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中國學校里普遍用羞辱這一種方式作為懲罰的手段，最最常見的就是罰站
作者：陳映芳（上海交通大學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教授）
近年來，有關中小學教師以不當手段對學生施行懲罰以致造成不良后果的事件屢見于媒體報導，諸如教師在學生臉上刺字、學校擅自拍攝并公開學生戀愛動作鏡頭等。其間曾多次引發(fā)過公眾的熱烈討論。在各種議論中，有人曾延用“體罰”概念來說明教師行為的不當，而最近有的討論者則提到了“隱私權”概念，試圖以此揭示問題之所在。但事實上，發(fā)生在學校內的教師對學生的懲罰行為，有許多并非肢體行為，而且對于受懲罰的不少學生來說，較之于肉體上的痛苦，更嚴重的是精神上的傷害。顯然，“體罰”概念無法涵蓋諸多的事實，而“侵犯隱私權”的指責似乎又難以確切地說明種種不當懲罰行為的目的及性質。
在我看來，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學校及教師本身，而在于“羞辱”仍舊是今天作為我們學校懲罰方式的一種重要而不當的手段。所謂“羞辱”，主要是指人們當眾進行的、以肢體動作或語言、文字、圖像等使他人蒙羞受辱的行為。“羞辱”有別于“體罰”之處在于它包括了非肢體動作的語言等手段，同時它以當眾性和使行為對象人格受辱為特征。
對于存在于中國學校教學中的老師對學生的“羞辱”行為，美國社會學研究者威爾遜（R.W.Wilson）早在60、70年代對臺灣地區(qū)的調查研究中，就敏銳而又驚訝地發(fā)現中國學校里普遍用羞辱這一種方式作為懲罰的手段，最最常見的就是罰站——它讓受罰學生在同學們的視線下感到羞恥。還有其它各種手段，如將成績不及格的同學的名字公開、讓全班學生模仿并嘲弄傷心哭泣的同學等等，不一而足。
當然每個社會都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懲罰手段，但是中國人采取了羞辱人、也就是讓人當眾出丑、丟臉的方法。教師們也都熟諳這種恥感懲罰技巧，以使學生順從教師的權威和團體的規(guī)范。
毋庸違言，威爾遜在臺灣曾經看到的，也正是我們的學校中普遍存在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羞辱”被用作為懲罰的方式，并不限于學校教學中。譬如在家庭內孩子的社會化過程中，“羞”其實是許多成年人常用的教育方法。而孩子們在被羞與羞人的行為中，通過“難為情”、“厚臉皮”、“不要臉”等概念，接受與名譽相關的“臉面”等觀念，并學習行為的規(guī)范和規(guī)則。
與此同時，“羞辱”作為懲罰方式，也廣泛地被用于社會的各個領域。人們常用羞辱方式來懲罰違反規(guī)范和規(guī)則的人，例如人們會用種種方法讓通奸者、小偷等當眾丟臉、致其從此無臉見人。在中國古代的刑罰中，有一種處罰便是在犯人臉上刺字?！靶呷琛边€常被用作為攻擊他人或進行政治斗爭的重要手段，從公開嘲弄到當眾凌辱，種種手段在歷次“革命運動”中有過極端的表現?？杀氖?，盡管我們可以聽到許多被害者對個人受辱經歷的控訴，但是，很少有人揭示出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羞辱”作為一種懲罰方式，在我們這個社會中，非但沒有被問題化，反而一直被賦予了正當性。舉例而言，在歷史電影里，大革命運動中工農群眾給“土豪劣紳”戴高帽子、拉他們游街示眾，一直就被演繹為“革命的”正當行為。同理，既然作為孩子們社會化的擔當者的教師一向慣于讓學生當眾丟臉，學生一旦“造反”起來，定然是仿而效之。
羞辱作為懲罰的方式，通常是以懲罰者與被羞辱者之間的某種權力關系或力量關系為背景的。而羞辱在給后者造成恥感、懷疑感的同時，會增強人們間的敵意。一旦社會的政治秩序亦即權力關系、力量關系發(fā)生變化，這種潛在的敵意就很可能轉化為公開的報復。海外研究中國的權威學者索羅門曾經說過：“傳統中國人對權威的態(tài)度，乃基于強烈的憂慮感，擔心一旦社會的適切權威關系崩潰后敵意的情緒就一發(fā)不可收拾?！?/p>
這種帶有預測性的論述，不幸已為中國社會的歷史一再驗證。遺憾的是，人們似乎并沒有從刻骨銘心的記憶和體驗中獲得太多。人格尊嚴之于人的心智健全以及社會整體和諧的重要性，連我們的教育者都還缺乏起碼的認知。
今天，社會的“現代化”已成為中國社會中一個迫切的公眾愿望。但是，如果沒有“人”的現代化，那么愿望永遠只能是一個愿望。道理很簡單，人既是社會的產物，也是社會的創(chuàng)造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將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作為懲罰方式的“羞辱”行為問題化，同時將學校教師羞辱學生的現象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已經是我們社會面臨的一個課題。這不僅是教育制度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將其作為一個涉及全社會基本規(guī)范的問題加以明確。只有在社會共識和規(guī)則制度（法律）的基礎上，才可能確保每個人的人格尊嚴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獲得尊重和保護，無論是成人或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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