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香四溢的書齋與藏書樓
【 原文由 Amhill 所發(fā)表 】
書齋之名
與其說讀書人與書結緣，還不如說人與文學結緣來的貼切。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曾被稱為“文字之國”的國度，讀書人的世界，事實上也就是文字的世界。這樣的一個世界，不止可以煮學療饑，更可以“砌字成室”。因此，不管所住的地方是如何的環(huán)堵蕭然、不蔽風日，也不管有無真正的書房，讀書人總愛替自己讀書、生活的地方取個名字。鄭重點的，更堂而皇之掛上齋榜，一則以示風雅，二則借以告訴世人。“這里頭住了一個讀書人，這是他讀書的地方。”
古人風雅的齋名
有些齋名、室名，古人取的也的確風雅十足。如夕陽紅半樓（清•蔣坦），江聲帆影樓（清•王鳳生），二分水竹之居（清•李光祐），香遠益清之室（清226;王相），竹寒沙碧山莊（清•蔡思經），萬仞芙蓉齋（清•孫思）。表面上看來，似乎與讀書無關，但正如同翁森在《四時讀書樂》中所宣示的：“讀書之樂樂何如，數點梅花天地心。”那種道通天地有形外的思緒，無形中擴展了讀書人的心靈領域，讀書境界之高，自不在話下。
至于這些充滿詩情畫意的齋名，是否具有標本所處環(huán)境的作用，由于生不與古人同時，就不得而知了。近人俞平伯有“古槐書屋”，據說是因為他書房門前種了一棵大槐樹而得名。臺北師大黃慶萱教授早年住新店時，開門見山，福至心靈，遍截取陶淵明“飲酒詩”中的三個字，安了個“見南山居”的齋名。其中“山”字聯(lián)上貫下，一字兩用，“見南山”又暗藏“悠然”之意，如此的即景命名，可謂既巧且妙，情趣盎然。
截取詩文佳句以命名
截取活濃縮詩文中的語句，一直是傳統(tǒng)讀書人取齋名的手法之一。前面提到的“香遠益清之室”，便是截自周敦頤的《愛蓮說》。住在臺北師大附近的沈秋雄教授，則截取了王維“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中的“云在”兩字，作了他書齋的名字。不才如我，多年前有幸逃離萬丈紅塵的臺北，遷居上山，得意之余，免不了也附庸風雅，在朝北的書房兼臥房掛上了“臥北山莊”的齋榜——用的是陶淵明的典故，“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因愛物慕人而取名
也有些齋名，有景復有情。明朝的文壇怪杰徐渭，無法忘情于幼年手植的一株青藤，便拿它作為書齋的名稱，最后甚至成了自己的別號，寫字作畫，落款常署名“徐青藤”。清代經學家惠周惕，曾從東禪寺移植了一株紅豆，甚為喜愛，因此愛屋及烏，住家便有了取名“紅豆山莊”的藏書樓。他的兒子惠士奇、孫子惠棟，繼志述事，不止傳承父祖的經學，也傳承了紅豆之愛?；菔科嬗?#8220;紅豆齋”，當時學者稱“紅豆先生；惠棟亦自號“小紅豆”。一顆紅豆三代情，多少也象征著書香世家的薪火相傳。
有人鐘情于一物，也有人崇尚于古人，因而以之為齋名的。其中又以仰慕陶淵明、蘇東坡兩位大文豪的為常見。前者，如宋俞澹有“景陶齋”，明張岱有“陶齋”，清周春有“夢陶齋”；后者，如宋蔣璨的“景坡堂”，清馮應榴的“夢蘇草堂”，周慶云的“夢坡堂”等。
隱含哲思舒志趣
除了顯現風雅之外，古人更多的是一些抒發(fā)志趣的齋名。這種齋名往往隱含哲思，相當程度反映出書齋主人獨特的生命情調，可分為積極的與消極的兩大類型。
積極的，如宋陸游的“老學齋”，劉晉的“求諸己齋”，明侯方域的“壯悔堂”，清曾國藩的“求闕齋”，彭玉麟的“退省齋”，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傅九淵的“有不為齋以及梁玉繩的“不暇懶齋”。
消極的，如明鄒思明的“自得其趣山房”，方鵬的“待盡軒”，清潘鐘瑞的“百不如人室”，張紳的“退一步想山房”，姜榕的“未有庵”等。
有憤世情緒和學究味的齋名
有些齋名看不出到底是進取或退縮，只讓人嗅出了讀書人特有的憤世、玩世氣息。宋張仲壽“有何不可之室”，以及清鄒弢的“守死樓”是其中的典型。至于像清錢求赤的“匪庵”，錢曾的“匪樓”，以匪名庵名樓，教人匪夷所思之余。即令把“匪”透過通假字的運用，解釋成“非”，也只能把它看作不甘寂寞的讀書人，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情況下故作驚人之語罷了。
最后要介紹的，是一些真正與讀書有直接關系的齋名，如“點易齋”（明•施邦彥）、“點易草堂”（清•葉鋆）、“注朝居”（清•鄭杰）、“等耳書屋”（清•陸虎岑）、“寫十三經室”（清•李光棟）。這些齋名看似名副其實，但由于學究味太重，既無創(chuàng)意，又乏情趣，一般說來，并不受讀書人的青睞。
不管什么樣的齋名，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文字的國度，在讀書人以文字構造出來的世界里，都可以脫離住所或書房而憑空存在。有些道人心中，成了“心齋”（無形的書房）；有些則如影隨形，最后變成了那個人的另一個名字——別號，這也是為什么古時候的讀書人，名字會越叫越多的原因之一。
藏書樓名
在我國，私人藏書樓源遠流長。相傳戰(zhàn)國時的蘇秦就已有了自己的藏書；東漢時的蔡邕，則是我國第一位私人萬卷藏書家；晉代張華遷居時，僅拉書就用牛車三十多輛。但是，私人藏書家擁有自己的書齋——藏書樓，則是魏晉以后的事。藏書家們常常為其藏書樓取一個幽雅別致的名號，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和志趣。
在眾多的藏書樓中，以“萬卷樓”作樓名的做多。藏書家們在命名藏書樓時，都是頗費一番苦心的。清周春的藏書室叫“禮陶齋”乃因收藏有宋刻精本《禮書》和《陶詩》。后來《禮書》丟失，遂改名為“寶陶齋”，然《陶詩》最后還未能守住，而落入他人之手。周春痛心之余，又將“寶陶齋”改為“夢陶齋”。
以周圍景物命名藏書樓的也頗多。如明宋濂居士住在浦江青蘿山中，因此呼其藏書樓為“青蘿山房”。
很多藏書家喜歡從古詩辭賦中選一詞句作為藏書樓名。宋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歸來堂”、明文嘉的“歸來堂”和葉樹廉的“歸來草堂”等，都出自陶淵明的《歸去來辭賦》。清錢泰吉選取仇山村的名詩句“官冷身閑可讀書”，將書樓命名為“冷齋”。
有些藏書家則喜歡取怪癖的樓名，既引人注目，又別具一格。如清方國泰的“我摟”，單天演的“杜若舟”，孫樓的“廡冊庋”等，文字難辨，寓意奇特。然而，在所有藏書樓中，恐怕要數朱昌燕的最長最獨特了，其名字“朝經暮史晝子夜集樓”，他恨不能夜以繼日將所藏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古書全部讀完。
晚清四大藏書樓
海源閣 位于山東聊城，經一代主人楊以增（1787-1856年）在任江南河道總督時，曾乘戰(zhàn)亂收購一些藏書家的收籍，收入海源閣從建成到閣毀書散，經歷楊以增、楊紹和、楊保彝、楊敬夫四代人的努力，歷史長達百余年。至楊敬夫的換錢出售，三世守藏，一朝書去樓空。
鐵琴銅劍樓 位于江蘇常熟縣菰里，建樓之初，第一代主人瞿紹基（1772-1836年）名其為“恪裕齋”。紹基之子矍鏞繼承藏書樓后，珍藏鐵琴一張，銅劍一把，故更名鐵琴銅劍樓。藏書達十余萬卷，而且管理極為嚴格，連皇帝借書也受限制，在清初即聞名于海內。后經幾代人相繼守護，其藏書大部分于新中國成立后歸入北京圖書館。
宋樓 位于浙江吳興。主人陸心源（1843-1894年）掇拾于兵火幸存，十余年藏書總數在15萬卷以上，其中多是《四庫全書》未收之書，為江南之望。陸心源搜購宋版書200種，取樓名為“宋”，另建“十萬卷樓”，專藏明以后精本，建“守先閣”，貯一般書籍，可惜的是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的全部藏書被陸心源之子陸樹藩于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盡數售與日本嘉堂文庫。
八千卷樓 地處浙江杭州，主人是以保存和抄補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而著稱于世的丁丙（1832-1899年）、丁申（？-1880年）兄弟。丁氏藏書有8000卷之多，其特點是收入明人著作甚多，現仍完好保存于南京圖書館。
中國最古老的藏書樓——天一閣
天一閣是我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民間藏書樓，距今已有440多年的歷史，保存了大量的珍貴書籍，素有“南國書城”的美譽。歷代的文人墨客到了寧波，沒有不想到天一閣一飽眼福的。但是，過去的天一閣只是范氏家族的私家藏書樓，封閉森嚴，幾百年來真正能登上書樓得償宿愿的不過寥寥十余人。在歷經幾代滄桑以后，時至今日，天一閣已發(fā)生巨大的變化，成為國家集中保存寧波地方歷代私家藏書的一座寶庫，并向社會開放。1982年2月，國務院公布天一閣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在我們看到的天一閣，是幾經修繕后保存下來的天一藏書樓。書樓的主人名叫范欽，字堯卿，號東明，浙江鄞縣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進士，做過工部員外郎，隋州、袁州知府，廣西參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政使以及陜西、河南等地方官，后又巡撫南贛汀漳諸郡，宦跡踏遍半個中國，最后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官至兵部右侍郎，同年罷官回鄉(xiāng)。范欽生性喜歡藏書，在各地做官時，悉心求購，辭官回鄉(xiāng)后，更是樂此不疲。經過多年訪求、互抄及朋友相贈，其藏書量已達到7萬余卷，為蓄其所藏，建造了“天一閣”藏書樓。
據傳，范欽在批閱藏書時，見到古書中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說法。他認為書最怕火，而水能制火，把藏書樓取名為“天一”就能以水制火使藏書樓永久保存下去而不被火所毀。所以，他在建造藏書樓時，上通為一取“天一生水”之意，下分六間取“地六成之”之意，同時在樓前掘一池，用以蓄水防火。池中的水與東面的月湖相通，久旱而不干，池名為“天一池”。因為古今中外，許多著名的藏書樓不是毀于兵災，就是疏于防火。天一閣的主人連取名時都考慮到防火的重要性可見其用心良苦。
至于天一閣藏書樓，能夠歷時440多年仍保存完好，這與范欽生前作了周密安排、定下嚴格規(guī)矩有關。范欽一直活到80歲，臨終時他把大兒子大沖和二媳婦（次子大潛已故）叫到榻前，把遺產分成兩分，一份是白銀萬兩，一份是全部藏書。結果，大兒子大沖體察到老父心情，繼承了藏書，被后人傳為佳話。此后，天一閣所藏的書籍不再作為財產分配，而歸家族共同所有，并形成了與家族公有制相適應的嚴格的管理制度。“代不分書，書不出閣”，要看書必須各房子孫云集，方能開鎖入閣。范欽的后代對天一閣藏書的保護制定了許多嚴格的禁約。至今，天一閣里仍保存著一塊禁牌，上面寫著“煙酒切忌登樓”，“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和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這種互相監(jiān)督制約的做法，防止了個人占有和輕易許諾外人入閣，避免了書籍的分散和流失。范氏子孫多為讀書人，守禮節(jié)、尊族規(guī)，以天一閣后人為榮。他們維修書樓，整理書籍，使藏書能夠流傳至今。
天一閣的主人為了保護藏書樓而制定了極為嚴格的規(guī)定，同時作為一份私家財富，藏書樓也是外人不可染指的。然而世代規(guī)約不是一成不變的，第一位破例登上天一閣書樓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黃宗羲由于人品、氣節(jié)、學問在當時受到全國思想界、學術界深深欽佩，在范氏族人范友仲的幫助下，出乎意料地得到范氏家族各房破例同意登閣閱覽。黃宗羲不僅細細閱讀了天一閣藏書，還為天一閣藏書樓整理編目作出了貢獻。六年后他撰寫了《天一閣藏書記》，深深感慨藏書久而不散之難，同時為天一閣藏書聚而不散發(fā)出由衷地稱贊，天一閣更蜚聲于學術界。從這以后，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guī)矩，但這條規(guī)矩的執(zhí)行還是十分苛嚴的，在此后近200年的時間內，獲準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十余名，他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民國時期重修天一閣時在書樓下?lián)Q裝的八扇木屏風上，里面刻的是黃宗羲所寫并由著名書法家錢罕書寫的《天一閣藏書記》，外面刻的是全祖望撰《天一閣藏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