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5日的早晨，原浙江大學著名教授費鞏先生，在兩名學生的陪同下，來到重慶千廝門碼頭，準備乘坐輪渡前往北碚，應邀去復旦大學講學。幾人候船期間，兩個學生抽空到附近買了些早點，不料他們趕回碼頭后，卻驚訝地發(fā)現(xiàn)：就這么會工夫，費教授居然不見了！
（青年費鞏）
費鞏教授是江蘇吳江縣人（今屬蘇州），而且是名門之后，父親費樹蔚曾任北洋政府的肅政史。費鞏也是民國年間的名士，早年畢業(yè)于上海復旦大學，后留學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獲碩士學位。
就這份學歷，當年絕對是鳳毛麟角般的存在，因此回國以后找工作不要太容易。1932年費鞏回母校復旦大學任教，1933年再受聘于浙江大學，期間出版了多部著作，在學界聲名鵲起。
費鞏的專業(yè)包含政治學和政治經(jīng)濟學，想從政做官也絕非難事，不過他對當局很不感冒，堅持只做學問和育人，拒不入仕。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浙江大學被迫從杭州內(nèi)遷，1939年底輾轉(zhuǎn)在貴州遵義落腳，次年7月，浙大校長、著名地理學家和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誠邀費鞏出任浙大“訓導長”。
這個職務類似于如今學校里的政工副校長兼政教主任，總之責任很重。費鞏一度推辭，后經(jīng)竺可楨校長多番懇談，最終以“不加入國民黨、不領訓導長工資”為條件，勉強接受了這一職務。
不愿做官，足見民國教授的風骨，然而費鞏并不知道，正是出任這個所謂的“訓導長”，卻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
（浙大校長竺可楨）
一、教授成為特務的“清除”目標
費鞏上任浙大訓導長后，工作堪稱兢兢業(yè)業(yè)，一方面，他致力于改善學生們的生活，抗戰(zhàn)時期民生艱難，當時的貴州，更是“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的貧困地區(qū)，浙大學生們的伙食、居住和學習條件，確實非常艱苦。
費鞏非常關心貧苦學生們，盡量給他們爭取助學貸款，為了解決夜間學習的照明問題，他親自設計并自掏腰包，在遵義市區(qū)定制了850盞植物油燈，以代替之前燈光暗弱又冒煙的油盞，學生們特別稱之為“費鞏燈”以志紀念。
費鞏因此得到了浙大師生的愛戴，他感慨地說：:“訓導長有人稱之為警察廳長，但吾出來，決不是來做警察廳長或偵探長，吾是拿教授和導師的資格出來的，不過拿導師的職務擴而充之，吾愿意做你們的顧問，做你們保姆，以全體同學的幸福為己任”。
（浙大在遵義的校址）
另一方面，費鞏強烈反對重慶當局對浙大的思想監(jiān)控，同時對于混在學生中間，經(jīng)常違反校紀且不務正業(yè)的“三青團”分子，堅決開除絕不手軟，想都不用想，這必然遭到某些勢力的忌恨。
有的特務學生被開除后，還揚言要實施武力報復，費鞏對此不屑一顧：“我是這么一個人，厭惡權勢，你硬我更硬，如果我怕這些，就不會出來任職了”！
與此同時，費教授還同情進步學生，每有反動軍警要來校抓人時，他都冒著巨大風險通風報信，甚至以自己的寓所作為隱蔽之處，還慷慨解囊，資助若干進步學生逃離遵義，前往陜北。
顯然，在重慶當局控制最為嚴密的川黔地區(qū)，費鞏教授的所言所為，是不能被容忍的，他逐漸成為特務機構的眼中釘，危險一步步來臨。
（當年的浙大校舍）
在擔任訓導長期間，由于跟反動當局的單位、官吏接觸多了，費鞏更加認清了蔣政權的真實面目，思想和立場日趨進步，經(jīng)常發(fā)表抨擊時政的文章，1943年更因一篇言辭激烈的時評，終于被軍統(tǒng)列入了“黑名單”。
當時的浙江大學所在地，駐有軍統(tǒng)貴陽站下屬的“遵義組”，特務組長錢之益曾制訂計劃，準備將費鞏教授“秘密清除”，也就是秘密逮捕或者實施暗殺，但未獲重慶方面批準。
不過費教授的處境，此時十分艱難了，錢之益等人并不死心，于是以“遵義警備司令部”的名義給浙大施壓，以“阻撓黨務活動”為理由要求費鞏必須離開浙大。
重慶政府的教育部，也電令浙大校長辦公室：“早日物色繼任”，費鞏不得已，1945年初只好辭去浙大訓導長職務，遂有受復旦邀請赴重慶北碚講學之舉。
在復旦期間，費鞏舉辦了“民主與法制”講座，好評如潮，是年2月間底，費鞏還在郭沫若的《對時局的進言》一文上簽字，文章發(fā)表在《新華日報》上，不料僅僅十天后，他便突然人間蒸發(fā)了！
二、美軍將領魏德邁介入案件調(diào)查
抗戰(zhàn)勝利前夕，知名教授在重慶街頭突然失蹤，立即引發(fā)輿論大嘩，尤以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師生們，反應最為激烈，警察局當然也要立案偵尋，居然沒有任何結果，這下事情有些鬧大了。
萬般無奈之下，在渝40多位曾經(jīng)留美的各校教授，聯(lián)名致信“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少將，請求美方督促重慶政府從速破案，解救失蹤的費鞏教授。
說句題外話，中國的教授失蹤，還得央求洋人幫忙追索，這就是舊中國的悲哀之處。魏德邁便是接替史迪威的那位，他對于著名教授的人身安全，在“陪都”居然無法保障的情況，也表示不可理喻。
于是魏德邁在合適的時間，果真將聯(lián)名信轉(zhuǎn)交給重慶最高當局，并表達了“嚴重關切”，最高當局被輿論壓力和美國人的追問，搞得非常狼狽，一時間氣急敗壞。
蔣氏立即傳召特務頭子、軍統(tǒng)局代理局長戴笠（注意人家不是副局長了），痛罵特務們給他找事情，同時逼問戴笠：是不是你們干的？
這里特別說明一下，至1945年初，由于軍統(tǒng)的勢力膨脹的太過厲害，引起了蔣氏的猜忌，對戴笠的態(tài)度已經(jīng)有所變化了，言語間很不客氣。如此自然嚇得“戴老板”一頭冷汗，一邊極力否認是軍統(tǒng)所為，一邊表示全力查辦。
戴笠不敢怠慢，根據(jù)蔣氏的指示，回頭就約見了中統(tǒng)局、憲兵司令部等其他特務機關頭目，問詢究竟是哪個單位密捕了費鞏，結果仍是一無所獲，沒有任何一個特務機關認帳，戴笠交不了差，急得是團團轉(zhuǎn)。
魏德邁也跟著“添亂”，在得知戴笠的調(diào)查無果后，又將尋找費鞏的任務，直接交給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員辦理，選中了一個曾經(jīng)號稱“紐約神探”的美國教官、現(xiàn)役少校克拉克具體負責，并且要求軍統(tǒng)方面派員配合和翻譯。
戴笠只能答應，特地選派自己的心腹、局本部少將總務處長沈醉，全面配合克拉克的調(diào)查，同時還囑咐沈醉：一旦發(fā)現(xiàn)費鞏的下落，必須首先控制住并秉報于他，以免他在蔣氏面前再丟面子。
根據(jù)沈醉的回憶，美方綜合費鞏的實際情況分析，也判斷是被特務機關秘密逮捕了，尤以中統(tǒng)的嫌疑最大，因為中統(tǒng)曾經(jīng)派人監(jiān)視過費鞏教授。
在克拉克少校的要求下，經(jīng)請示戴笠同意，沈醉帶人拿著費鞏的照片，到軍警憲特各部門的監(jiān)獄里尋找，折騰了好一番，還是沒有查到費鞏的下落。
現(xiàn)在沒有進行核對的，只剩下“中美合作所”所屬的兩個看守所了，即有名的魔窟“渣滓洞”和“白公館”。沈醉有點吃不準，再去請示戴笠，如果克拉克非要去這兩個地方核查該怎么辦？
戴笠把馬臉一沉：“他們想討好這幾十個留美的教授，別的都能依他們，要是提到要看我們的看守所時，你就干脆回答他，這里都是很久以前關進來的人，沒有最近逮捕的”！
顯然，戴笠也怕魔窟里面的真實情況曝光出來，因為在“渣滓洞”和“白公館”里面，秘密關押著一些知名愛國人士，以及突然“失蹤”沒有下落的我黨高級干部，比如黃顯聲將軍、車耀先同志等。
戴笠還氣哄哄地斥責沈醉：“我們沒有抓費鞏，你不是不清楚，怎么會提到這個問題”？事后來看，這句話也說明，盡管軍統(tǒng)臭名昭著，但是費鞏失蹤一案，確實不是戴笠手下所為。
（戴陪同蔣視察中美所）
三、費鞏失蹤案存有多個疑點
克拉克少校和沈醉等人，歷經(jīng)旬月調(diào)查，還是沒能找到費鞏的下落，只好垂頭喪氣提交了報告。而費鞏的離奇失蹤事件，已經(jīng)不斷發(fā)酵，在社會上引起巨大關注，“國民參政會”也通過相關提案進行敦促。
為了平息輿論，重慶當局先后給出了“出家說”、“隱居說”、“失足落水說”、“邵全聲謀殺說”等結論，最后一個說法則完全是屈打成招，把一個無辜的浙大學生定為兇手，然而這些說法都沒有切實證據(jù)，根本站不住腳。
就這樣，費鞏教授的失蹤事件，在當時成為了一個懸案和謎案，但是各界普遍認為，費鞏被秘密逮捕關押的可能性最大，據(jù)此，在1946年初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周公代表延安提出了八條要求，其中第七條即為：“立即釋放葉挺、廖承志、張學良、楊虎城、費鞏”。
《新華日報》在社論中特別指出：“我們希望重慶政府首先把張、楊兩將軍，費鞏教授，葉挺將軍，廖承志同志釋放出來”！
（戴笠和魏德邁等）
全國解放以后，新中國的公安部門也對費鞏案進行了重新偵查，特別是注意審訊當年的特務們，以挖掘案件的真相，如軍統(tǒng)遵義組長錢之益曾經(jīng)交代說：
“早在1943年，遵義的軍統(tǒng)、中統(tǒng)聯(lián)合召開秘密會議，作出了秘密逮捕和暗害費鞏的決議案，由中統(tǒng)監(jiān)視費鞏行動，由軍統(tǒng)執(zhí)行暗殺。但因費鞏聲望較高，唯恐輕舉妄動引起全國輿論的譴責，而遲遲未予執(zhí)行”。
爾后又根據(jù)大特務康澤等人的交代材料，公安部門最后得出的結論是：費鞏是被軍統(tǒng)特務在千廝門碼頭綁架的，秘密關押在渣滓洞，至當年6月，因擔心克拉克等人檢查監(jiān)獄，戴笠下令將其秘密殺害，尸體被投進了楊家山的鏹水池。
這個結論被廣泛認可，197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費鞏為革命烈士，案件至此似乎塵埃落定了。然而如今推敲歷史細節(jié)，還是存有若干疑點的，尤其是與戴笠的一貫做派，以及沈醉在解放后的回憶，明顯對不上號。
（抗戰(zhàn)期間的重慶百姓）
這是因為，秘密殺害一名公開反蔣的民主人士，對軍統(tǒng)來說簡直是家常便飯，也是戴笠的“份內(nèi)工作”，再加上處于蔣戴關系微妙的特殊時期，在這件事情上，戴笠是無論如何也不敢欺瞞蔣氏的，更沒有必要。
而沈醉的回憶也證明，戴笠確實不知道“費鞏案”的來龍去脈，當時的沈醉在戴笠面前非常得寵，如果費鞏教授的失蹤確系軍統(tǒng)所為，沈醉不可能一丁點不知道。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事實上，作為浙大校長和費鞏好友的竺可楨先生，凡數(shù)十年如一日，從來沒有放棄過追查老友的下落，案件相關線索和記錄，也成為《竺可楨日記》最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竺可楨先生逝世以后，他生前的日記逐漸公開，其中1946年4月17日的一篇日記，便記錄有關于費鞏案的重要線索，而且信息可信度較高。
（竺可楨）
四、最接近歷史事實的真相
竺可楨先生在這篇日記中，記載他當天曾與費鞏的哥哥費福燾會面，后者帶來一個重要消息，言及費鞏失蹤一案，是由“三青團”策劃實施的，而最終殺害費鞏的，則是中統(tǒng)特務機關。
日記中還寫道：'去年四五月間，柳昌學得居正之女婿徐樂陶與錢學榘二人之報告，謂系'中統(tǒng)局’所為，柳即打電報告與昆明費福燾”。
“因此事徐樂陶被監(jiān)禁兩個月之久，以其岳父之營救得免，錢以周至柔營救得免，而香曾不見前，某公又曾請客，則蛛絲馬跡不無可疑矣”！
解釋一下，居正那是所謂的“黨國元老”，所以他女婿所獲得的消息，是有相當可信度的；而提供費鞏案消息的徐樂陶與錢學榘二人，很快遭到當局逮捕關押，足以說明他們觸及了某些人的痛處。
之后錢樂陶被自己的岳父居正給救了出來，而出身錢塘世家的錢學榘，則被高級將領周至柔保出。至于后面一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香曾”，那是費鞏的字，而“某公”則代指中統(tǒng)局的幕后大老板：陳立夫。
竺可楨先生文字中的意思是，在費鞏教授失蹤前，同樣是“海歸”的大員陳立夫，曾經(jīng)出面宴請費鞏吃飯，結果這頓飯吃完沒過多久，就發(fā)生了失蹤事件，因此竺先生才認為“蛛絲馬跡不無可疑矣”。
費鞏的女兒費瑩如在《追念我的父親費鞏教授》一文中，也曾寫到，根據(jù)抓獲的“三青團”骨干成員周某某交代，他在浙大時曾執(zhí)行監(jiān)視費鞏教授的任務，他離校后改由高某某接替，監(jiān)視者每月可領到高達200元的津貼。
前述所有的證據(jù)，都指向了陳立夫這個幕后黑手，極有可能是陳立夫出馬勸說和威脅之后，費鞏不為所動，這才氣急敗壞下達密令，實施了罪惡行動。
（陳立夫）
歷史愛好者大多了解，“三青團”雖然跟兩統(tǒng)特務經(jīng)常沆瀣一氣，但是從組織結構和性質(zhì)上來說，它跟軍統(tǒng)的關系并不好，因為“三青團”的主要頭目是陳立夫和陳誠等人，這兩個人干脆是戴笠的政敵。
因此種種跡象表明，費鞏教授失蹤案大概率是“三青團”所主使的，并且得到了陳立夫等高層的授意，至于行動的具體策劃和實施，既然有陳立夫的影子，出手的也一定是中統(tǒng)特務，兩統(tǒng)高層之間狗咬狗勢同水火，戴笠當然查不出結果。
事件發(fā)生后，面對各界的質(zhì)疑、美方的追問和蔣氏的惱怒，中統(tǒng)只能暗中殺人滅口，并且毀尸滅跡使之成為無頭案，更不敢報告給蔣氏，這應該是最接近事實的一種結論。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費鞏教授死在軍統(tǒng)抑或是中統(tǒng)手里，都改變不了犧牲于“特務統(tǒng)治”的性質(zhì)，也揭示出重慶當局在政治上的黑暗：在外寇入侵的歲月里，特務們監(jiān)視和謀害的對象，居然是自己的同胞。
謹以此文，紀念為了民主而抗爭的費鞏教授，他犧牲時年僅40歲！
（費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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