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官學術，闡述西周形成的中華文明思想體系。
小編按語：本篇文章是小編唐安安的讀書筆記。文章后面有王天苗先生的點評。
這本書是我最近讀過的最特別的一本書，因為讀了不僅沒有解答許多疑惑，反倒生了很多疑惑。以致于讀完之后產(chǎn)生了強大的動力去看更多的書解疑。因為本身魏晉就是玄學，而我讀的又是轉手一道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是“玄之又玄”了。本來應該直接閱讀文本，自己有了感悟之后再看別人的總結推論，但我估計不會去研究玄學，所以就直接看結論了。
湯用彤先生因為國禍家難并沒有完成成書，而是只有論稿，所以這本書也沒有將他的研究成果體現(xiàn)得很深。
還有一點要特別說下，即湯用彤先生對佛學很有研究，佛學我讀的時候都不是很懂，也沒有細細讀。
1魏晉玄學與佛學
湯用彤先生認為雖然佛學給予玄學很豐富的材料、很深厚的理論基礎，但玄學是中國學術自然演化的結果。佛學是玄學的支流，只是助因，依附于玄學擴張勢力。
貌似佛學進來的時候，對于中國文化中已經(jīng)有的概念進行了很多比附。如果說玄學不是受佛教影響產(chǎn)生的，那與漢朝經(jīng)學大為不同的魏晉玄學在亂世中的思想形成過程和原因是什么？在這個亂世中，這是脫離了統(tǒng)治者掌控的節(jié)奏還是符合統(tǒng)治者利益的變化？
湯先生說玄學之風起源于兩件事：一是名學，二是易學。名學不是先秦施惠的名學，而是鑒識人物的名理之學。因為察舉和九品中正制度需要選拔貴族官員，需要一定的標準。除了家世門第，也需要對個人才干進行評估。這個名學偏于人事。而易學就關乎天道了。
這兩點并沒有解答我的疑惑。我知道清談在社交界的評價會反映到官品的評定結果上。那清談跟玄學風氣是什么關系呢？也可能是我沒讀懂，畢竟這么大一個問題，只能以后帶著疑問在讀書過程中尋求答案。
湯先生將以圣人觀念或自然與名教之辨為核心的魏晉玄學發(fā)展分為四期：
正始時期，易、老思想最盛，何晏、王弼為其代表。
元康時期，莊學頗盛，在自然與名教問題上，激烈派大行其道。
永嘉時期，“新莊學”大盛，有一部分名士調(diào)和自然與名教之間的關系。
東晉時期，佛學最盛，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再次分途。
可見以上四個時期，每個時期都有很多要研究的內(nèi)容。
2以《老》解《易》
漢易偏于象數(shù)，率以陰陽為家。魏晉新易漸趨純理，常以《老》《莊》解《易》。后者的代表就是王弼，他也是后世公認的義理派易學的奠基人，書中說王弼立義吸取了漢代儒學陰陽家的精神，加上校練名理之學說，而折衷于老氏。新舊學自然有沖突，就不列舉了。
漢代的象數(shù)、陰陽，當是有它的政治、文化需求背景。這個需求到魏晉時候可能就變了。所以出現(xiàn)了王弼的義理派解《易》。
作者對王弼的《易》評價很高，我看過一點，后世的義理角度解《易》的方式大概都傳承自王弼？我絕對不敢說讀懂了這些《周易》注解，但是從注的方式來說，都是每個人根據(jù)理解不同，解釋出不同的內(nèi)容。也就是說沒有一個標準。讀《周易》的人也都是眾家都讀，絕不敢只讀一家。而且讀《易》的人大多也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fā)，去評價哪家更好、自己覺得更有道理，跟《周易》看起來更貼切？
大衍義是王弼鏈接《易》《老》的橋梁，這里是提一下，因為沒有去讀內(nèi)容，所以只知道個名詞。
他們那時候產(chǎn)生 “本末有無的本體論”、“陰陽”的討論。我對“有無”不感興趣，不知道這個有什么意義。而“陰陽”，可以說這兩個字的概念也是一變再變。他們的理解跟我看《周易王氏傳》對“陰陽”的理解完全不一樣。《周易王氏傳》里的陽剛健動之氣，是包括做事需要的各種能力以及符合陽剛健動這四種屬性的事物、行為、關系等。陰不是實物，是對陽的補充，是為了和陽相和形成中道。但是魏晉玄學里的陰陽蠻注重事物本身的陰陽變化，還是指代兩極分化的事物，比如陽就是君、夫，陰就是臣、婦這類？
3浪漫的《莊子》
魏晉時代“一般思考”的中心問題是，“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應該怎樣”，由此引發(fā)出“自然”與“名教”之辨?？梢娔菚r候的重點不是王道，而是圣人了。
湯用彤先生把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分為“溫和派”和“激烈派”。這兩派都推崇“自然”，但對“名教”的態(tài)度判然有別。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溫和派不特別注重名教，也不公開主張廢棄“禮法”。而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的“激烈派”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具有浪漫色彩，完全表現(xiàn)出一種《莊子》學的精神。當然，阮籍、嵇康也是有區(qū)別的，阮籍在做人做事上更謹慎，二人命運歸途也不同。
首先，我想知道為什么阮籍、嵇康這樣的浪漫派會如此有市場的背景條件是什么。再然后，《莊子》被解讀為浪漫放任之學應該也是一個誤區(qū)。
注《莊子》的向秀、郭象繼承王弼、何晏溫和派的態(tài)度，想要取消自然與名教的對立。郭象認為《莊子》的宗旨是“明內(nèi)圣外王之道”，“內(nèi)圣”是道家的順乎自然，“外王”取孔儒之旨，不廢名教。以“自然”為本為體，以“名教”為末為用。這確實是融合當時自然與名教的嘗試。
本來自西周以來的學問，是注重外王的。王官之學培養(yǎng)的是能治國平天下的君子。王道的目的是實現(xiàn)天下大治和平。但是從以上可以看出，學問的重心已經(jīng)開始偏向內(nèi)圣了。而且與自然對立的是“名教”。我覺得那時候的“名教”根本不是真正的外王之道吧。
4一些我不懂的
以下僅是列舉：
天地之數(shù)是五十，其中還分四十九和一。
萬物依元氣而生。
正始玄學的根本旨趣在于建構以有無、本末之辨為核心的形上之學。
何晏、王弼在形而上學方面“貴無”，向秀、郭象則“崇有”。
圣人可學還是不可學，也有一個討論。
以上我完全不懂，比如為什么要討論有無呢？本末又是什么？討論這些的意義和用途在哪里？
王天苗先生點評
魏晉是中國思想的大轉變時期，影響綿延至今，欲明中國自南北朝以來的思想衍變，學者不可不察魏晉玄學。其形成緣由大致有三：
內(nèi)因是王官之學自戰(zhàn)國隱晦之后，諸子去古未遠，仍能各以己見執(zhí)守一端，而隨著兩漢的收束，中華根本學問已成強弩之末；
外因則是西域交通之后，印土佛教漸次傳入，雅利安游牧思想崇尚空泛抽象的沖擊，對當時儒家士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學問的南移，又與楚學相呼應，易老莊的文辭恰可比附，于是枯樹借此外來種子而發(fā)新芽；
時代因則是魏晉更替，曹魏試圖借清談力量對抗司馬，失敗后則以此自保，當然這個時代因較弱，只是助力作用。
湯用彤的代表作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昔年初涉佛教，讀此嘆其功力之深。《魏晉玄學論稿》雖是散論，但循此基本可以把握魏晉玄學了。
由于唐安安對五經(jīng)典籍頗有涵泳，因此在《讀后》里對許多非我族類的思想有不少本能的抵觸，挺好，已經(jīng)頗有熊十力在《佛家名相通釋》序里所說“根柢無易其固，裁斷必出乎己”的感覺了。太多學子讀書做學問不“扎硬寨，打死戰(zhàn)”，讀了二三十年的散書，只會讀論文看摘要，口中名詞一堆，肚里卻是空空，這些人一碰玄學、理學、心學之類的，必然是：一入玄門深似海，從此不復夢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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