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這里所謂金國或稱大金國即俗稱后金，乃是明萬歷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女真(諸申)首領努爾哈赤，于赫圖阿拉稱天命汗時所建。從此金國天命朝便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繼而挺進遼沈地區(qū)，遷都遼陽，隨后占領廣寧，而擁有全遼，演出了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這是努爾哈赤雄才偉略的精彩展示，不僅是女真發(fā)展史上，更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四百年來，人們緬懷評說，深入探討，不勝枚舉。其中多有鞭辟入里，見解精到之論，人們耳熟能詳，毋庸贅言。然而，亦有人們未曾留意之處，于是便有極而言之者。
諸如一些很有影響的史家，在闡述努爾哈赤指揮金國八旗大軍，進據全遼，創(chuàng)造了驚人的歷史奇跡之后，便認為至此努爾哈赤已功果圓滿；更斷言天命朝對努爾哈赤說來，可用一個“順”字來概括：一切得心應手，順暢、順合，游刃有余而無所畏懼。努爾哈赤已由必然王國飛躍到了自由王國，進入化境，達到了生平中最為理想的境界，無與倫比。這位努爾哈赤幾乎是個完人，是天人合一的杰作。然而殊不知，這并非事實。
因為只要細檢史事，可以發(fā)現天命朝這段歷史仍有被忽略處，特別是潛藏著諸多問題，令人疑惑而不得真相者。故存在著疑案與謎案。這就是，清官書檔案語焉不詳，或模糊處理，故被人們所忽略，而某些史家似乎視而不見，亦不愿提及的事實卻是：第一，金國占據廣寧之后，它并未發(fā)展戰(zhàn)勝明軍后的大好形勢，再接再厲，而是近四年時間內，竟止步不前，乃至收縮而退；第二，天命朝中，特別是進入遼沈地區(qū)之后，天命汗努爾哈赤對漢人推行一系列高壓政令，結果，造成了社會的極度動蕩，使努爾哈赤本人、使金國皆陷入了難堪的困境。然而這本是荒謬絕倫的逆行倒施，卻無任何疑義，諸貝勒對此皆緘默不言，且推波助瀾，形成舉國一致，均暢行無阻，令人驚詫；第三，蟄伏近四年后，努爾哈赤突然統(tǒng)率創(chuàng)紀錄的十三萬大軍，進攻守軍不足二萬的寧遠，卻遭自其起兵以來從未有過的慘敗，竟而一蹶不振，含恨而逝。以上諸多堪稱大不順的情形皆成謎案，何以發(fā)生?其根由何在?說明什么?必須解答。因為這些皆是干系重大、非同小可的問題，如不能解釋清楚，則不能全面完整準確地認識歷史，認識金國，認識天命朝，乃至認識天命汗努爾哈赤，而成歷史之缺憾。
謹于此對金國史事的上述三大謎案略加解析，以拋磚引玉。
二、釋疑
(一)天命汗畏葸不前之謎——恐懼所致
努爾哈赤指揮的金國八旗兵以雷霆萬鈞之勢，迅猛挺進席卷遼沈地區(qū)，隨即于天命七年(天啟二年，1622年)初，順利奪取明之遼西戰(zhàn)略重鎮(zhèn)廣寧，兵鋒所指直向山海關。一時之間，金國大有進軍關內之勢。而明朝朝野上下驚恐萬狀，人心惶惶，亦大有關門難保之勢。然而這兩種情形均未發(fā)生。且奇怪的是，忽然之間，努爾哈赤竟偃旗息鼓，毀棄廣寧，迅速撤兵而回。尤為奇怪的是，此后近四年間，金國竟毫無作為，不僅寸土未得，已得者竟有丟失萎縮，而內部又接連疑竇叢生，甚而人人自危。直至天命十一年(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方發(fā)動進攻寧遠之戰(zhàn)，卻戰(zhàn)敗而餒，又止步不前，迥非敢打敢拼的慣常作風。這里面大有奧秘。究其實，是天命汗的恐懼所致。
原來，此際天命汗遇到了諸多麻煩而深陷困惑之中。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平生以大無畏著稱的天命汗，攻入遼地后，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麻煩，畏懼起多人來?？傮w說來，這就是天命汗懾于熊經略、害怕孫閣老、懔于袁兵道，加之恐懼眾漢民，竟自縛手腳，接連陷入困境，而喪失了一個個大好機會。
當天命七年正月，金兵攻下廣寧后，二月初二，努爾哈赤揮軍直指山海關，明遼西之軍民悉數潰逃入關，金兵追逐明兵，如入無人之境，大有奪山海關而取之，甚至沖入內陸之勢。然而，至第二天，即二月初三，已追逐二百里，竟“不得食”[1]。繼而得報，逃跑的明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已將山海關外村堡居民及其婦孺人皆遷入關內，其廬舍盡焚燒之”[2]，便立即止步不再深入挺進，調轉方向，還兵于塔山，隨后班師廣寧。因為沒有后勤供應，且明軍悉數迅速撤退之目的不明，貿然追擊進攻，沒有獲勝的把握，只有立即止步班師，這種臨事而懼，尚屬明智之舉。世人可以理解。
但下一步，則匪夷所思了。二月十四日，眾福晉歡天喜地從遼東城被接到廣寧，然而席不暇暖，三天后的二月十七日，努爾哈赤便令眾福晉與己一道，又返回了遼東城。此后，便停止向遼西的一切行動，再也未組織進軍。好像一切都已凝固。而畏縮之事繼續(xù)發(fā)酵。
此事一年之后的天命八年(天啟三年，1623年)三月二十四日，努爾哈赤下令：
將廣寧城內堅固之處一律加以破壞，房屋盡行焚毀，并嚴查前日焚而未盡之屋，次日再行焚燒，要燒盡了事。將木制城門上所包裹之鐵皮剝下后，以火燒毀，城中糧食全部運出，駐軍概令退還[3]。
至此，金國將所得的廣寧城徹底放棄。一場轟轟烈烈的戰(zhàn)爭，一份業(yè)績可觀的戰(zhàn)利，竟以如此方式畫上了句號。而后，仍是偃旗息鼓，沒有行動。
且不止于此，二年之后的天命十年(天啟五年，1625年)，竟又將都城由遼陽遷至沈陽，汗宣布決定后，不由分說，立即行動，兩日內即遷移成功，速度之快益發(fā)匪夷所思。
事情經過是：三月初，天命汗努爾哈赤召集諸貝勒大臣會議，告訴大家做好準備要從遼陽遷都沈陽。眾貝勒惶惑不解，諫阻說：“東京城新筑，官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迸瑺柟嗨鞖v數沈陽之優(yōu)越條件，地理位置重要，便利之處甚多。并言對遷都事，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深思熟慮已久，你們對如此決定竟然反對，不可理解[4]。努爾哈赤這番意志堅定的表述后，眾貝勒大臣未再言語。于是努爾哈赤命令立即遷都沈陽。
遷都沈陽完全是努爾哈赤意志的體現，他所陳述遷都的各項理由，看來并未獲得眾貝勒大臣所理解和認同，從文獻所載未見附議甚乃贊美即是明證。因為眾貝勒大臣所諫阻之言，確有道理。然而努爾哈赤意志堅定不可動搖，盡管征詢未能獲得支持，竭力陳述理由，亦說服不了，出現了未獲贊同與贊美這一極其罕見的狀況。遂不顧眾人反對，立即決定宣布遷都，且出人意料的迅速：命令既下，不稍遲疑，不做任何準備工作，立即行動。三月初三日當天離東京城啟行，第二天即到達目的地沈陽。
其實努爾哈赤所言皆為托詞。他之所以匆促由東京城遷都至沈陽，實為遠離禍害之舉。因為遼陽之地已令其心煩意亂，即當地漢人猛烈反抗及明朝現實威脅的兩方面原因使其如臨大敵，危在旦夕，必須馬上離開，且刻不容緩。
本來，當天命六年(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金國八旗兵以凌厲攻勢，攻下明遼東政治中心遼陽之當天，努爾哈赤即決心遷都于此，而諸貝勒大臣皆被說服[5]。遂議定遷都于遼陽城。但遷都不久，努爾哈赤便感覺不妙，擔心起防御問題，以遼陽城太大不易防守，遂又決定修筑一規(guī)模不大但更為堅固之城，乃立即驅使數萬漢人民夫，晝夜不停，建起了“東京城”。雖然如此，努爾哈赤仍對防范存有疑慮，即擔心此地之安全問題。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安全問題愈加嚴重，他的后顧之憂與日俱增，此刻令其極為憂煩的是環(huán)遼陽而居的廣大漢民，以多種形式，連續(xù)不斷地猛烈反抗，致使本是“天賜”的興王要地，頓成危險之區(qū)。
當時，努爾哈赤與廣大漢人處于尖銳矛盾與對立之中，已不可調和。漢人的反抗除武裝斗爭，乃至大量逃亡而外，普遍存在的是對八旗官員以及女真平民的投毒與暗殺，自金國挺進遼東之日起，就不斷發(fā)生這類事件，令金國上上下下防不勝防，一片恐慌。努爾哈赤已看到其所居都城周圍，皆是極其兇險的是非之地，難以駐足之區(qū)。而且，尤其令努爾哈赤始料未及的是，此時明朝加強了對遼西的防守與攻勢，特別是天命七年八月，明大學士孫承宗以兵部尚書原官，所謂“樞輔”身份督師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坐鎮(zhèn)山海關，部署戰(zhàn)守，加強了遼西防線。兵鋒所及已達廣寧右屯衛(wèi)一帶，秣馬厲兵，隨時有出師大舉東進、收復并重建金州、復州、海州、蓋州等南四衛(wèi)之可能。咄咄逼人之勢，令努爾哈赤倍感壓力巨大而岌岌可危。
為了金國國家安全，未來的大業(yè)，趨利避害，必須選擇離開都城東京城，而兵貴神速，一刻也不能遲疑，遂進行防御性的戰(zhàn)略轉移。明人所說：
公(指孫承宗)漸東，奴(指努爾哈赤)懼，遂毀其宮室而北徙于沈陽[6]。
就是看穿了努爾哈赤所以拋棄東京城立即遷都到沈陽的根本原因。這些就是努爾哈赤的遷都隱情。當然，這絕對不能明言，只能意會而已。
總之，努爾哈赤自奪取廣寧后，近四年間畏縮無為，完全在于其荒謬政策，激起猛烈反抗后，而害怕眾漢人，恐懼孫閣老；而且，還懾于熊經略所致。此刻，熊廷弼雖不在其位，甚至已被處死，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努爾哈赤對其心有余悸，則是有歷史性的。
熊廷弼是努爾哈赤起兵以來所遇到的，令其最為心煩而手足無措的對頭。熊廷弼三次赴遼，即一次巡按，兩次經略任上，皆令努爾哈赤深感棘手。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按遼期間，奉命勘查，徹底揭穿了總兵李成梁伙同巡撫趙楫，拋棄邊外寬甸等六堡之地，拱手付與努爾哈赤的所謂“喪地辱國”、“棄地予夷”之罪。揭露努爾哈赤要挾貪官，借勢逞兇侵占邊地，并與明邊官一道樹立所謂互不越界之碑，使侵占合法化之荒謬行為，明確提出毀碑、令努爾哈赤退地，聽約束的主張[7]。熊之義正詞嚴，努爾哈赤之詭秘全被戳穿，使之深有無處遁形之感。
熊廷弼第二次蒞遼受命為經略，是臨危受命，此時明之遼事大壞，而金國連續(xù)取得攻下?lián)犴?、清河，大勝薩爾滸，擊破開原、鐵嶺，吞并葉赫的輝煌戰(zhàn)績，八旗軍所向披靡，正銳氣方剛之時。明之全遼岌岌可危，幾乎難保，這是給金國的大好機會。如此刻八旗軍乘勢而進，必將大勝。然而此事并未發(fā)生。金國一舉滅掉葉赫后，努爾哈赤竟然按兵不動。所以如此，原來他對熊廷弼心有余悸，摸不清底細，不敢貿然行動。而數月過去，熊廷弼一切安排就緒，特別是其周密的“南顧、北窺、東逼”的“漸進轉蹙”[8]方針之制定與全面部署，努爾哈赤已無隙可乘，遲延數月后，雖一再出擊而皆難奏效，這是懼怕熊廷弼而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努爾哈赤對熊廷弼真是捉摸不透。
熊廷弼當沈陽、遼陽相繼失守，遼事大壞之時，受命為經略第三次赴遼，雖然提出“三方布置”[9]之策，有漸次收復失地之雄心，然而由于朝中黨爭激烈，與巡撫王化貞矛盾甚深，齟齬不斷，最后被金國所乘，明之全線潰敗，熊廷弼、王化貞皆逃入關內而丟失廣寧，乃至全遼。努爾哈赤既得廣寧后，并未繼續(xù)乘勝追擊，而是毀棄廣寧，全線撤退。仍是摸不著頭腦，不知熊廷弼有何奧妙部署，對熊廷弼仍存恐懼所致。
一朝遲疑，步步被動。努爾哈赤而后再想出擊，已絕無可能，因為孫承宗以樞輔督師遼東，以實力絕對壓縮了努爾哈赤的空間。清官書《明史》載稱：
承宗于遼前后修復大城九座、堡壘四十五座、練兵十一萬、建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器營二、前鋒后勁營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計達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石[10]。
這是客觀的記述，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這使明之遼東即將完全斷送之際，出現了漸次恢復的曙光，孫承宗實際已是努爾哈赤的克星，使其疆土日蹙，無所作為，完全遏制了金國。所以，努爾哈赤恐懼孫閣老，數年間竟毫無作為。
天命十一年正月，努爾哈赤在孫承宗被攻訐離開遼地之后，以為大好時機來臨，便發(fā)動了進攻寧遠之戰(zhàn)。結果被明寧前兵備道袁崇煥痛擊，出現了自起兵以來，從未遇過的大敗，令其驚慌失措，驚恐之余，更不敢進行反擊。而這時，袁崇煥的寧遠已消耗嚴重。有記載稱：
(袁崇煥于寧遠大戰(zhàn)之)次日，拾敵矢十余萬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余，而查硝磺庫亦已盡，危矣哉！[11]
寧遠被攻，穴城至五十余竇，垂破矣……老酋宵遁[12]。
明軍形勢可謂岌岌乎殆矣！遭到慘敗的金兵此時如果繼續(xù)猛擊，明軍寧遠城必將難保，而慘敗無疑。但努爾哈赤卻丟掉了慣常敗而不餒，愈戰(zhàn)愈勇，敢打敢拼之精神，而采取撤退。這完全是被袁崇煥打得蒙頭轉向，而失去了理智，是對袁恐懼不已所致。
以上就是努爾哈赤率金兵挺進廣寧后的四年間，所以偃旗息鼓的真相所在。是其方寸已亂，處處不順暢所致。這種情形的發(fā)生，反映了努爾哈赤精神的又一方面。
(二)諸貝勒齊喑之謎——懾于天命汗淫威所致
天命汗努爾哈赤進入遼沈地區(qū)之后志滿氣驕，不經意間走上了自己的反面，推行了一系列暴政，有些堪稱慘絕人寰，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不僅激化了社會矛盾，更使金國、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然而奇怪的是這些荒謬絕倫的虐政，竟在大金國里暢行無阻，諸貝勒大臣無一異議，無任何反對，無一人仗義執(zhí)言，堪稱奇絕之事。何以至此，值得深思。
這些弊政，諸如：合食同住令?！爸T申人、漢人同住一屯，同食其糧，同用草料喂養(yǎng)牲畜。”[13]即強迫漢人接納并供養(yǎng)女真之令；遷移漢民令。強制驅趕漢人，即將漢人由祖居之地遷往生疏處所，凡不能遷移者，全部殺掉，宣稱：“凡各處之人，爾等若不從速遷往所指地方，亦照此誅之也?！雹?；掠富殺貧令。即掠奪富戶，誅殺無糧者。金國對治下之民，凡富裕者允許其存活，則敲詐掠奪之，而貧無食糧者則肆行殺戮，對此荒謬至極的舉動，努爾哈赤毫不隱晦，公開發(fā)文，令眾貝勒大臣嚴格執(zhí)行：“有糧人入城留之”[14]，無糧者盡行殺掉，“選派人員前往各處，殺無糧之漢人”[15]，此可謂歷史奇觀；追殺逃亡。處于水深火熱中的金國漢人，實在難以忍受暴政，遂不顧風險，拋家舍業(yè)，奔上逃亡之路。努爾哈赤對此絕不放過，不論逃亡者逃向朝鮮、逃向關內，或者跨海逃向山東，則一律追殺，進行殘酷鎮(zhèn)壓。凡捕獲之男子，“盡殺之，婦孺充俘”[16]；乙丑大屠殺。這是努爾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四日頒布的，“著總兵官以下、備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分別屯中之漢人?！狈舱J定為奸細、煽惑本地鄉(xiāng)民者、皆非我保舉之官，或系原為明朝之官員，乃至書生、大臣等，皆要“甄別正法”[17]，即進行屠殺，是歷史罕見的一場廣泛的屠殺，此年為乙丑年，故稱“乙丑大屠殺”。令下，乃遣八旗大臣分路前往，進各屯堡殺之?！稘M文老檔》明確記載道：“經此次誅戮，賢良書生盡被殺絕”[18]；編莊。努爾哈赤宣布大屠殺之同時，決定對所留下之人，所謂“當養(yǎng)”之小人進行編莊[19]，實際是將國中全部土地收歸國有，以強制手段將漢人世代經營的土地加以沒收。一紙文下，所有遼東漢人的私產，無論貧富，頃刻之間化為烏有，一律被金國剝奪。這是毫無隱諱的大掠奪，使封建土地關系一夜之間變成奴隸制。造成社會大顛倒、大倒退、大混亂。
總之，努爾哈赤自攻進遼沈地區(qū)之后，所強制推行的一系列政令皆屬逆行倒施，造成社會大動蕩，演變成大災難的弊政，而嚴重威脅金國的統(tǒng)治，然而卻又無一例外地得到身居要職的金國八旗諸貝勒大臣的堅決支持與貫徹執(zhí)行。在他們身上似乎反映不出理性和良知。這是極其怪異的現象。
難道金國八旗諸貝勒大臣對汗之政令，皆心悅誠服，認識完全一致?對努爾哈赤的悖情悖理，甚至滅絕人性的仇視漢人、屠戮漢人的政策，所造成的民不安生，社會的極度動蕩，而嚴重危及金國統(tǒng)治，實際亦是危及自身的惡政，皆視而不見，心安理得?他們皆是一群沒有頭腦的赳赳武夫，皆屬渾渾噩噩，麻木不仁之輩嗎?非也。
其實，過往歷史已經證明，八旗諸貝勒大臣大多有自己的思想與見解，其思想敏銳，求實求真，敢想敢說、敢作敢為，極少忌諱，遇事挺身而出，具有突破一切束縛的主動進取精神氣概，甚至否定父汗的指令與安排，一往無前而奪得勝利。對此，努爾哈赤曾予以支持，并欣賞與自豪。
諸如，天命三年(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金國首次向明發(fā)難，十四日夜，八旗兵已臨近撫順時，忽然遇雨，努爾哈赤則以陰雨，不便前進，決定回兵。大貝勒代善當即提出反對意見說：“興師已至其境，若回兵，吾等更與大明和好乎，抑為敵乎?且興兵之名誰能隱之?天雖雨，吾軍有雨衣，弓矢各有備雨之具，更慮何物沾濡乎！且天降之雨，乃懈大明之人，使不意吾進兵。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迸瑺柟噘澰S其言，遂繼續(xù)進兵。而撫順戰(zhàn)役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八旗兵已班師出邊，忽傳明廣寧總兵張承胤率兵追來，代善及皇太極得報，立即率兵迎戰(zhàn)至邊，并報告天命汗。努爾哈赤以“彼兵非來與我為敵，必不待我兵也?！毕铝钔１爻?。代善則說：“彼兵若待，我兵則戰(zhàn)，若不待，必自走矣。吾欲乘勢襲其后，不然我兵默默而回，彼必以我為怯不敢戰(zhàn)也?！盵20]反對回撤而堅持迎擊，獲準。終以銳不可當之勢，擊敗明兵，擊殺張承胤等眾多明之兵將，而獲得大捷。天命四年(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薩爾滸大戰(zhàn)時，當三月初三日晚，已取得西、北兩路勝利后，忽得南、東兩路明軍，向都城赫圖阿拉襲來之報。努爾哈赤即令侍衛(wèi)扈爾漢領兵先行前往迎擊。自己則率諸貝勒大臣等領大兵至界凡，行謝天祭祀典禮。這時，代善考慮既有險情，不能置敵于不顧，遂主動提議說：“吾領從者二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待祭旗后，汗可率眾兵而徐進。”獲準后，遂率眾起行。四日晨，努爾哈赤又令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皆率兵前行?；侍珮O見狀，乃請示汗亦欲與大貝勒同行。努爾哈赤說：“汝兄扮作哨探，前聽消息，汝可隨我同行?！被侍珮O卻不同意而堅持說：“大兄既已獨往，吾等何故留后?！盵21]說罷不待準許，便率兵行動，直奔前方。這種有思想、有韜略，遇事直抒見解，甚至違背汗意，敢想敢為的主動進取、敢于負責的精神，是金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政治生活的常態(tài)，十分可貴。
然而此刻這種精神面貌竟蕩然無存，一切黯然，呈萬馬齊喑的狀態(tài)。其實，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完全是努爾哈赤造成的，是其淫威之下，已徹底毀壞了金國的政治生活。造成人們不得不自縛手腳，而噤若寒蟬。因為，就在薩爾滸大戰(zhàn)獲勝不久，金國政治生活發(fā)生巨變，接連出現許多大案、要案，攪動得金國統(tǒng)治高層人心惶惶，政治空氣驟然間窒息與凝固。
天命五年三月，大福晉阿巴亥被小福晉塔因查揭發(fā)與大貝勒代善有曖昧事稱：“大福晉曾二次備辦飯食，送與大貝勒，大貝勒受而食之。且大福晉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貝勒家，如此往來，諒有同謀也。福晉自身深夜出院亦有二三次?！碧烀孤劼牬搜?，隨即派遣達爾漢侍衛(wèi)、額爾德尼巴克什等四臣調查核實而回報屬實。汗隨即說：“我曾言，待我死后將我諸幼子及大福晉交由大阿哥代善撫養(yǎng)。因有此言，大福晉傾心于大貝勒，閑來無事，一日遣人來往二三次矣?！闭f罷頗為惱怒，且“不欲加罪其子大貝勒”[22]，遂借故以大福晉隱匿并隨意賜予村民財物之事，而將其休離。但對代善卻耿耿于懷。汗沒事找事，弄巧成拙，自找難堪。嫌怨于并無過錯的代善，毫無道理。半年后的九月，便在代善虐待并欲加害前妻之子碩托事上，大做文章。隨即下令嚴懲代善：剝奪其太子名號，即廢黜其儲君地位②。其實，代善次子碩托放蕩不羈，與一群同病相憐的紈绔子弟，互相勾結，尋歡作樂，多有一些荒唐淫亂之事，且非止一日。代善對其極其厭惡，而父子矛盾不可調和。代善甚至請示父汗要親手除掉這個逆子。碩托為躲避懲罰，乃與同伙逃亡入明境旋又逃回。努爾哈赤將此事完全歸罪于代善。此刻竟召集會議，以父汗與代善孰是孰非，令諸貝勒大臣立即站隊表態(tài)。除莽古爾泰開始就與汗站在一起外，阿敏、皇太極，及侍衛(wèi)扈爾漢等齊齊站起，移到汗這邊來，至此徹底孤立了代善。顯然這種處理方式，過于感情用事。從代善所遭的無妄之災中令人深感汗之喜怒無常，臣下動輒獲咎，罪不可測。諸貝勒受此負面刺激，得出教訓：為保身固位，只有小心再小心。
而且自代善丟儲君之位后，金國諸皇子即諸貝勒間覬覦太子之位者大有人在，為奪得此位，皆在明爭暗斗，以求一逞。當金國挺進遼沈地區(qū)后發(fā)生了謀臣阿敦被殺事件，清官書說阿敦獲罪之名是，“調唆大貝勒、莽古爾泰貝勒與四貝勒不和，詆毀國政，并用讒言調唆其他小貝勒”[23]。這雖然從側面反映了諸貝勒彼此之間各個較勁，爭斗激烈之情形，但語焉不詳。朝鮮史書卻道出了詳情。原來，自代善被廢太子后，努爾哈赤以未再立接班人而不釋于懷。一日，出于對謀臣阿敦的極大信任，乃密問道：“諸子中誰可以代我者?”阿敦說：“知子莫如父，誰敢有言?！迸瑺柟嘁欢ㄒ鞔_說出自己的看法，阿敦乃說道：“智勇俱全，人皆稱道者可?！迸瑺柟嗾f：“吾知汝意之所在也?！背r史書說這是指皇太極。實際上阿敦所矚目的也正是皇太極，只不過未明言而已。然而，阿敦行動不慎而將此事泄露，造成代善與皇太極、莽古爾泰，乃至阿濟格間的矛盾加劇。進而導致努爾哈赤責問阿敦，隨“以為交構兩間，鎖扭而囚之密室，籍沒家貲”[24]。旋被幽殺。顯然，阿敦成了汗的諸子爭奪儲君的犧牲品。然此事之發(fā)生，又深刻教訓了諸皇子，使之力圖避免出現政治錯誤，而斷送前程，故多三緘其口，而少說為佳。而緊接其后出現的嚴懲扈爾漢、冤殺額爾德尼及懲治烏爾古岱等事件，更無疑向諸貝勒敲起警鐘，令其不寒而栗而得出反面教訓：絕對不能違背汗意，不可稍有閃失，必須處處留神，謹小慎微，絕對謹遵汗命，否則必將有滅頂之災。
達爾漢侍衛(wèi)扈爾漢的遭遇很能說明問題。努爾哈赤養(yǎng)子，竭誠效力三十余年，權傾一時的總兵官、掌握實權的第一都堂扈爾漢，天命八年三月，僅因其胞弟首告納賄，便被革職，降為三等總兵官，又降為副將。最后身死亦不得寬恕。何以如此?努爾哈赤指責其“居心奸慝”[25]，《滿文老檔》稱其“晚年心變，因悖逆而降其職”[26]。所謂“奸慝”“心變”“悖逆”何所指?原來是天命六年閏二月，努爾哈赤追究上一年即天命五年八月，進攻蒲河城，追擊沈陽明兵時，因右翼大貝勒代善及達爾漢侍衛(wèi)扈爾漢曾派遣人員前往阻止，貽誤了戰(zhàn)機，下令審議定罪。眾審事官遂根據實情將所擬定懲處條款奏報于汗。汗則怒責眾審事官未按其意圖處理，是“以非為是”，并加罰銀。扈爾漢聽罷氣憤地對汗說道：當時是汗派遣名叫阿都的執(zhí)旗往傳禁令，大軍才聽令停止進攻的。這種頂撞實際上道出事情的真相，無疑暴露汗在說假話，很令其難堪，努爾哈赤當即厲聲怒責：“以是為非，變色強辯，欲何為耶?”[27]當即令于法司內畫地為牢，將扈爾漢羈禁二日。但此事并未就此完結，隨后對其懲處便不斷加碼，終致嚴懲后，絕不寬恕。很顯然，這是冒犯了汗的絕對權威而招致嚴懲，終生不得翻身。
額爾德尼之獲罪被殺，更屬離奇。為滿洲崛起、金國發(fā)展，竭誠奉獻畢生精力的一代杰出人物的額爾德尼，創(chuàng)制滿文、開創(chuàng)記檔先河、謀劃政權建設、編纂法典成書等諸多成就，在金國無人企及，是努爾哈赤最為倚重的智囊人士。然而天命八年五月，被控告受賄及藏匿東珠等物，努爾哈赤當即發(fā)話道：有藏匿等物，即獻出。獻則無罪。額爾德尼直言回絕道：東珠是我個人所買，沒有受賄，沒有藏匿，拒絕認罪。但最后還是遵照汗令交出了自己的東珠等物，然而，努爾哈赤還是自食“獻則無罪”之言，下令將其殺掉[28]。隨后汗在眾人驚詫中，對此舉作了長篇辯解，不僅反證了額爾德尼確實無罪，更泄露了所以誅殺額爾德尼的奧秘，在于不能容忍其與四貝勒皇太極聯(lián)系密切，其有參與汗諸子爭位事之嫌，這更令人悚然，益發(fā)深感動輒獲咎，罪不可測。
接連的懲處已充分說明在努爾哈赤那里，已沒有什么真理、正義，有的只是蠻橫與霸道。對他來說已無所謂里表，他說一是一，錯誤也是正確，一切已不容商量，完全無理可講。如果執(zhí)意求實較真，輕則遭到譴責、嚴懲，重則丟掉性命。對天命汗的一切措施、政令，毋庸思考，毋庸置疑，而忠心進諫亦不可，只有絕對服從。嚴酷、慘烈的現實令諸貝勒大臣心有余悸，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人人自危。這深深地教訓他們，讓其驚悚地看到，動輒取咎，言則獲罪。還是明哲保身，少說為佳。于是在天命汗的淫威之下，皆但求保身，什么社會安定，金國前途，已全然不在話下。所以，至此之后，金國里便無一點活氣，眾皇子，眾貝勒大臣便死一般地沉寂，面對荒謬，不僅熟視無睹，集體失聲，無一異議，任其恣肆，且推波助瀾：積極貫徹。于是天命汗努爾哈赤的一切荒謬舉措，便沒有任何阻擋地一路暢行。
金國里，這種輿論一律的現象是極其危險的。多年來經戰(zhàn)爭洗禮，培育養(yǎng)就的八旗勇武精神，臨場盡情發(fā)揮的聰明才智，不斷完善的能克敵制勝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諸貝勒大臣念茲在茲的責任心，至此已一概皆無。這時只剩有天命汗一人的思想與政策，至此，努爾哈赤大施淫威，言出令行，自以為得計，其實已完全脫離實際，得不到忠言規(guī)勸，完全被架空，完全自我孤立，陷入了寸步難行的荒誕陷阱，已無任何順暢可言；他違背規(guī)律，逆勢而行，處處不順到了極點，這是他自己的大不幸；自然導致金國危機重重，這更是金國的大不幸。
(三)寧遠敗餒之謎——天命汗思想僵化所致
天命十一年初，即蟄伏四年后，努爾哈赤又指揮八旗兵向明朝大舉進攻，猛攻寧遠。然而，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失敗，對其可謂創(chuàng)巨痛深，數月間再難振作，竟在疑恨交加間愀然而逝，留下了不盡的遺憾。
本來，金國自從遼西撤退后，明軍便蠶食而入，特別在樞輔督師孫承宗坐鎮(zhèn)指揮與支持下，已拓地四百里，甚至兵臨廣寧，致使金國無所作為。然而，天命十年(天啟五年，1625年)十月，最令天命汗疾首蹙額的這位大克星孫承宗，竟被攻訐去職離開遼地，而繼任掌權者，采取退縮政策，努爾哈赤頓覺機會來臨，故興師出征。經過兩個月的備戰(zhàn)后，乃于次年即天命十一年(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親率十三萬兵，號稱二十萬，聲勢浩大，直指明寧前兵備道袁崇煥筑城據守而守軍不足二萬的寧遠，進而趨向山海關。這是努爾哈赤起兵以來，征戰(zhàn)出兵人數最多的一次，是欲以泰山壓頂之勢奪取寧遠。十六日行至東昌堡，十七日開始渡三岔河即遼河。十余萬大軍遍布曠野，南至海岸，北越通廣寧大路，平推而進，如風掃殘云般地迅速占據右屯衛(wèi)(今凌海市東南右衛(wèi))、大凌河(今凌海市)、錦州，以及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因為在明遼東經略高第棄地收兵撤退令下，此七城軍民早已焚燒房舍、谷物倉皇撤逃。唯有袁崇煥堅守寧遠不動。二十三日，八旗兵至寧遠，越城五里至城南，橫截山海大路安營，將寧遠與關內聯(lián)系切斷。準備甕中捉鱉，一舉奪下。努爾哈赤對此有十足把握。然而，實際上卻出乎預料遭到了厄運，連攻寧遠兩日，不僅不下，卻被城上所發(fā)炮火痛擊，損失不輕，不得不敗退而返。所謂大炮一發(fā)“自城外遍內外，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俱人馬騰空，亂墮者無數，賊大挫而退?！盵29]
金國于寧遠之戰(zhàn)中損失兵丁數目，各書記載不一，或謂三千[30]，或謂數千[31]，或謂一萬[32]，或謂一萬七千[33]，或謂數萬[34]，雖皆難以確指，但金國損失重大則確定無疑。至于清官書所謂此戰(zhàn)“共折游擊二員，備御二員，兵五百”，顯見是極力縮小后的數字，而絕非事實。盡管強攻寧遠不下，二十六日，金兵渡海攻下明朝儲備軍糧之地覺華島，擊殺明守島將士，數萬石糧草及所有戰(zhàn)船皆被焚毀，使明朝損失不輕，使其寧遠之勝大打折扣，而金于回軍途中又將右屯衛(wèi)明囤積之糧草亦加焚毀，可謂意外的戰(zhàn)果，但總體說來，此次金國出師則是慘敗。
不可一世的努爾哈赤蟄伏四年，一朝發(fā)出前所未有的十余萬雄兵，竟不敵不足二萬之明兵，遭到如此失敗，可謂狼狽已極。這對其可謂致命打擊，其內心極為沮喪。盡管取得覺華島之輝煌戰(zhàn)果，但不足以撫平其遭到重挫后之煩躁，他無心戀戰(zhàn)，乃不稍停留，急速下令撤兵，于二月初九日，返回沈陽。清官書評論道：
帝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zhàn)無不勝，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下，遂大懷忿恨而回[35]。
這是實情。努爾哈赤遭此失敗，可謂羞憤交加，竟至亂了方寸，他一改愈挫愈勇，從不言棄，奮斗不息的一貫作風，自敗歸沈陽之后，并未及時汲取教訓，整頓兵馬，組織力量，再次向明朝發(fā)起攻勢，甚至再未言談及攻明之事。對明朝可謂偃旗息鼓起來。寧遠之敗已令其百思莫解，無比惶惑，陷入難以自拔之地，而遺恨終生。
努爾哈赤主動出擊寧遠，志在必得的大戰(zhàn)，竟出乎意料的大??；而明朝當權者，幾乎皆以為袁崇煥以孤軍守寧遠必敗無疑，竟獲得令其意想不到的大勝利。二者反差之大，皆令世人震驚。仔細評量不難發(fā)現其中緣由。
明朝寧遠獲勝最根本一點是知己知彼，采取嬰城固守之策。即憑堅城用大炮，實行堅壁清野。這是從實際出發(fā)，以己之長攻敵之短的戰(zhàn)略方針。而此方針的制定與堅決貫徹者就是袁崇煥。明軍統(tǒng)帥人物袁崇煥，是能夠取勝的關鍵所在。他不僅具有強烈的愛國意志，獻身邊疆，誓復失地，敢打敢拼，堅持到底的英雄氣概，更深謀遠慮，極富韜略，有周密完整的克敵制勝的戰(zhàn)略部署。他清醒認識與把握現實，最知己知彼，面對強敵，深思熟慮，研究對策，特別是精研兵法；他關心時事，留意并及時捕捉、掌握最新的信息，學習、吸納最新的戰(zhàn)略思想，早就定下了切合實際最為得宜的戰(zhàn)略方針，而堅持不懈。這其中對他影響最大最深，他最為服膺的則是徐光啟的戰(zhàn)略思想與主張。
對付氣焰已熾的金兵，應該憑堅城用大炮，實行堅壁清野的主張，正是徐光啟新近提出的。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萬歷進士，選庶吉士，此時官至河南道御史，他不僅是博學的科學家更是一位戰(zhàn)略軍事家。他跟隨西洋人耶穌會士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得其法。而精研軍事，研制火器，關心時事，提出諸多有關御虜、練兵、屯田、守城、治歷等主張，頗有見地。
天命四年即萬歷四十七年六月，徐光啟鑒于遼左接連潰敗，開原陷落，將士覆沒，遼陽、廣寧岌岌不保，人心惶惶毫無應對之策時，上疏提出：
亟造都城萬年臺，以為永永無虞之計。《易》稱“設險守國”，平居且然，況值門庭之勁寇乎。臣歷考前代兵政之弛，兵勢之弱，未有如今日者也。居必戰(zhàn)之地，無可戰(zhàn)之兵，而求萬全無害，非有度外奇策，曷克有濟?臣再四思維，獨有鑄造大炮，建立敵臺一節(jié)，可保無虞。造臺之法：于都城四面切附門垣，用大石壘砌。其墻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為三層，下層安置極大銃炮，中層、上層以漸差小。臺徑可數丈。每臺約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炮位，平時收藏內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門。聞有警急，即行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施放。雖有大眾，一時殲滅矣。
隨又指出，因“見在邊腹兵馬，皆非奴敵”，即現狀是明朝內外之兵力孱弱，已非金兵對手，對擅長野戰(zhàn)的金國八旗兵不可直接交手硬拼，只有采取“嬰城固守之策”。所謂嬰城固守，即據城、環(huán)城而守之意。他主張的辦法是：
大修守御之備，而堅壁清野，使賊退無所掠，進必被殲。即守在遼東，賊必不敢驀越數城長驅深入[36]。
以此來對抗敵人，消耗敵人。天命六年(即天啟元年)四月，當沈陽、遼陽相繼失守，遼東戰(zhàn)事敗壞加劇，徐光啟奉召言事，再次強調其嬰城固守之策。上疏指出：當力不如敵，難以與之野戰(zhàn)之時，“便合嬰城自守，整頓大炮，待其來而殲之”。并指出應將大炮置于城上，絕不可置于城外。他說：
奈何盡將兵民炮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列營火炮，皆為敵有；返用攻城，何則不克?陴無守兵，人知必敗，合城內潰，自然之勢，是諱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辱，臣不能為在事諸臣解也。
絕不可諱言防守，要理直氣壯地大談防守，防守不是怯懦，防守即嬰城固守恰恰是制敵勝策。他認為“今奴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只宜堅壁清野，整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彼砸敖⒏匠菙撑_。以臺護銃(這里指大炮)，以銃護城，以城護民，完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37]。他又反復強調火器之重要：
今時務獨有火器為第一義[38]。
火器者今之時務也?！袢罩畱?zhàn)守而無大小銃炮，猶空手遇虎狼也；有銃而無臺，無堅甲利兵，猶手太阿之劍而無柄也[39]。
至此，徐光啟提出了嬰城固守的完整戰(zhàn)略防御體系：憑借堅城使用大炮，堅壁清野，坐以待敵，迎而殲之，且消耗敵力，終致其敗。
善于用兵，具有超前意識的袁崇煥正是及時學習掌握，深得此法之奧妙，而完美地應用于戰(zhàn)爭實踐。而且，一經認定便積極準備，且得到了當年樞輔督師孫承宗的堅定支持，目標得以實現：不僅在其親自督催下修筑了堅不可摧寧遠城，并有預見地將全國僅有的三十門西洋大炮，除京城已安置十九門外，其余十一門，全部安置于寧遠城上，并周密部署其他配套火器。于臨戰(zhàn)之前實行堅壁清野。這是最實實在在的備戰(zhàn)，為嬰城固守創(chuàng)造了充分的條件。顯見憑堅城用大炮，是針對實際，避開金國八旗兵善于野戰(zhàn)，沖鋒陷陣，勇不可當的兇焰，使其無所施其技，而揚長避短，足以消耗敵人、戰(zhàn)勝敵人的長策。
明寧遠守將及廣大軍民的上下一心，同仇敵愾，是獲勝的保障。所有軍民在袁崇煥敢打敢拼精神鼓舞下，皆具有抗敵的決心與勇氣，而滿桂、趙率教、左輔、朱梅、祖大壽、何可綱、金啟倧等將領，皆意志堅定，勇于負責，同心同德，共擔抗敵大任；且防守分工明確，軍紀嚴明。尤其是袁崇煥親督內丁“專一城內搜拿奸細”[40]，徹底粉碎敵人從內部策應之圖謀。終于擊敗遠道而來的強敵，取得完勝，固然在情理之中。
金不知己彼，糊涂浪戰(zhàn)。關鍵是天命汗努爾哈赤思想僵化，反常所致。金致敗之因則與明朝截然相反，是莫名其妙地毫不知己亦不知彼狀態(tài)下，糊糊涂涂地投入戰(zhàn)斗，終致慘敗。
本來努爾哈赤一向知己知彼，用兵如神。當臨戰(zhàn)之際，無不以各種偵察手段，全面徹底地掌握敵情，權衡利弊，召集眾貝勒大臣，據以制定戰(zhàn)略戰(zhàn)術方針，細商切實可行之對策。更以充分準備，甚至全民動員，趁時趁勢出擊，而一舉制勝。戰(zhàn)時，更充分發(fā)揮眾人才智，往往四大貝勒、眾小貝勒，乃至八旗將領，皆能奮勇當先，獨當一面，戰(zhàn)勝攻取，實現總體目標。努爾哈赤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然而，此際努爾哈赤竟完全背離此慣有做法，已完全不顧眾人，不與眾議，而純屬一人動作。
努爾哈赤自金國奪取廣寧旋即撤退而歸的四年間，并未蓄積力量，秣馬厲兵，以備再次出擊攻明。而是忙于處理內部諸多棘手的問題。他殺入遼沈，挺進廣寧，可謂一路順風，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一切敵人皆不在話下，而志滿氣驕，莫可誰何。但又困于立儲，其誅殺重臣阿敦及謀臣額爾德尼、嚴懲養(yǎng)子達爾漢侍衛(wèi)扈爾漢、嚴懲治第一都堂額駙烏爾古岱、懲戒四貝勒皇太極；乃至變本加厲地推行荒唐政策，諸如掠富殺貧，乙丑大屠殺，將賢良諸生幾近殺絕，搞社會大倒退的編莊，等等，皆在此時發(fā)生。以致金國國內，淫威之下，盡皆失聲。他耳邊已聽不到任何不同聲音。他陷入了困境。而當突聞明樞輔督師孫承宗一朝去職，便自行決定出擊，實是毫不知己彼的懵懵懂懂的行動。
閉目塞聽，對敵情全然不清。努爾哈赤對明朝此際的變化，對袁崇煥非比泛泛的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思想，絲毫不知。特別是袁崇煥發(fā)誓萬眾一心守寧遠，并筑堅城，備置大炮的最新事態(tài)竟全然不了解。金國本來善于廣布諜者、細作對明朝進行偵探，然對袁崇煥更新的戰(zhàn)略部署，筑堅城、用大炮、嬰城固守、堅壁清野的諸多舉措，似乎竟毫無所見，毫無所報，或者即有所見，因不懂最新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特別是新式火器為何物，而以慣常思維判斷，亦不明其奧妙所在。所以即便籠統(tǒng)上報，努爾哈赤亦不以為然。這樣，不知敵情，不知有重大變化的敵情，便無應變措施，無針對性的準備。故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重重碰壁：
奴攻寧遠兩晝夜不下，環(huán)城挖掘六七十處，城根腳俱大石豎砌，入地深五尺許。城外矢盡糧絕，城上火炮齊發(fā)，鉤梯戰(zhàn)車盡行燒毀，紅巾裹尸，哭聲震地[41]。
藐視輕敵，打無準備之仗。努爾哈赤自恃八旗軍所向無敵，乃神武之師，而明軍皆屬不堪一擊之輩，戰(zhàn)勝攻取皆不在話下：“丙寅春，奴以十萬眾薄城下，視寧城為遼、廣故事，直欲靴尖踢倒”[42]。遂高枕無憂，有兵不練，而軍事呈荒廢狀態(tài)。戰(zhàn)后敢言的漢人謀臣劉成學上書道：
汗自取廣寧以來，馬步之兵三年未戰(zhàn)，主將怠惰，兵不戀戰(zhàn)也。且車梯藤牌朽壞，械不鋒利，汗輕視寧遠，故天降勞苦于汗也[43]。
雖措辭婉轉卻點到了問題的實質。
思想僵化，以短擊長。努爾哈赤正因為不了解變化的敵情，仍想當然，以守舊思路、按老辦法備戰(zhàn)出擊，絕無認真研究形勢已經變化了的對策，自恃并陶醉在八旗之騎射武功：“睨過堅城，沖犯內陸，倏往倏來”，“橫行沖突，莫可與敵者”；“鐵騎奔馳，沖突蹂躪，無不潰敗”[44]等慣常優(yōu)勢，仍舊以為用鐵騎、弓箭、大刀、長矛，猛勢出擊即可解決一切問題。結果這些老辦法、老舊武器在新戰(zhàn)略、新火器面前，完全失效，明之大炮“一發(fā)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45]，而自取其辱。
一人獨斷，眾無作為。漢謀臣劉學成上書中有：“今汗與諸大臣等，若父子一心，上合天意，下順民心而行，焉有不可”[46]之句，實是對金國當時存在上下不和諧，彼此思想壅塞等問題表示擔心的委婉說法。以往，努爾哈赤揮兵作戰(zhàn)，無不調動方方面面之積極性，特別是諸子侄、八旗貝勒眾大臣之積極性，出現人人獻計獻策，奮勇爭先之熱烈景況，“出兵之時，無不歡躍，其妻子亦皆喜樂”[47]，人的積極性得以充分發(fā)揮，其中多有創(chuàng)造性之舉，故戰(zhàn)事進展往往出乎想象的順暢。然而此次自金國建立以來出兵人數最多的征戰(zhàn)，竟未出現這些場面。清官書對此重大戰(zhàn)事，皆語焉不詳。紀事翔實廣泛的《滿文老檔》對此事竟然一字不記，而《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乃至《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亦皆僅僅記述努爾哈赤“率諸王統(tǒng)大軍征明”，或“率諸貝勒大臣統(tǒng)兵征明”的簡略過程，不見任何諸貝勒大臣之表現，顯見這只是努爾哈赤一人行動，眾人皆無條件地被動服從。慣常所見的集思廣益，群策群力，發(fā)揮眾長之事，完全不見，可謂是努爾哈赤一人在唱獨角戲。而且是不知己彼，嚴重脫離實際，懵懵懂懂地糊涂浪戰(zhàn)，終致大敗。清官方典籍這種處理方式，實是極力遮掩乏善可陳的難堪之事，為尊者諱。寧遠大敗更充分暴露了天命汗努爾哈赤逆勢而動的不順暢，達到登峰造極。
三、啟示
金國天命朝謎案的解析，讓人們看清了全面完整的金國天命朝歷史，看到了全面完整的努爾哈赤形象。本來，天命朝這些謎案皆是客觀存在，是金國總體歷史的構成部分，只是由于人為的忽略或遮掩，似乎并不存在。所以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呈模糊狀態(tài)，而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然而隱蔽一旦暴露，問題一經挑明，隨而深挖細究，揭示史事之原委及諸多相關聯(lián)之真相，則諸疑冰釋。人們于是得以清楚看到金國發(fā)展竟有如此復雜的歷程，清楚看到努爾哈赤并非完人，他有功有過、有順有逆的真實狀況，而獲得了完整的歷史認識。人們通過這次質疑解惑，所獲教訓深刻、啟示深刻，更加明晰了史家該如何治史、如何汲取歷史教訓。
必須從全局、從整體中觀察與探討問題。人們，尤其是一些論者之所以對天命朝謎案視而不見，或見不深究，不以為然，實因缺乏整體、全局意識，而囿于片面之見所致。任何事物都有各自完整的歷史，即相對獨立的完整演變過程。研究歷史不可離開特定歷史的總體環(huán)境。即便所探求是某些問題，或某一方面之事，亦必須將其置于總體、全局之中加以認識。否則僅據片面的、局部的、孤立不完整的歷史，所做的考察，得不出準確的結論，甚而南轅北轍。諸如，面對金國占領廣寧后努爾哈赤畏葸不前之事，乃至眾貝勒失聲現象，必須認真思索：有否先例?因為只有這樣在縱向連貫比較中，才能發(fā)現問題而確定其性質?？季總€案，亦不能僅僅就事論事，還須橫向考察諸多關聯(lián)，乃至問題的來龍去脈。而寧遠之戰(zhàn)何以慘敗，不僅考察金國歷來之戰(zhàn)略方針，更考察當時明金雙方戰(zhàn)略之異同，則自然會清楚暴露出此時天命汗未能與時俱進的思想僵化問題。此皆是從全史角度出發(fā)，全面深入探求，進而認識其所展示的歷史真諦，而得出真實有益的歷史經驗與教訓，獲得歷史啟迪。
必須詳盡占有史料。全面占有史料，結論必須以堅實可靠的事實為根據，這本是常規(guī)常理。然而問題又往往出現在這里。某些史家評論金國天命朝及天命汗時之所以得出與事實背離的結論，其癥結就在于不經意間迷信一方文獻、一種史籍，過于注重清人之檔案、史籍，而忽視其他，且未能深究清人典籍固有的欠缺與問題，竟而被其左右而出現偏差。只有利用多方文獻、多種史籍，旁搜博采，深入挖掘，比照研究，追根溯源，方能實事求是，準確還原完整的歷史，弄清真相。此次解析金國天命朝諸謎之過程，再次驗證這個普通的道理。即不僅須要重視清人之典籍，更須充分重視與利用相關的明人及朝鮮典籍；很多情況下，明人及朝鮮典籍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揭示出重要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才避免認識的片面性，人們方能得窺天命朝的歷史全貌。否則孤陋寡聞，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不可不慎。
必須嚴肅客觀地對待歷史，不可偏頗。此次解析再次告訴人們，尤其是治史者之治史態(tài)度必須端正，行為要有規(guī)范。有人之所以無視金國天命汗自攻進遼沈地區(qū)，特別是占據廣寧之后已陷入困境，呈現了諸多“大不順”的事實，卻危言聳聽地做出“大順”的結論，如此持偏執(zhí)謬，就在于太感情用事，隨心所欲，不能客觀正確地對待歷史，不能科學辯證地認識天命朝與天命汗，而存在絕對化的偏頗傾向。以為天命朝天命汗一切皆好，不能非議。殊不知，這種認識完全背離實際。天命汗是位偉大的人物，但其偉大、恢弘的同時，又有渺小、狹隘與狂虐，可謂英明與不智集于一身。如果出于偏愛，表述時對凡不利于金國及天命汗之史料皆視而不見，加以忽略，甚而故意遮掩真情，隱惡揚善，便不是信史。而以此得出的結論絕不可信。過猶不及，實是步入歧途、深陷謬誤的自欺欺人，無異于反面教材。它警示人們，治史者必須凜然史家之操守，端正史心，嚴肅史責。即以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以嚴肅、嚴謹，積極奉獻社會并高度負責的精神對待歷史，深入審慎研究，認真梳理辨識，以辨明是非，展示真相，尋求真諦。唯其如此，方能向人們展示出完整準確的歷史、總結出真實有益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注釋：
①《內閣藏本滿文老檔》(太祖朝)第117頁。按《滿文老檔》將此條上諭置于二月初三日，而所謂“照此誅之”，指大貝勒發(fā)兵攻拒不遷移的義州城，屠戮三千人之事，乃在二月初六日。這樣，這條上諭是事先談論事后之事，此悖謬不通。天命汗之此諭只能在二月初六日之后，而非之前。顯見《滿文老檔》文獻排列出了錯誤，謹此訂正。
②據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清太宗繼位考實》論述，此《考實》載臺北《故宮文獻》第三卷第二期。按，岡田英弘《考實》乃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景印刊行的《舊滿洲檔》中《昃字檔》末尾四頁殘篇，及用此《舊檔》中的《藏檔子》《無編號殘檔》的“錯簡斷片”，加以研究印證，以所發(fā)現之材料歸納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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