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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詩人革命家：抗戰(zhàn)時期的郭沫若》一書的后記：
說起郭沫若，我們可說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地方在于郭沫若是著名作家，也是一個公眾人物，而且關于他的說法也是眾說紛紜，大家多少都知道一點，說不定還能隨口批判幾句；至于說陌生，則是郭沫若的人生經(jīng)歷到底如何，他那么多作品到底寫了什么，問津者不多。
現(xiàn)在青年接觸郭沫若的作品，主要來源還是課本所收錄的他早期的詩作，如《天上的街市》《靜夜》，傳播較廣的則有詩集《女神》和話劇《屈原》等，給人的印象多是抒情的、浪漫的，之后如有機會進一步了解文學史，郭沫若的浪漫形象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并被詮釋為“五四”個性解放潮流的表征。郭沫若的人生經(jīng)歷也帶有浪漫色彩，他學醫(yī)時貿然闖入文壇，居然贏得大名，后來還一度棄文從戎，有一枚“戎馬書生”印，很是珍惜。
郭沫若的作品看起來似乎很簡單。浪漫誰不知道呢？而且誰年輕的時候不是浪漫者呢？在很多人看來，浪漫就是情感沖動的代名詞。郭沫若在從軍之后，曾“自作主張”扣押貪墨的官員，便被人批評為情感家。讀者對浪漫的標簽化認知，郭沫若自己也有生動的描摹，在《創(chuàng)造十年續(xù)編》中他就說：“Romanticism被音譯成‘浪漫’，這東西似乎也就成為了一種‘吊爾郎當’。阿拉是寫實派，儂是浪漫派，或則那家伙是浪漫派，接著是嗤之以鼻，哼了。”模擬的上海市井口吻，讓人不難感受創(chuàng)造社同仁當時的文化處境。
具體到郭沫若的詩歌、話劇等作品，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現(xiàn)代主義”文學逐漸占據(jù)文學價值高位以來，郭沫若的作品相對來說似乎也變得簡單了。且不說《百花齊放》這類關注者本來就不多的作品，即便是《女神》《屈原》這些曾引起文壇轟動并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無法回避的重頭戲，也似乎缺乏可讀性，即缺乏類似現(xiàn)代主義作品的形式復雜性。郭沫若的作品，形式無拘束，多直陳其情，說到底還是浪漫主義的底子，看起來氣勢洶洶，細看卻如清澈江水，讓人一望見底，缺乏余韻。這在研究注重可寫性文本的時代，不免要遇冷。
至于郭沫若其人，似乎就更簡單。他早年棄醫(yī)從文，后投筆從戎，大革命失敗后轉入學術，抗戰(zhàn)軍興，再度投筆……看起來曲折，但無論從哪種身份而言似乎又都不夠復雜。即便在文學領域，也因與魯迅經(jīng)歷的相似，以及二人之間的恩怨，便常有以魯律郭的現(xiàn)象。1949年之后，郭沫若的諸多政治表態(tài)，尤其是“文革”時期的自我否定，在新時期也成為他的一大污點。因而，現(xiàn)在談論郭沫若其人，最簡單又最保險的方式就是質疑與批評。
文學史敘述的標簽化、其作品在現(xiàn)代文學視域下的均質化，以及大眾談論郭沫若時不自覺流露出的道德姿態(tài)，構成郭沫若在當代的基本處境之一。當然，這種待遇不獨郭沫若為然，像20世紀90年代中期王一川推出的“重排大師座次”事件，不僅郭沫若的座次大大后移，茅盾甚至被排除在外，當時讓不少人大跌眼鏡。實際上這個現(xiàn)象不難理解，不同的文學史敘述是由不同的史觀所決定，政治以及何種政治、美學及何種審美標準，其結果可能相差很大，而王一川本來就明確聲明了他的標準是純文學的，那么郭沫若、茅盾等經(jīng)典革命作家的文學史位置被移后，也不必過于驚奇。說到底，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在90年代的冷遇，甚至是負面評價，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場經(jīng)濟所必需的政治正確，也就是說，在那個去革命化的時代，對革命作家的檢討和批評，是為正在進行的改革提供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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