管它叫經不叫經。
我們看《左傳》、《國語》里面，當時的貴族都是在講《詩》、《書》、《禮》、《樂》的一些問題，將其作為一種經典來引用?！对姟?、《書》、《禮》、《樂》都是經典，人們可以對其引用、發(fā)揮，至于理解的對不對，那是學的問題，解釋的問題。所以你能說當時沒有經學嗎？沒有經學的位置嗎？《易》、《春秋》之所以成為主流經典，其中孔子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一些。孔子“述而不作”，刪定六經，他也是做經學的工作。所以說經學是從孔子開始的，在一定意義上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說當時就沒有經學，孔子傳播的六藝與其他學說是完全平等的，我看并不如此。
事實上，當時所有人所受的教育，都是來自六藝，來自《詩》、《書》、《禮》、《樂》，不管他贊成還是不贊成。比方說墨子，墨子也講三代，也講先王。這屬于他們的傳統(tǒng)文化，是他們都回避不了的。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值得檢討的。因為1956年信陽長臺關出土了一批竹簡，我看到竹簡上有三代、先王等概念，就認為這一定是儒家的作品，可是后來被證明是墨家的。就是因為儒家與墨家有一個共同的文化源頭，受到相同的教育，所以他們會使用相同的概念，有相近的主張。
這些都屬于經學，盡管當時還沒有經學名稱。當時經學的影響，不限于鄒魯?shù)目N紳之士，從郭店簡、上博簡還有清華簡來看，六藝或經學在當時的楚國也有很大影響，楚國主要是一少數(shù)族群荊楚聚集的地方，當時主要流行的是儒學和道家思想，此外沒有見到其他諸子。郭店簡的墓葬約為公元前三百年，這個時代就是方以智所講的“三子會宗”的時代，孟子、莊子、屈原都生活在這個時期。在郭店簡中對《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已有系統(tǒng)的表述，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楚國是怎樣的一個文化面貌。所以這些問題，既是經學的問題，也是今后我們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面的重要問題。
（圖/孔勇）
（李學勤：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楊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原載《孔子文化季刊》總第1期）
來源：微信公眾號“孔子研究院”kongziyj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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