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東方有個國家叫齊國（現在山東的半個省，膠東半島地區(qū)），這個國家的創(chuàng)始人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該國雖然經歷了10代人的打拼，但直到第11世孫齊桓公在位時，依然還只是偏居海濱一隅的小國。
此時諸列國的競爭愈演愈烈，齊國要么主動創(chuàng)新圖強，要么等著被兼并。創(chuàng)新有可能是送死，不創(chuàng)新肯定是等死！
面對時局變化，齊桓公決定改革！
老板的決心有了，CEO在哪里？
齊桓公本來任命一直輔佐自己的鮑叔為相，但是鮑叔卻向他推薦了另外一個人。當齊桓公聽到那個被推薦者的名字時，勃然大怒道：“我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扒了他的皮！”
原來管仲曾經為了護主，射了他一箭。但是創(chuàng)新不拒賢，個人私仇怎能妨礙國家前程。而且管仲在應聘時只說了三句話，就打動了齊桓公：
1、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
2、倉稟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
3、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所謂：舉世滔滔，唯知己渺渺。管仲越說越投機，句句正中下懷。于是齊桓公拜管仲為相國，并告示百官：“國家大政，先稟仲父；有所裁決，任憑仲父。
管仲的才華終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厲害就厲害在：在他眼里，普通百姓是“人”，免不了好逸惡勞、貪財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親情。同樣，官員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責任而已。在管仲眼里，這個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壞人”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組成的，所以“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強調道德，也不迷信強權，一心務實。他改革的本質是將人性的弱點變成勞動的動力：集大家之私，成社會之公。
管仲在位的時間長達40余年，成為先秦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說管仲是一位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絕對不為過，請看他的措施和政績：
管仲改革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戰(zhàn)”，既：對內方面發(fā)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對外方面就是擴大對外貿易，用貿易來制衡戰(zhàn)爭。讓各國發(fā)動戰(zhàn)爭的代價大于終止貿易的代價！
因此他又十分重視工商業(yè)。他說：“無市，則民乏矣。在中國歷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卻將“工商”與“士農”并排。
同時，管仲又重視調節(jié)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管仲還制定了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huán)境保護法：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fā)，為了使林木和漁業(yè)資源得到可持續(xù)發(fā)展，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
在提高積極性方面，管仲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這樣人民自覺抓緊農時。他們會知道季節(jié)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饑寒的威脅，會自覺地早起晚睡，不辭勞苦地經營，否則大家都是奴隸，只能消極怠工。這樣做的本質其實就是把勞動者由被野蠻強制下勞動變?yōu)樽杂X主動的盡心盡力的勞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點評：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那是在沒有利益沖突的時候。商鞅和韓非看到了人性的惡，那是在面臨利益沖突的時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觀點確實是對立的，但他們都推崇管仲。管仲認為“善”和“惡”都不是絕對的，但“私”和“貪”卻是永在的，自私和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對人性的了解，并想辦法使之得到滿足。
這跟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
私營經濟也是管仲率先提倡的。齊桓公曾要求將國家資源由政府壟斷經營，但管仲說：“故善者不如與民分利共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也就是說政府不能獨占資源，應該放手讓民眾去經營，政府只要征收30%的所得稅即可。
管仲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金融概念的人，他把貨幣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君主通過對貨幣的控制，掌握住糧食等重要商品，以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他認為商品輕重與否，取決于這種商品的多少，常固不變的價格是不存在的，如果價格恒定不變，就無法調節(jié)流通。價格上下波動，價值規(guī)律才能發(fā)揮調節(jié)作用。谷物被“囤積則重，被拋售則輕。集中于國家則重，流散于民間則輕；貨幣流通得通暢則重，流通不通暢則輕；國家政令與該商品關系重大則重，關系不大則輕。管仲還把谷物、貨幣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指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是：‘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幣重則谷輕，幣輕則谷重。
上面這段話值得反復咀嚼！
至于國家如何發(fā)現貨幣？管仲認為第一步先在方圓6里的地區(qū)內作典型調查，第二步由點及面估算全國的貨幣需求量，以此為基礎確定貨幣的鑄造發(fā)行量。
管仲是第一個強調國家貿易的人，他大開國門歡迎各國商人，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討取稅費，步行背東西來的不要去交稅”。他還在齊桓公專門建立款待外國商人的客舍，從此全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關鍵的是：管仲掌了握對外貿易中最微妙的技巧：為保證本國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資的高價，也會使天下的重要物資流入我國。而對本國的剩余商品，則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輕’的低價政策，促其對外傾銷。在一般情況下，要做到‘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保持大體相同的輕重關系。這不就是人民幣“貶值”和“升值”的概念嗎？
在這種自由貿易方針的鼓舞下，齊國首都臨淄繁榮至極：“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蹋鞠者?！睋怂闫鋾r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國際上最宏達、富貴雅典人口不到5萬。
管仲的經濟思想中，還有一項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勵消費，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管仲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指出：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每當年歲低迷時，人民沒有本業(yè)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臺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yè)，這時候修筑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yè)。這同2000多年后的凱恩斯經濟學又如出一轍。
但是，管仲過于強調商業(yè)和普通，甚至忽視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齊國首次設立了“國家大妓院”，繁華的都城臨淄就試點開了7家官辦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閭”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認為是性產業(yè)化的鼻祖。
“國家大妓院”有四大作用：一是增加了國家稅收；二是解決了女奴隸被解放后的的再就業(yè)問題；三是解決了許多男子的生理需求，促進了社會和諧，四吸引了愛金錢更愛美女的四方英雄來齊國發(fā)展。
正是對商業(yè)有著如此深刻的見解，管仲也成了歷史上亙古未有的經濟學家。他的“自由經商”主義跟西方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非常相似，他的“投資”、“消費”、“出口”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又跟凱恩斯經濟學遙相呼應，但是他理論早了對方將近兩千三百多年，堪稱世界范圍內經濟學的鼻祖，更被譽為“中華第一相”，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這些經典理論2000年后的我們還在使用。
我們在插兩個小故事：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個發(fā)動“貨幣戰(zhàn)爭”的高手。
齊桓公想滅掉楚國，管仲說：“大王您出高價購買楚國特產的鹿吧！”。楚國活鹿的價格為八萬錢一頭，齊桓公就派人帶了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搜購。楚王聽說后開心的說：“鹿，禽獸而已，楚國多的是，趕快讓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國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動了，頗有點“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這時管仲讓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齊、楚兩國的民間收購并囤積糧食：楚國靠賣活鹿賺的錢，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收購囤積的余糧，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國也因此卻誤了農時，而這時管仲下令封閉與楚國的邊境。結果楚國的米價瘋漲，逃往齊國的楚國難民多達本國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國元氣大傷，三年后向齊國屈服。
管仲發(fā)動的另一場貨幣戰(zhàn)爭是‘衡山之謀’。
衡山國盛產兵器，天下無雙。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國高價收購兵器；于是衡山國百姓紛紛放棄農業(yè)轉而打鐵。一年后，齊國派人購運糧食，當時糧價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收購。包括衡山國的其它國家百姓都運糧賣給齊國。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齊國突然封閉關卡、停止收購糧食和衡山國兵器。沒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這時齊國又忽然對衡開始山國出兵。此時衡山國已經無糧可用，兵器也差不多賣光了，又不能在別國買到糧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戰(zhàn)場上敗的精光，只得奉國降齊。
‘衡山之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以高價誘使敵方放棄本業(yè)，追求某種產業(yè)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人經濟癱瘓！在任何時代，一種商品價格暴漲都會帶來巨額利潤。但除非這種利潤來自于國內壟斷性技術，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高利潤會吸引相當一批人沖進去，而且，這批人往往還是能率先看到商機的精英。等到一個國家?guī)缀跞窀梢患虑榈臅r候，暴利就要終結了。
這一點對我們現在仍然有很大啟示！
點評：雖然管仲有超凡才能，但中國卻是儒家統(tǒng)治的社會，儒家以“賤商”著稱，在《論語·憲問》中，子貢就認定“管仲算不上是一個仁者”。他的諸多經濟政策，無論是刺激商貿、鼓勵消費還是“以商止戰(zhàn)”，在儒家看來，統(tǒng)統(tǒng)都是異端邪說，儒家在經濟治理上只有“三斧頭”：一是“以農為本”，二是“輕徭薄賦”，三是“克己復禮”。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因此孔子對管仲否定性評價，就在“儉”與“禮”兩方面，但這并沒有阻礙孔子對管仲推崇備至。
管仲的改革使齊國從遠離中原的小國崛起成為東方大國，齊桓公于前681年在甄（今山東鄄城）召集宋、陳等四國諸侯會盟，齊桓公是歷史上第一個充當盟主的諸侯。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旗號，積極展開對外活動，北擊山戎，南伐楚國，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
然而，齊國坐擁最強國力，卻采取了不擴軍和不兼并的“和平稱霸”戰(zhàn)略，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并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并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后齊桓公死于宮廷政變，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
自此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均以武力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以商止戰(zhàn)”的策略也正式失敗，他的用貿易來制衡戰(zhàn)爭的想法過于理想化，列國爭霸只適合叢林法則。
作者：水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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