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本文認為，先秦諸子、史傳文學(xué)、神話傳說及詩賦等文章樣式的共同演變趨勢就是從嚴謹走向松散，從凝固走向自由，而這些恰恰為小說的生成創(chuàng)造了天然的契機；作為這個總體構(gòu)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本文著重論述史書所經(jīng)歷的從莊嚴肅穆走向輕松活潑的過程，即所謂“據(jù)實”向“憑虛”的走向為六朝小說的出現(xiàn)提供的契機。
關(guān)鍵詞：史書、據(jù)實、憑虛、六朝小說、生成
從魯迅以來，學(xué)者們從諸子文章、史傳文學(xué)、神話傳說及詩賦文學(xué)等文章樣式上追溯六朝小說形成的文體淵源，厥功甚偉。然而筆者以為意猶未盡的是，任何一種文體，其形式本身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凝固體，而是永遠處在活躍的律動狀態(tài)之中。假如這個立論不錯，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先秦諸子文章、史傳文學(xué)、神話傳說及詩賦等文章樣式各自的文體演變趨勢與走向是什么？這種趨勢和走向與小說（尤其是六朝小說）的生成關(guān)系是什么？這些問題的解決，顯然會使我們對于六朝小說的文體起源問題的認識走向深入。
筆者認為，先秦諸子、史傳文學(xué)、神話傳說及詩賦等文章樣式的共同演變趨勢就是從嚴謹走向松散，從凝固走向自由，而這些恰恰為小說的生成創(chuàng)造了天然的契機。作為這個總體構(gòu)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本文著重論述史書的演變與小說生成的關(guān)系。
?????????????????????????????????????? 一、
子書是孕育小說的母體，這不僅可以從子書自身由莊重的“純粹者”向輕松的“舛誤者”過渡過程中造就了小說這一分析中得到明確解釋，而且在小說家在歷代書目中均列于子部這一事實得到證明[1]。但小說一旦脫離母體后，雖然在說理的性質(zhì)和向“舛誤”過渡的方向上還受到子書的制約，但毫無疑問，子書本身并不具備直接向小說提供如何“舛誤”的具體方法和操作程序，而這一角色恰恰是由史書及神話傳說、詩賦等文章來實現(xiàn)的。
從產(chǎn)生初期的職能上來看，史書的職能與小說有相通之處。在甲骨文中，“史”字有“?????? ”、“?????? ”、“?????? ”、“?????? ”等數(shù)種寫法。王國維將其解釋為手持盛筭之器；筭與簡冊相同，手持盛筭之器，即為手持簡冊；手持簡冊，即象征記錄之意[2]。所以《說文解字》云：“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北M管后人對“從又持中”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它與本文的論述關(guān)系不大，可以從略，重要的是對于史書的記事職能人們并無異議[3]。而史書的記事職能恰好與小說的敘事職能極為接近。
說史書向小說直接提供了如何通向“舛誤”的具體方法和操作程序，似乎是有些冤枉。但史書自身的流變，卻能夠提供這樣的證據(jù)。與子書的流變有所相似的是，史書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莊嚴肅穆走向輕松活潑的過程，而這一走向，恰好為小說的出現(xiàn)提供了契機。
從史書的演變來看，史書也是經(jīng)書的流變。史書的前身也是經(jīng)書。劉勰說：“開辟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肚Y》曰：’史載筆?！氛?，使也；執(zhí)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jīng)則《尚書》，事經(jīng)則《春秋》也。”[4]《尚書》、《春秋》雖稱史書，已入經(jīng)書之列。從時間上看，《尚書》在前，《春秋》在后?！渡袝酚浹裕洞呵铩酚浭?；《尚書》簡約，《春秋》繁復(fù)。其間經(jīng)歷了一個由簡到繁、由粗到細的過程。劉知幾說：“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zhì)，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于斯備矣?！盵5]從《尚書》的“世猶淳質(zhì)，文從簡略”的記言體，到《春秋》的編年體，再到《史記》的紀傳體，是史書自身不斷趨向成熟的過程。然而這三種史體又分別對后代小說的形成及方法均有影響。
作為記言體史書的《尚書》，雖然可稱為史書之鼻祖，然而當(dāng)編年體和紀傳體面世后，記言體似乎已經(jīng)被排除在史書之外，反而被小說家所采用。劉知幾曾從史學(xué)家的角度談到這一現(xiàn)象，“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從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盵6]在他看來，上古時期為其歷史條件所限，采用簡短零散的記言體情有可原，但到了中古時期，條件優(yōu)裕時仍然采用此法，便不能為人稱道。因此他特別批評隋代王劭的《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dāng)代，良有以焉?！盵7]之所以“受嗤”，就是因其“既無紀傳，又不編年，徒然掇拾瑣言，豈得成史？”所以“記言一家，止可行于三古，后世不必仿為也”[8]看來劉知幾是把《尚書》當(dāng)成了老虎，而把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當(dāng)成了狗。王劭學(xué)《尚書》不象，卻跑到了《世說新語》那里。這雖然是在貶低《世說新語》，但從中卻可以看出《尚書》與《世說新語》之間的相似性。這個相似點就是《尚書》的記言體和以類相從的編排體制，這兩點恰恰是是《世說新語》體例方法上的根本特征。這就是說，《尚書》所采用的以類相從的記言體方式，在編年體和紀傳體出現(xiàn)以后，已經(jīng)顯得落后，不能適應(yīng)史學(xué)發(fā)展的需要。它卻能夠為小說家所用，成為小說家創(chuàng)制文章體裁的參照和依據(jù)。
?二、
當(dāng)然，作為成熟史書的編年體和紀傳體對小說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對此，自魯迅以來的學(xué)者們多有論及。在此基礎(chǔ)上，近年的有關(guān)論著又加以總結(jié)歸納。象石昌渝先生將其歸納為結(jié)構(gòu)方式、敘事方式、修辭傳統(tǒng)等三個方面，董乃斌先生將其歸納為敘事思維和敘事能力的影響等，都是很有見地的看法[9]。但本文以為這個問題尚可補充的是，還應(yīng)當(dāng)從動態(tài)的視角，來觀察史書自身的流變走向與小說生成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以《春秋》為代表的編年體和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的出現(xiàn)，盡管成為此后史書修撰的楷模，但卻并非使其定于一尊。而是日趨走向多元化、繁復(fù)化。其中既有對《春秋》、《史記》的繼承，也有從中變異出來的蕪雜繁復(fù)。
清人章學(xué)誠說：“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后無從學(xué)。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fù)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于世耳。至于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xué)失傳，史有具體。惟于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后，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fù)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于繁復(fù)也?！盵10]所謂多元化，就是指除正史之外，又出現(xiàn)了別史、雜史、野史等眾多修史方式。這些修史方式與先前正史相比的重要變化，就是由實到虛，由嚴謹?shù)诫S意。
劉知幾曾從正統(tǒng)的史家面孔出發(fā)，慨嘆這種修史方式的出現(xiàn)是“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wù)以淫麗為宗”，他還具體總結(jié)歸納了這種不良修史風(fēng)氣：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馀它文，大抵猶實。至于魏晉已下，則訛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shè)，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11]
所謂“虛設(shè)”，就是指對漢代以后歷史上虛假行為不加甄別的原樣照搬。如魏晉六朝之際的王朝更迭，往往伴隨堂而皇之、熱鬧非凡的所謂“禪書”、“讓表”和大量“勸進書”、“敦諭書”等，好象他們皇位的得來，是那么光明正大。其實明白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不過是那些竊國大盜一手導(dǎo)演的鬧劇，毫無真實性可言。這種“跡實同于莽、卓，言乃類乎虞、夏”的所謂“歷史”，是“徒有其文，竟無其事”的騙人瞎話[12]。正如浦起龍對此所說：“舉得國而言，魏晉南北，無非攘竊，乃以禪讓錫恪之文載之史冊，豈非虛設(shè)？”[13]所謂“厚顏”，是指兩軍對壘之際，若無必勝把握，為了逃避失敗責(zé)任，首先夸大敵方實力；若有勝利信心，則在文誥檄文中夸大其詞，厚顏無恥?！耙源酥T篇載入史中，豈非厚顏？”[14]所謂“假手”是指魏晉以來帝王詔書多出朝廷文士之手，而文人所作詔書多奉迎阿諛，以邀恩寵，以至人誥背離，名實不符?！坝^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15]。所謂“自戾”，是指天子對臣子的評價前后不一，出爾反爾?！胺舶倬咤?，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罪不容責(zé)。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變于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16]。所謂“一概”是指書史者不能根據(jù)世象變化而變化辭令。“夫談主上之圣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m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17]
在具體指明分析這五種修史的過失后，劉知幾又總結(jié)道：
于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則上下相蒙；傳之于后，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chuàng)自起居，成于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fù)史書，更成文集。[18]
史家與文學(xué)家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史家是據(jù)實而錄，有一分事實說一分話；而文學(xué)家則不必拘泥于此，可以虛構(gòu)渲染。這五種修史過失的要害問題，就是背離了史家據(jù)實而錄這一根本原則，從“據(jù)實”走向了“憑虛”。劉知幾以其史家的敏感，嗅出魏晉以來諸多史書中的離經(jīng)叛道趨向，并準確地將其“憑虛”的走向與文學(xué)的特征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天才而重大的發(fā)現(xiàn)。正所謂“史體嚴，集家備也”[19]。
那么何以會造成史體從“據(jù)實”流入“憑虛”的變異？這主要是由于年代久遠和人們普遍的獵奇心理所致。劉勰說：“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鳑r稱：’錄遠略近?！w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于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盵20]因為年代久遠，材料缺乏，本來只存大略，而修史者為迎合世人獵奇心理，便不惜添枝加葉，以至失真。而正因為年代久遠，眾說紛紜，所以容易造成“傳聞異辭”的情況。正如章學(xué)誠所說，“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21]。這就是史書從正統(tǒng)史傳流變?yōu)殡s史雜傳的內(nèi)在原因。
???????????????????????????????????????? 三、
劉知幾從史家的角度哀嘆這種修史的流變是史學(xué)的災(zāi)難，這無可厚非。然而從他那天才的發(fā)現(xiàn)中，我們卻可以輕松地把握住這種史體的流變對于小說生成近乎是水到渠成的演進關(guān)系。因此，從小說生成的角度來看，這個史家從“據(jù)實”向“憑虛”的流變就未必是一場災(zāi)難，而是應(yīng)當(dāng)值得慶幸的事情。世上許多事情很難用是非對錯來衡量，在某一角度看來是錯誤的東西，換一個角度結(jié)論可能完全相反，反之亦然。在史家看來，史體從“據(jù)實”走向“憑虛”的確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不幸，然而從小說家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小說從“叢殘小語”、“粗陳梗概”的準小說階段走向現(xiàn)代小說樣式的必要條件和基本手段。這樣看來，史體從“據(jù)實”走向“憑虛”的過程與子書從“純粹者”向“舛駁者”的流變，二者是同步進行而又相互促進的過程。如果說這場子書與史書的蛻變對于它們自身來說是從優(yōu)到劣、從正統(tǒng)到野狐禪的話，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受益最大的顯然是小說家。因為子書和史書在這場流變運動中忽略的是自己的本色――子書的說理和史書的紀實，而將自己的作料――寓言故事和虛構(gòu)故事畸形發(fā)展，因而最終使自己的主體受到負面影響。然而他們始料不及的卻是他們各自感到痛心疾首的自己作料的畸形發(fā)展，其工作并不完全是無用功，他們?yōu)閯e人作了嫁衣裳，讓小說家從中撿了一個大便宜，坐享其成地得到了敘事手段和記敘方法的成功經(jīng)驗。顯而易見，如果沒有子書和史書的這場蛻變，也就不會產(chǎn)生六朝時期中國小說的第一次初潮。
當(dāng)然，這場子書和史書的變革所造成的影響，絕不僅僅在于小說家一家。實際上，有很多文章樣式都是這場變革滋潤的產(chǎn)物。面對這些雜七雜八的文章樣式，史學(xué)家不能視而不見，最好的辦法是因勢利導(dǎo)，既肯定其對史學(xué)的有利作用，又指出其不合史體的虛妄一面。這樣，有些史學(xué)家已經(jīng)把小說納入了史書的旁支，從史學(xué)的角度來審視小說。這種視角有些旁觀者清的味道，有助于我們把握小說既源于史書而又異于史書的特質(zhì)。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說：
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余外傳，則神農(nóng)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jīng)》；《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
劉知幾首先從史家的角度，勾勒出偏記小說一類雜書的淵源，既肯定其自成一家，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又指出其隸屬于正史的地位。接著，他又具體將這些雜書的類別性質(zhì)逐一分析縷析：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并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quán)記當(dāng)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記》、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達《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于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xié)《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為言，猶賢于己，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xiāng)人學(xué)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yù)《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弈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后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qū)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于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臺《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chǎn)殊宜，風(fēng)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圣遺塵，經(jīng)始之制，不常厥所，茍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guān)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劉知幾在這里從正面分析并肯定了這十種雜史產(chǎn)生的根據(jù)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這些根據(jù)和合理性古已有之，何以至漢魏時這些雜史才勢如雨后春筍？其中重要關(guān)節(jié)即在于史書“據(jù)實”的束縛被放開，人們方敢放開手腳，在各自的自留地中不遺余力往“憑虛”的方向地干了起來。這既促進了雜史的繁榮，同時也激活了小說的能量范圍。在這十種雜史中，“逸事”、“瑣言”和“雜記”三類實際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志人和志怪小說。我們應(yīng)當(dāng)感謝劉知幾這樣的史學(xué)家給了這些小說以一席之地，讓它們寄生于史學(xué)的龐大母體中，待吸足養(yǎng)分后再脫離母體，自張一軍。當(dāng)然，劉知幾這樣的史學(xué)家并沒有為這些雜史一些存在的合理性沖昏頭腦，而是始終都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些雜史不合史體的痼疾。正是在他對這些痼疾的敏銳感覺中，我們才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些痼疾中所蘊含的小說因子：
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dāng)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樸，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后生作者削稿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后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茍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zhèn)尾粍e，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gòu)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dāng)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fēng)規(guī)，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xiāng)賢，美其邦族，施于本國，頗得流行，置于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于室家，難以播于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雖存，茍薪構(gòu)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xué)之流，則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煉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茍談怪異，務(wù)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地理書者，若朱贛所采，浹于九州，闞駟所書，殫于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于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guī)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shù)，務(wù)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xué)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于是考茲十品，征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于此矣。至于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覙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鄶，無足譏焉。
劉知幾對這些雜史采用的是一分為二的兩分法，他以紀實為正統(tǒng)的史學(xué)為衡量標準，與此接近的便應(yīng)當(dāng)?shù)玫娇隙?，反之則應(yīng)受到唾棄。在他看來，對雜史這種東西要格外警惕。因為它搞得好會對史學(xué)有益，搞得不好就會十分有害。那么他認為有害的都是一些什么東西呢？以“逸事”、“瑣言”、“雜記”這三種與小說形式關(guān)系密切的雜史為例，“逸事”的積極作用是彌補正史的遺漏，使讀者增廣見聞。但這也要有一個限度，就是要以屬實為前提。如果打著彌補正史遺漏的幌子，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就會走向反面。《漢武洞冥記》和《拾遺記》就是反面教材；“瑣言”的積極作用是可以用來為論辯等語言表達提供參考范例。但如果走過了頭，就會流入庸俗，使各種難登大雅之堂的口語俗語，也都一起涌進雜史書中。這里劉知幾雖然沒有舉出反面教材的例子，但他說的“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紀錄”這些現(xiàn)象，在《世說新語》、《語林》、《郭子》等志人小說中都可以找到例證?！半s記”一類的志怪小說如果從史家的角度來看，其積極作用是，其中談神仙的可以有助于煉丹求仙，說鬼怪的可以勸善懲惡。但如果忘記這兩點宗旨，就會成為純粹的怪異故事，那就對史家毫無用處了。然而從反面來看，以上三種雜史分別從某一方面為小說的生成提供了催化劑?！耙菔隆币活悓嶋H上隱含著如何脫離生活中的具體真實事件的束縛，進行大膽虛構(gòu)的文章寫作思想；“瑣言”一類隱含著如何將日常生活口語進入文章寫作的領(lǐng)域，從而增強文章語言的通俗性和可讀性的意思；“雜記”一類則隱含著文章如何擺脫理念和說教的束縛，追求文章的離奇效果和趣味效應(yīng)的主動意識，而所有這三項正是現(xiàn)代小說的本質(zhì)屬性所在。倘若這樣的理解不是捕風(fēng)捉影，牽強附會，那么這三種雜史寫作方式的所謂異端色彩對小說生成的促進作用則是何等的至關(guān)重要！
從劉知幾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雜史從“據(jù)實”向“憑虛”的流動中，離“憑虛”一方越近的，就會離史家越遠，然而距小說也就越近。所以，在史學(xué)家看來是史家痼疾的那些“憑虛”之舉，恰恰是幫了小說家生成的大忙。那么史家從“據(jù)實”向“憑虛”的過渡，實在是六朝小說生成的主要動力。事實上，六朝時期的很多小說往往是先取得了史家的承認，將其納入史家門下，既而又被史家清理門戶時掃地出門，才被退置于小說家門類。六朝時期大批志怪小說在《隋書·經(jīng)籍志》和《舊唐書·經(jīng)籍志》中本來被列在史部雜史或雜傳類，直到《新唐書·藝文志》才被改列在子部小說家類，就是一個明證。[22]這個變化很能說明小說家是如何孕育于史家這一母體，待其被滋養(yǎng)成熟，形成了與母體不同的資質(zhì)后，才被母親逼出門外，讓其自謀生路這一歷史過程的。
（原載《天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 199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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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guān)于子書的流變對小說生成的作用，參看拙文《諸子文章流變與六朝小說的生成》，載《南開學(xué)報》1998年第二期。
[2] 見王國維《觀堂集林·釋史》。
[3] 見江永《周禮疑義舉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金靜庵《中國史學(xué)史》第一章等。
[4]劉勰《文心雕龍·史傳》。
[5] 劉知幾《史通·二體》。
[6] 劉知幾《史通·六家》。
[7]劉知幾《史通·六家》。
[8] 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一。
[9\參見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第二章第二節(ji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版；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第四章第一節(jié)，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4年版。
[10] 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史注》。
[11] 劉知幾《史通·載文》。
[12] 引文見劉知幾《史通·載文》。
[13] 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五。
[14] 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五。
[15] 劉知幾《史通·載文》。
[16] 劉知幾《史通·載文》。
[17] 劉知幾《史通·載文》。
[18] 劉知幾《史通·載文》。
[19] 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五。
[20] 劉勰《文心雕龍·史傳》。
[21] 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史注》。
[22] 參見程毅中《古小說簡目》前言及拙文《六朝小說界說》，韓國《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二號，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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